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畫，我之所經歷與思索

我少年時有過一個美好的文學夢，卻在16歲那年早早地破滅了。因為家境困躓，初中畢業后，父親明確要求我報考不用花錢的學校，我於是不識淺深地投考了浙江美院附中。待到入學開課后才弄明白，這所學校雖然免費，卻實在不是“省油的燈”，素描、水彩、水粉、國畫、實用美術等等專業課程需耗材料的費用，多次壓得我差點輟學。又因自己繪畫基礎薄弱，學得也非常吃力。

附中第一學期就有國畫課，我的第一幅國畫就是臨摹周昌米老師創稿的白描水仙，不知重復了多少遍，也沒把那三片長長的水仙葉子畫挺拔。國畫好難！我幾乎要失去信心。但周老師真數得上是“爭奪下一代”的高手，他不厭其煩、循循善誘，起初愛好素描的我，卻不知不覺心甘情願地上了他的船。他能給我們講許多有趣的國畫故事﹔幾筆就能畫出一隻雙眼皮眼睛、一隻結構復雜的耳朵或鼻子﹔頭發胡子怎樣才畫得蓬鬆，衣紋線條組織應該怎樣虛出虛入和來往呼應等等，他都有自己摸索出來的一套訣竅，使我興趣盎然，印象深刻，甚至至今都還能背得下來。因此到四年級分專業班學習時，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國畫班，在周昌米、張品操老師熱心指點下，大致掌握了花鳥、人物、山水臨摹和寫生的基礎技法。

特別幸運的是，進入附中的第二年，因同班同學張序材引導，我有機會接觸到吳茀之先生，緊接著又因吳先生的介紹拜訪了潘天壽先生。當時我才17歲，對中國畫剛產生興趣，卻找不准入門的路，因此隻用對開的元書紙想當然的臨了幾幅吳昌碩、齊白石和潘天壽的畫攜去請教，潘先生一見就說：“昌碩先生、白石老人和我的畫都不能臨，因為我們這些人風格太明顯，基本功都化掉了。初學畫畫要從基本功入手，最好還是學《芥子園》。我就是從《芥子園》出來的。”於是我用一個暑假的時間，把《芥子園畫譜》中的梅菊蘭竹、花卉、山水樹石細細描了一遍。說是“描”，因為我臨的紙幅實在比32開本的石印畫譜也大不了多少，除了描摹圖稿的結構之外，根本談不上筆墨的運用。但好處是對石分三面、樹分四枝、交鳳眼、破鳳眼、個字介字等等，總算有了些基本的概念。

認識吳茀之先生以后，我幾乎每周都會去他家，幫他磨墨理紙，看他作畫，

聽他談畫史畫論，偶然也帶上幾幅習作請他指點。他對我那麼稚拙的東西居然毫不嫌棄，看得非常認真，甚至對我題在上面的字句都不放過，耐心給我批改或示范﹔有一次還專門翻出蒲作英寫的“深思立身道，快讀有用書”的對子，並說起他當年在福建與幾位朋友詩酒相酬的經歷，告誡我要趁著年輕抓緊時間讀書。因為耗不起紙，我在附中主要是畫工筆畫，而潘、吳兩位先生都擅意筆，所以我很少有機會拿作品去向他們請教。但他們的教育和引導，對我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在附中經濟壓力不堪重負的那段時期，曾經私下活動過轉考杭州大學中文系、去杭州汽車發動機廠當學徒工，甚至去淨慈寺做和尚。轉考杭大的事不知怎麼被老先生知道了，吳茀之先生把我叫去，究問原因，我隻說愛好文學，不肯說是經濟困難。吳先生叫我去征求一下潘天壽先生意見，潘先生則樂呵呵的對我說：“你知道杭大中文系是學什麼的嗎？他們是學主語謂語的。閱讀和寫作方面，我們學校比杭大的要求還高呢！”如果不是潘、吳兩位先生的及時勸阻，我可能由此脫離了繪畫的軌道，因為與我合謀的另一位同年級同學，就成功地轉考了浙師大中文系。

