关山月：我与国画

当我回忆起这些，连我自己也自问，当年万里行的勇气和决心从哪里来呢?有人读过我那两句诗——“曾忧泉水出山浊，砥砺终生幸自持”——也问我未负师望的原因何在?对这些问题，我总是一下子讲不清。约略地讲，我出生在革命发源地广东，又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在学生时代还参加过宣传抗战活动，也读过鲁迅先生的著作和邹韬奋先生主编的《生活杂志》等进步书刊。这些精神食粮哺育着我追求进步的愿望和爱国主义的思想，从而产生不满现实的情绪，对当时画坛的现状尤其不以为然。我从小虽也受过父亲“书香传世代”的影响，较多和较早地接触到传统文化，读古文，念诗词，看国画……但总和自己当时要求进步的生活理想和艺术思想抵触很大。我的兴趣在绘画，所以当我第一次见到岭南画派充满革新精神的作品时，耳目为之一新，马上便产生一种仰慕之情;特别是对高剑父先生的创新之作，无限敬佩。在当时他这位“革命画师”的革命精神感召之下，我得到了启发，找到了方向，曾自发地作过不少盲目的探索和尝试。又当我一旦受到他的青睐而且被免费收为徒弟时，我只觉得这是我毕生最大的安慰，也是最大的幸福!我无法抑制自己心情的激动，只有无条件地拥护他所提倡的革新中国画的主张，并把它作为自己坚定的信念而孜孜不倦地步趋实践。再当我离开高师而投身万里之行的途程，这个坚定的信念始终牢牢地维系住我，鼓舞着我。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离开了老师，等于离开了父母，处在旧时代，初出茅庐，艰难可以想见。没想到的是，我的抗战画展竟受到观众格外的欢迎。但这并不是说，我的艺术怎样高明，之所以得人心是所画出自抗战。因此我每每在画展时认识许多朋友，到处都意外地得到一些新交的鼓励与支持，特别是各地的进步文化人;他们都成了我的依靠力量和可靠后盾，我气馁时他们给我打气，有困难时他们扶我一把。每次画展，我都听取到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表扬和赞许我的。对于这些，我一直像荀子所云那样来对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诌谀我者，吾贼也。”回想起来，如果不是有这些新交故知，良师益友的指点和扶掖，在当时要行万里路是不可能的。

我的抗战画第一次在澳门展出，叶浅予、张光宇从香港来看，还邀请我到香港举行展览会;叶浅予在《今日中国》用两个版面发表我的抗战画，张光宇则在《星岛日报》为我出版了抗战画展专刊，《大公报》(香港)也为画展出版了专刊，还有不少进步作家为我的画展写了评介文章。当抗战画展在桂林举行的时候，夏衍同志在《救亡日报》为画展出版了特刊，但也竟有人写匿名信责怪夏衍对我的支持，为此，夏衍同志又曾为我写了一篇说公道话的文章，后来这篇文章还编入了他的杂文集。1944年，我的西北纪游画展在重庆举行，郭沫若同志专程来看了展览，对我的创作道路作了充分的肯定，并将他的评论，写成长篇跋语，吟成六首七绝，分别题在《塞外驼铃》和《蒙民牧居》两幅展品上。1948年我出版《西南北纪游画集》、《南洋纪游画集》时，徐悲鸿为画集亲撰并手书序文，对我的写生之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抗战期间，在我所走过的许多地方，我都举行了抗战画展或写生画展，其中在桂林、重庆、成都三个地方举行展览的次数较多，尤其在成都，我长住了三四年，举行画展达五六次之多。和“以文会友”一样，我是“以画会友”，在展览会上结识许多进步的文艺家，他们都鼓舞我再接再厉勇往直前，是鞭策我“砥砺终生幸自持”的重要力量。

