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的“背叛”与简约的神秘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西方现代艺术发展的井喷期，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流派纷纷登场。这些不同流派的艺术观念和表现形式至今仍对世界艺术发生着影响。近日，中国美术馆先后推出了“图与词：马格利特以来”和“维尔纳·贝格——从表现主义到波普艺术”两个学术交流展，为中国观众梳理和解读了马格利特对于超现实主义的哲思以及深受表现主义影响的维尔纳·贝格对其个人艺术风格的执著探索。

马格利特：

“烟斗”背后的哲思

雷内·马格利特是20世纪比利时最杰出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西方现代艺术史上对“图与词”命题的关注，最早便要追溯到他在1929年12月发表的《词与图》宣言。

图与词——绘画与文字之间的关联，是现当代艺术史上一个独特的命题。在1920年代末超现实主义氛围的欧洲，马格利特对图与词的关系做了深刻思考。画面中物品真的就是这个物品吗？马格利特将语词引入画面，质疑事物的指代与事物本身的关联。如在他1929年的名作《图的背叛》中，画面烟斗下方写着“这不是一个烟斗”——艺术家利用画面与文字各自所指的矛盾，表达了“物与其再现之间，鲜有联系”的哲学观点。在他看来，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的图像，其实毫无具体的现实性可言。马格利特以幽默的方式打破了观者的常规逻辑：这是一幅描绘一只烟斗的画，是一个烟斗的形象符号，而不是烟斗本身。马格利特虽然用写实的技法来处理画面图像，但这种表现方式与古典主义和写实主义迥然不同。在马格利特看来，人的眼睛只是一面错误的镜子，因为他所得到的只是自然的幻影，而不是自然本身。世界上没有眼睛看得见的“真实”，因此绘画的“真实”只是图解了人眼睛的幻觉而已。

马格利特关于图与词的哲思，曾引起了许多哲学家和艺术家的兴趣，以至于像福柯这样的哲学家也曾以此著书。在此次展览中，《本义》、《图的背叛》、《微笑》等马格利特的油画与素描手稿，创作时间前后跨越几十年，充分展现了他在创作生涯的不同阶段对“图与词”命题的不倦追问。展览通过原作与文献的多媒体展示，为接近这位西方现代艺术史上重要的思考者、实践者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

诗歌与理论、艺术实践与艺术批评、艺术与金钱及博物馆权力等一系列问题均由马格利特的“图与词”思辨展开。展览在呈现马格利特及后代艺术家托林克斯、比斯穆特、古斯等人的创作探索的同时，还邀请了具有代表性的14位中国艺术家参加展览，他们有关“图”与“词”的艺术创作与比利时艺术之间形成了跨域历史的对话，从张培力、周铁海、王冬龄等人的作品中，观众可以看到马格利特哲思的深远影响。

维尔纳·贝格：

简单生活 简约艺术

维尔纳·贝格生活在奥地利，他的创作稍晚于马格利特，也没有像马格利特那样产生广泛的影响并为人熟知。但他的创作经验和艺术观念却不会让中国观众感到陌生。回归乡土，画面简约，意蕴深厚，维尔纳·贝格的油画，不难让人联想到传统的中国文人画。

1904年出生的维尔纳·贝格，在经过贸易与经济学的专业学习后转而学习艺术。26岁时，本可以拥有高收入工作的贝格夫妇购买了鲁塔农庄，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他们一直过着既当农民又当艺术家的生活。对乡村生活的热爱，让维尔纳·贝格找到了创作的方向和灵感。在维尔纳·贝格开始从事艺术创作的1930年，西方艺坛已经拥有很多流派，他在尝试各种创作并深受表现主义艺术影响之后，决心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之后，他选择了回归自然，通过亲近乡村里人和回归简单生活来完成自己的艺术道路。他的外孙、维尔纳·贝格美术馆馆长薛荷说，维尔纳·贝格在质朴简单的农村生活中，感受到艺术也应如自然一样简单、纯粹，才能够焕发出更有深度的美学意蕴。

与马格利特的观念有某种相通之处，维尔纳·贝格也认为，简单明了地表现事物的本质要比在画面上故弄玄虚更加具有神秘感。他善于用简单的线条和色块来描绘人物和场景，同时在简约、单纯的画面背后流露出深刻的思考和诗意的情绪。

维尔纳·贝格常采取近处取景的手法，不论风景画、人物画还是静物画，作品主题都直逼画布边沿，甚至有跳出画框的视觉效果。他用色清冷神秘，惯于采用普通色调，使作品醒目。此外，木刻版画也是他重要的艺术形式，其笔下的人物个性鲜明，象征意义强烈，并且个个别出心裁，从不墨守成规。维尔纳·贝格于1981年在农庄的画室里寿终正寝，虽然他的作品不像后来的波普艺术那样以商业价值为目标，但他对画面的简约处理，与波普艺术的追求却十分契合。

无论是与马格利特思辨“图与词”的关系，还是游走于维尔纳·贝格的神秘乡村，观众在认识西方现代美术历史的同时，对现代绘画的意义和优劣，也将得出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