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  事

　　红画兵到《毛主席去安源》

　　到1967年春末，中央工艺美院的文革运动中的两大派东方红、井冈山基本形成，但与外面比起来，应该说派性斗争不是太激烈。有的同学忙于搞调查，搞大批判，有的也忙于“派”的活动，也有观望者。我虽然也算井冈山的一员，但对“派”斗没有兴趣。大约是五月初，与印刷系几个同学闲聊，议论到北京街头几个路口的大宣传牌上张贴的派性大标语太没意思。当时有句话叫“占领阵地”，我提出： “我们应该去占领这块阵地，把这些大宣传牌画上宣传画，把派性标语挤出去”。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好主意。但那么大的宣传牌，如何“占领”是个问题。大家认真起来，七嘴巴舌一通讨论，最后统一意见：在学校把画画好，再到现场拼接起来。说干就干！印刷系几个同学帮我在印刷系二楼大教室地上铺满白纸，找到一幅木刻主席头像，仔细按纸张数画格，由我执笔，用木炭放大到每张白纸上，印刷系的同学帮着填墨。从下午开始，到晚上9、10点钟终于完成。同学们又搭起几层桌子，爬上去看效果，因实在太大，也没看出究竟。同学们热情极高，提议马上去张贴。把画好的纸编号按顺序卷好，找来三轮车和学院的大竹梯，又找到一个半新的垃圾箱，装满糨糊，带着扫帚，一行10多人连夜奔西单路口而去。

　　到了现场，把六、七米高的竹梯架在宣传牌上还到不了顶，同学爬上去试了一下，手举扫帚刚刚可以到顶，经现场一番讨论后开始张贴。我记得是彭涛争取到第一个上梯的“美差”，一手举着沾满糨糊的扫帚，一手扶梯，爬到梯顶，梯子忽忽悠悠直晃，人身几乎完全贴在牌子上，像杂技演员一样，非常困难地举起扫帚刷糨糊，几个来回，人头、脸、身上都是糨糊，完全成了一个糨糊人。从牌顶往下刷好一条糨糊后，再按编号一张纸一张纸往上贴。贴纸也不容易，每贴一张要爬一次高梯，还得贴正拼好，很不容易，大家争先恐后地争取这最困难的工作。我记得胡欣荣、彭涛、张大成、张志军等成了爬梯刷糨糊、贴纸的主力（现在记不清这幅画共用了多少张纸），一遍一遍地爬上爬下，一张一张的贴上去。一直到第二天早上7、8点钟，一个巨幅毛主席“木刻头像”完成了！正是上班时间，牌子下面围着黑压压一片惊愕的人群，一片惊叹声。整整贴了一个晚上，20个小时左右没有休息，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没有一个人喊渴喊饿，当见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群众的赞许和夸奖，心中只是充满喜悦和自豪。这就是中央工艺美院大画的开始。

　　之后大家热情更高，不断总结经验，印刷系的老师建议用印刷用的滚筒纸，刷糨糊用高竹竿接好的毡辊……。印刷系同学把北京几个主要路口大宣传牌的尺寸（高约6—10米，宽约15—20多米）测准掌握在手中，效率越来越高。完成创作、绘制任务的主要有我、王晖、赵大服等。 教师李永平也参与其中，他不起稿，直接拿着毛笔，镂空写出大片整齐、规范、漂亮的色底儿白色美术字，那功夫令人叫绝。印刷系同学是贴画主力，各系也有很多同学去贴过大画。这就是当时中央工艺美院井冈山红画兵的状况——没有纲领，没有宣言，除一些骨干，也没有固定、准确的组织人员，完全凭一群人的自觉和热情。一张一张大画陆续张贴出去，一时间工艺美院的大画成了北京街头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到一九六七年五月底，学院组织同学下乡支援麦收。到京郊的当天晚上，刚脱了衣服上炕睡觉，学校派人将我和王晖从被窝中叫起，原来工艺美院的大画引起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注意。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要来中国访问，中央要求在他到来之前整理一下北京市容，市革委决定：由中央工艺美院红画兵，将从机场到钓鱼台一路的主要路口，十一块大宣传牌都画上大画。还要求将画稿送上级审查批准，只有几天时间，任务之重令人瞠目。容不得推辞，容不得讨价还价，靠我们红画兵原来几个人无论如何也完不成任务。平时有几个同学很羡慕我们画画，简单商量一下，决定把孙为平、蒋成阡等人也请来。然后找到他们穿好衣服，打起行李，连夜返回学院，开始紧张的构思、构图……，十一幅画稿送审，批准，都是在高速的运转。当画稿通过后只有三天时间绘制正稿。作了分工后，大家全力以赴。这三天，不少同学没有去食堂吃饭，买回馒头，就着咸菜，弯着腰（大画全是铺在地面上），边吃边画。渴了，嘴对着自来水龙头喝一气……。这三天三夜，我一点觉没睡，连坐一会儿的时间也没有，完全顾不上休息，也顾不得累。当最后一幅画即将完成时，心中一喜，紧绷的神经一下松弛下来，不由得身子一歪，倒在画上睡了过去。只剩下我睡觉的这一块没涂颜色了，同学们叫不醒我，摇也摇不醒，最后捏住我的鼻子将我憋醒。贴画现场也是连轴转，按要求时间的最后一刻，全部完成任务。那时我们都年轻！有精力、有热情、有理想、也有干劲！

　　不多久，北大、人大等搞党史的老师、同学发起举办“毛泽东思想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到工艺美院邀请四个人参加展览工作，井冈山办公室孙国栋同学接待了来人。之后，孙国栋到红画兵同我们商量人选——出三个搞设计的，由建筑系王铁成、王玲、付万成去。因听说一个搞油画创作的要去安源体验生活，我非常想去，可李永平老师和王晖以我是红画兵主力而不同意。孙国栋提出：“得选个硬手，去了别给我们工艺美院‘拉稀’！”商量的结果，决定叫装潢系赵大服去。分别征得本人同意，三个搞设计的人先去报到。搞创作的人等通知，等了些日子没有消息，赵大服 回了大连老家。那时没有电话，想拍电报又不知他家地址，没办法找到赵大服 。“安展”又急催搞油画创作的人去报到，讲一两天就要去安源。我们商量来商量去，这次没找出合适人选，李永平、王晖只好同意我去。这是1967年6月底。我去“安展”驻地——革命博物馆报到，第二天出发去了安源。分给我是创作油画《毛主席第一次到安源》，即后来的《毛主席去安源》。到安源体验生活、收集素材近一个月。回到北京，参与“安展”创作的人开了一次草图观摩会，然后分头创作。有人回到自己单位画，我怕回工艺美院有红画兵的事干扰，就吃住在革博完成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完成的时间是1967年9月底，前后整整三个月。之后我又应邀去了江西……。

　　我离开红画兵后，王晖等继续大画的创作、绘制，越画越好，越画影响越大，一直到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大会堂边的大牌子画上油画——《五个里程碑》，这幅画是王晖完成的。

　　2006. 3. 13

　　（上文发表于2006.9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出版的《五十情怀》编委会所编《50情怀—记忆中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56—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