在我赶脚的行程中，举行画展的过程中，还经常碰到不少实际困难。就说在澳门举行的第一次画展吧——真可谓万事起头难。我难居澳门时期是很狼狈的，常常要饿饭。要不是高老师资助，我是无法继续学画的。除了膳费之外，画画的开销也很大，两年积累下来一些作品，确是来之不易。为了清还欠债，为了筹划入内地的川资，便下决心开个画展，但开画展首先得花本钱，因为作品不装裱是无法陈列展出的。正在为此发愁时，就得到寺院里的慧因和尚慷慨的支持，他全部替我解决了展品的装裱问题。否则，所谓“万里之行”，确难“始于足下”。这位慈悲的大师，不幸前几年去世了，我以还未曾报答他的恩德而内疚。上段说过的在成都碰到的我被逼收展场租金的事，的确令人气愤。正巧这次画展的第一天，张大千先生第一个到展场来看我的画，一见面他就问我，哪张画定价最高，他要买，并立刻吩咐同来的人替他交了现款。我记得那是一张峨眉山写生画，价钱多少我忘记了，大约足够我数月的开支。当时自这画挂上张大千的红纸订条之后，许多不懂画的买主也纷纷争购我的作品。我正当流落异乡，像行脚僧一样靠自己的手脚来养活自己的艺术，而且正处在被逼债的窘境，大千先生于此时伸出援手，真叫我感激涕零!他是当地一个知名大画家，也是长辈，如此提掖后进，我至今还感铭不尽。1983年新春，美国休士敦贝勒医学院林文杰教授来广州，他说去香港后将到台湾看望张大千先生，我在他面前提起过这件往事，并托他带一个荣宝斋印制我画的梅花贺年卡给张大千先生，上面还写了祝艺术常青几个字。未想到只隔了不到一百天，大千先生就与世长辞了。我写了悼诗一首——“夙结敦煌缘，新图两地牵。寿芝天妒美，隔岸哭张爱。”——聊寄哀思于万一。大约1942年，陈之佛在重庆国立艺专当校长，他通过陈树人师伯动员我到艺专当教授。这之前，我在重庆举行展览时认识了赵望云，一见如故，一拍即合，约好了到西北去写生。于是，我便把教授的聘书退了。带着不久前刻好的一块“岭南布衣”的图章，以示矢志画艺，与赵望云一道，继续行我的万里路。赵望云是一位旅行写生很有经验和成就的专家，曾在天津《大公报》长期发表农村写生画，还由冯玉祥配上诗歌见报。从1943年夏至1945年春，我与赵望云在大西北走了一年多。由于我俩都有“行万里路”的志愿，互投志趣，互作鼓励，互相切磋，互为师友。他的真挚画友情谊，给我的帮助也很大。先是，若受聘艺专，为人之师只能是支出，囿于见闻，收获不会很大，而赵我相约，开拓大西北的天地，所扩展的胸襟与眼界，又岂可与当教授同日而语?一个人的事业成就，良师益友的关切固然起作用，夫妻伴侣的相助也很有关系。我妻子对我的艺术事业不但没有拖后腿，而且可以说，她对我的匡助是无微不至的。如果我的艺术有什么成就，应该有她一半功劳。就说万里之行吧，她一直伴随着我，处处无所不在，无论怎样困厄，从未听她叫过半句苦，反而给我安慰和鼓励，并千方百计替我解决困难。这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她把我的事业看作也是她自己的事业，因而艺术观点一致，甘苦沫泪相濡。想当年我俩相偕旅次西北，骑着骆驼或骡马驱驰于河西走廊之间，渴则啃瓜代水，饿则嚼锅魁充饥，有时还受饥寒交迫，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及至辗转到了敦煌，天天往佛洞里钻，如果没有她在旁打灯照明，在洞里当日阴暗的光线下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更休论我的七十余幅临品能一气摹成了。

在我以往寻找立锥之地的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扶助过我，有德于我的同行或非同行的前辈或朋友还很多。当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还特别记起当日来看我的画展的过往货车司机，他们多是广东同乡，往往靠了他们的热情帮助，我才得到从旅程的这站走向那站的方便，他们都是不留名字的良师益友。所有这些知名和无名的良师益友，我都从心底感谢他们，并学习他们做人的美德。

日寇投降后，我这个流浪汉的万里行告一段落了。1946年，我从四川回到光复后的广州。1947年，高剑父老师被任命为广州市立艺专校长，我奉师命参加了学校的教学工作，名义是教授兼国画科主任。这是我第一次从事美术教学工作，自然感到很不习惯，不时还留恋那些旅行写生的流浪生涯——“真山好水心头动，乐地欢天苦里寻”;“会情遇境狂图写，流水行云浪踏歌”——我好像已无法离开那种“苦味无穷，乐在其中”的生活;我已把我的诗句凝成了这八个字，并且曾把这八个字铭刻在石印上。终于，到1948年，我又到东南亚各地走了半年，把在国内多年来的写生作品带到南洋去展览，又画些南洋的风土人物画带回来祖国各地展出，互相交流。我是这样想，也这样做了。此行第一站是乘飞机到泰国曼谷，然后坐火车经槟榔屿，过吉隆坡达新加坡，半年来走了不少地方，总觉得南洋风光与塞外景色大不一样，印象非常新鲜。我最喜欢湄南河的水上市集，坐在芭蕾舞鞋般的木舟上游弋于市集上，晨风吹送阵阵的花香，入眼尽是丰硕多彩的亚热带瓜果，当地土人艳丽多姿的服饰，海岛风尚，异国情调，实在十分吸引人。我也喜欢泰北清迈的林区，那里有成群结队运木材的大象;槟榔屿海岸边上的椰林，特别是椰林下的夜市;还有当时的东南亚最大的植物园……沿途我画了不少速写，回来后创作了一批南洋风光画，这批画曾先后在广州、香港、上海、南京展出过，并在上海出版了《南海纪游画集》和《西北纪游画集》，高剑父老师还亲为这两本画集的封面题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