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堂闲言——戴卫访谈录

问：戴卫老师久闻您的大名，今天有幸采访您，我代表读者很想听听您在绘画艺术方面的高见。

答：其实画家是要用作品来说话的，用画来说话最能说明问题。今天只能是闲谈，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些问题。

问：听说在您少年时代，您的家乡就有人称您为神童，是这样吗？

答：有这么一个说法。但过去还有一个说法，说“10岁的神童，20岁的才子，30岁的庸人，40岁的老不死”，我早已年过花甲，但我不是老不死，为什么呢，我从小就不画儿童画，画的都是成人画，我现在翻看我少年时期发表的画，是配合报刊宣传画，画大跃进，大炼钢铁，前苏联的宇宙飞船上天等。当然也画我周围的事物，如画风景、画动物，见啥画啥。有时寒暑假我干脆就在报社值班，还经常顶夜班作题花、画插图，简直就是一个童工。但不少美术编辑也成了我最好的老师，所以我一直是跟着成人的路在走。

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是否无形中正如你现在经常讲的，中国画是一个功夫型的绘画？

答：英国艺术评论家爱伦堡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一个画家的成熟像树木的年轮一样缓慢。我觉得中国画尤其如此，它的蒙养，它的积累，要继承，又要发展，要经过千锤百炼，在漫长的绘画史中也许能留下那么一点点自己的东西，也许什么也留不下。所以说这是一个艰苦的、漫长的历程。

中国有成就的大画家，大多是大器晚成。李可染先生80多岁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应该说是他的告别展览。他称自己为“八十蒙童”。他说他是苦学派，他说他再有一辈子他都有学不完的东西。齐白石在接近70岁的时候，才开始“衰年变法”，就是因为有“衰年变法”才会有今天的齐白石。张大千是在法国搞个展时，受到毕加索的揶揄之后，才开始画泼彩，才有了一个具有自己面貌的张大千。黄宾虹、陆严少他们都是在之年以后，日渐成熟老辣。我的老师黄胄也曾提到画家的长寿问题，他说长寿对于一个画家至关重要。因为中国画是功夫型的绘画。

问：从少年时代起你就没有停过你的画笔，这几十年里，你经历过社会的动荡与人生的风雨，你有没有哪怕是一瞬间想要放弃画画的念头。

答：也许我对绘画的热爱是与生俱来的，记得我6岁时，父亲曾问过我，如果再打仗，你带什么走，我非常坚定地说我只带笔和纸，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画画。可以说我这一辈子对待艺术是报以赤子之心，在最困难的时候父母虽然是爱我的，但也不能救我，唯独艺术能救我。所以三年自然灾害，我靠给报刊插图的稿费，出去写生，买高价粮充饥。美院附中后我下乡当知青，一当就是六年，然后在农村结婚安家。如果不是我能画毛主席像，军代表是不会破例把我们夫妇二人从农村调出来工作的。我在大凉山工作九年之后又是因为省出版社急需能画插图的人把我调回了成都。回成都之后又是因为在国画方面崭露头角，黄胄才点名要我去北京参加中国画研究院的人物创作班，也就是在那儿我才有机会得到蒋兆和、叶浅予、蔡若虹、黄胄等名师指授，并结识了周思聪、刘文西、刘大为、张道兴、李延声、刘国辉、杜滋龄、杨力舟、王迎春、史国良等一批当今依然活跃于画坛的同窗画友。之后又是因为中国画方面的一点成绩，调进四川省诗书画院工作至今，成为一个衣食无忧的专职画师。当然为画画我也曾吃尽苦头，文革前在美院附中因为画画成绩好，被作为白专典型，被批判。我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决定下乡当知青的。然而在文革中，又因为我曾为艾芜、李伏伽、马识途作过插图视为四川“三家村”爪牙被揪斗。那时我不过二十出头，满腹委屈，几乎想不开。但就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也不曾有过放弃画画的念头。一次出国办展，在归途的飞机上，我曾与同行的朋友说过：“如果我下辈子‘转世’为人，我仍要当画家。绘画这个东西最没有语言障碍，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年龄的人群中，如果你用画来与他们沟通，都会得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问：听说你从发表作品至今已有50年，你一开始就画中国画吗？

答：我少年时代第一次发表作品是1956年的“六·一”儿童节，那年我才12岁。距今正好半个世纪。

我曾经涉猎过雕塑、剪纸、木刻、连环画、漫画、水粉画、插图、书籍装帧。当然在这些基本功的锻炼过程中，素描、速写是少不了的。记得读美术学院附中时，我常常是整个假期都呆在学校里。为什么呢，我的目的是要攻解剖，想办法和老师搞好关系，拿到解剖室里钥匙，我就成天呆在解剖室里画，画人体骨骼结构和人体肌肉结构。现在看到过去所画的东西，我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当时我全身心的投入艺术，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在出版社工作的那些年月，我曾从事美术编辑工作，包括为中外名著作插图，如为老舍、茅盾、巴金、曹禺、李人、艾青等名家的书作插图。因为我的造型能力强，在当时的出版界脱颖而出。得了不少奖，人称“获奖专业户”“男子单打冠军”，当时的奖状就有两纸箱。可以说这些奖只是花了我的大量时间，一点都没有让我费脑筋，有时偶然为之，也能获大奖。为此觉得没劲，我不想再踢这个小球，我想去玩大球。于是，我在1989年秋天，毅然决定离开了出版社，调到了四川省诗书画院，这对于我来说是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

我曾经酷爱过一段时间油画，但1972年我到北京参观全国美展，那个展览应该说是文革中的一次大型展览。与此同时，我还去参观了故宫藏画展（这是文革后首次展出）。故宫藏画展看后，可以说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当时我就暗暗下决心戒油画，画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