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專家杜?鬆：鐘情另一種古史

　　杜?鬆肖像 羅雪村繪

　　楊雪梅

　　故宮的承乾宮屬於東六宮之一，寬闊的兩進院，典型的黃琉璃瓦歇山頂，檐下斗拱重重疊疊，春季梨花肆意盛開時會讓人想起后宮的種種傳奇。不過，如今這裡是青銅器館，陳列著故宮博物院保存的上萬件青銅器。

　　1962年，杜?鬆來到故宮博物院，協助著名的古文字、青銅器學專家唐蘭先生工作，不久便和一批年輕人在唐蘭的指導下進行青銅器館的展陳。算起來，78歲的他與故宮的青銅器打交道已經50多年了。

　　青銅文化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早在距今約4000年前的齊家文化時期就零星出現了青銅器，夏鑄九鼎也並非全是傳說，二裡頭文化時期確有非常精美的青銅容器誕生﹔而以殷墟為代表的晚商青銅文化博大精深，也標志著中華文明的禮樂制度已然成型。和別的博物館不同，故宮博物院的青銅器自成體系。自漢代以來，地不愛寶，青銅禮樂器便時有出土，當時即被視為國之祥瑞，成為皇家的重要典藏。宋代作為我國金石學的第一個高潮，對青銅器的研究已經成為專門化的知識，將宮中所藏編成了《宣和博古圖錄》﹔清代乾隆年間，則將宮中藏器編成了《西清古鑒》《寧壽鑒古》等圖錄。故宮博物院的青銅器藏品在清宮舊藏的基礎上不斷充實，現有歷代銅器1萬余件，其中具銘文的精品1600余件，是藏品最多的博物館。

　　“故宮的青銅器您最喜歡哪一件？這上萬件青銅器都上過手嗎？”我像許多人一樣羨慕地問杜?鬆。其實我知道，這些青銅器，杜?鬆反反復復不知研究過多少遍。每調 整一次展覽，就要把它們重新審視一遍，“那些主要的、重要的青銅器，它們的形象、銘文內容早已經在我的腦子裡扎下了根。”

　　豐富的藏品為杜?鬆從事古文字考釋、器物考証提供了許多便利，在老一輩學者的指引下，他的學術研究漸入佳境。令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他1980年發表在《文史哲》雜志上的一篇關於司母戊大方鼎制作年代的文章。

　　司母戊大方鼎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銅器，學界對它的制作年代一直有不同觀點。“要判斷一個器物的年代，主要是通過它的地層關系和它的器物組合，但司母戊鼎都不具 備。殷墟有200多年的歷史，經歷了8代12位商王，大致可以分為4個時期，每個時期的器物都有不同的特點，當時考古界主要傾向於定在后期。”

　　1976年春，安陽殷墟小屯婦好墓一次性出土了幾百件青銅器，其中兩件大方鼎上有“司母辛”的銘文。這3個字讓杜?鬆想起了“司母戊”。“每一時代都有每一時代的 風格。拿方鼎來講，年代越早的方鼎，腹部越深，腿也細高，晚期的腹部就變得淺一些，腿變得粗短一些。同一時期的青銅器在造型、花紋和鑄造技術上應該是一致的，尤其是銘文的書法特點更應一致。”

　　通過多方面考察，杜?鬆認為應該把司母戊鼎的年代，定在殷墟第二期即武丁時期，他認為“戊”應該是武丁的配偶，司母戊鼎應該是武丁之子祖甲為其母所制，與婦好墓的司母辛鼎屬於同一時期。后來，國家博物館還做過科學實驗，結果証明兩者確屬同期。

　　杜?鬆成為青銅器的研究大家，還得益於上世紀90年代的文物摸底工作。當時全國文物鑒定專家組成立，杜?鬆作為青銅器組牽頭人，對全國博物館的青銅器進行鑒定。“每年的春秋兩季到各省去看，行程幾萬裡，整整跑了7年才基本完成全國各地一級品的鑒定工作。許多放在博物館地庫裡不為人知的青銅器，其實都是驚世之作，通過我們的鑒定成為國寶級文物，那種喜悅是不可復制的。我們的收獲自然也是巨大的，全面了解到不同區域的青銅器的特點，對中國青銅文化的多元性、開放 性都有了非常深刻的再認識。”

　　不過知情人都知道，那7年，因為頻繁接觸青銅器，杜?鬆得了很嚴重的皮膚病，兩隻胳膊對銅鏽嚴重過敏。1998年，杜?鬆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朱? 基總理親自為他頒發了聘書。作為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大專家，杜?鬆多次赴美國、法國、日本、韓國等國家進行文化和學術交流，多次參加或主持國際或國內的學術會議。不過他說，他現在最享受的還是研究一些自己想研究的問題，寫一寫小小的論文。他也很懷念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校當 老師的時光——因材施教，授人以漁，桃李滿天下，人生最大的成就莫過於此。

　　如今，偶爾到外地出差，杜?鬆還是會去當地的博物館參觀。也許他曾經鑒定過的那些青銅重器就靜靜地陳列在博物館裡，向南來北往的觀眾傳遞著中華文明的基因密碼，講述著文物承載的另一種古史。那正是他對其鐘情一生的原因。

　　[專家簡介]

　　杜?鬆，北京人，1937年生，196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青銅器和金文研究專家，研究內容涉及史論結合、古文字考釋、器物考証、考古類型學、文物保護、科技考古等多個層面，代表作有《中國青銅器》《青銅器鑒識》等。

　　《 人民日報 》（ 2015年11月05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