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乱草泥泞中寻找一条小路的人—方增先

人物画的秘诀是抓住要害

方增先的人物画之所以能在当时的画坛引起震动，直到今天也是研究学习的重要范本，得益于他对于人体结构的研究。早在当时的浙江美院留校期间，方增先就开始接触人体解剖与结构，用笔墨去抓人物的结构。

提起这段事，方增先时至今日仍非常自得：“解剖和结构是我非常注意的一个问题，这个形式结构的掌握，对画人物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就好像是秘诀，如果知道这几个要害在哪里，并且能抓得很好，其他部分就能够放开手画了。”

对于这段探索，最为遗憾的是“文革”中期方增先人体结构研究图谱原稿的遗失。当时浙江美院要编写一本人体结构图谱作为教材，方增先到浙江医学院的解剖室，历时半年多画成人体各部位的体块和运动时所形成的体积状态，全部画稿用木炭笔以线勾出，再加少许皴染而成。虽然草图另外由人用钢笔仿制后出版，但原图从此不见踪影。这是方增先在人体结构研究中终生的遗憾，也是中国人物画现代研究中的一大缺憾。

苦行僧般的高原写生之旅

在经历过“文革”期间人体结构图谱的研究、《唤起工农千百万》的油画水墨画尝试、《艳阳天》的水墨插图后，方增先的写实人物画也随着时代遇上了西方现代艺术与当时流行的唯美主义倾向的双重冲击而被边缘化。“往前走，走出一小步，也比停在原地好。”在这个理念的支持下，方增先在对传统重新研习后，开始了高原写生之旅。

从1983年开始，一直到他60多岁，方增先几乎每年都会去大西北，而对于这批别具生命力的作品，方增先提起来就特别兴奋：“在路上遇到感兴趣的藏族人，就在草地上坐下来，当场展开画卷写生，都画的比较大，有着真人大小。”虽然方增先总是谈他的作品，对于当时写生时的苦楚也只是淡淡的“我还好，没有太大的高原反应”，但记者从其家人处得知，方增先有着严重的肠胃过敏，每次上山写生回来人都瘦得不像样了。60岁以后，常常是回到上海后许久也无法复原，甚至数月不起。

在这种苦行僧般的艺术修行中，方增先迎来了画风的一大转折：从习惯的写实手法转向了笔墨与写意的追求。而荣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银质奖和“齐白石奖”的《母亲》，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八十老汉去开荒”

方增先的作品，每隔几年，总会给人以全新的面貌。对于这种探索，方增先坦言：“画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在几年之后，如果还延续着画，就会感到没味道。”因此“特别是作为最终表现的笔法、墨法，会不断地变”。

面对当下的人物画创作，方增先提出自己的见解：“绘画必然受到文化、历史的影响，中国人物画未来的发展，其基本方向和路线我觉得离不开中国的民族传统，另搞一套，把西方的人物搬过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又不能完全避开西方的现代艺术，尤其是现代的形式构成方面有一套很规律化的研究成果。这些我们必须学，然后再和我们的国画传统结合起来，用在创作中。”

在《母亲》之后，方增先投入到古装人物、古代文士的创作，开始对形式的追求。“画画实际是一种形式，作为表达也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形式变来变去，最后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使表现力更强。”一如他的闲章“知也无涯”，方增先在水墨之路上苦苦跋涉。

在现代艺术中走了一圈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方增先又回到了传统笔墨中来。方增说：“要用画画去写字，用书法去画画。画画用笔，不是去描的，而是去写，要强调笔法，用书法的笔法去画画。笔法在绘画里比书法更复杂、更微妙。”

在对书法和线关注的同时，方增先又开始了积墨人物的探索。“黄宾虹画山水，不是一遍两遍，有时要画20多遍，我在画人物画的时候，也开始这样一遍遍地积墨，一次出来的效果和很多遍叠加起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它的层次多了，也就更厚重了。”方增先说。

虽然因为年龄问题，方增先说“现在画的少了，书法写的多了”，但他那种“八十老汉去开荒”的精神，让他从没有离开笔墨，更没有停止对人物画发展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