在浙江美院附中期間，對我學習國畫影響很大的還有盧坤峰兄，他比我高四屆，吳茀之先生介紹我們認識時，他還只是大二花鳥專業的學生，而工筆、意筆的水平都很高，成為我當時心目中的偶像。記得有次我問吳先生：“盧坤峰的畫能找出缺點來嗎？”竟讓他老人家驚愕了好半天說不上話來。提問的幼稚可笑是顯而易見的，但也足以見出那時我對坤峰崇拜的程度。我當時的工筆花鳥、蘭竹，很大程度上都是跟他學的﹔即使在后來的一個相當長時期裡，我也不斷地接受著他的影響。他當時對我說的“基本功不能欠債，欠了債終生都還不清”、“畫工筆時要有寫意的感覺，不能小家氣﹔畫意筆要像工筆那樣准確，不能有草率氣” ，這些理論我至今記憶猶新，仍以為是道著學畫關鍵的至理名言。同處一個校園，我有很多機會看坤峰作畫，遇有我喜歡的，他就會非常大方的送給我，我就把它當作學習的范本。這樣七、八年下來，到1969年畢業離校時，我積累他畫的工筆意筆大幅小幅各類作品百餘幅，可惜其中絕大部分后來被一位姓葉的東陽籍教師借去，始終要不回來。

附中畢業時，我倒是真心愛上了中國畫，希望能上國畫系學習花鳥或山水專業。當時在潘天壽先生主持下，浙江美院國畫系正受命創辦新的書法專業，花鳥、山水、人物專業都暫停招生，我隻好選擇離校參加工作，因為當時我確實看不出專業學書法能有什麼前途。而潘、吳兩位先生卻堅持叫我報考書法專業，潘先生還特別認真的對我說：“你真想學好中國畫，先學五年書法是不會冤枉你的。我怕的倒不是你現在不想學書法，而是學了書法以后不想畫畫了呢。”正是由於先生的這一席話，自進入書法圈40多年來，我一直提醒著自己不可在中國畫學習上懈怠下來。

1980年代突然興起了書法熱潮，而我因為有國內首屆書法專業本科畢業的身份，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投放在繪畫上的精力相對減少，有時書法界的好友偶然見到我作畫，還會開幾句“和尚想吃道士飯” 之類的玩笑。但我並沒有放下畫筆，只是把人物畫放棄了，山水畫則偶而為之，主要精力集中在花鳥畫上。在與坤峰的交往中，我發現他的畫風已從多方向探索中逐漸壓縮，開始了自身的優勢整合，這是一個畫家走向成熟的標志，而我對前路卻茫無適從。

於是我經歷了近20年艱難的思索和尋覓。

我回憶起1962年吳茀之先生畫室中的一個場景：潘天壽先生一邊站著觀賞吳昌碩的畫作，一邊不停地自言自語：“可望而不可及，可望而不可及呵。”我請潘先生為我解析，他就指著畫中的一片荷葉對我說：“你看，那麼多年過去了，這墨色還像剛畫上去似的，好像還繼續在化開來。”我當時深信不疑。現在細想起來，這只是他唯一能與一個附中學生說得明白的地方，而不是他“可望不可及”的主要內容。吳昌碩喜用羊毫，而且我聽諸樂三先生說，曾親見吳昌碩把蘸飽的墨吮蓄在口中，由於唾液的作用，所以畫出的墨色格外豐富。潘先生曾師從吳昌碩，知道吳昌碩喜好羊毫，而且諸樂三先生舉此軼聞，潘先生也在場。而潘先生為什麼反其道而用之，不用柔性羊毫，而喜用最強硬的石獾筆呢？

1990年在浦江縣舉行的一次吳茀之藝術研討會上，吳戰壘兄提出“吳茀之是一位極富詩人氣質的藝術家”的觀點。我表示強烈贊同。因為戰壘的觀點，一下廓清了我以往多次侍吳先生作畫過程中一直無法釋懷的疑惑：吳先生“大膽落筆”的良好開局有時為什麼會在“細心收拾”的過程中產生不理想的結局？結論應該是吳先生雙重身份沖突的結果：他以詩人勃發的情感進入創作，而以教育家的理智收拾作品。二者各有所長，卻終不可兼得。我的這番即興感言，也立即得到了戰壘兄的認可。

於是在我思想上形成了這樣一個認識：在藝術創作中，隻能揚長避短，不能取長補短。后來作為一個觀點發表在我一篇有關書法的論文中。

我在畫畫方面能有什麼長處呢？我專業學過幾年書法，應該對作畫的用筆有所幫助。書畫同源、以書入畫，是國畫界之共識，但現在真正能付諸實踐的卻甚寥寥，而且我所目見當代畫家們的書法，大多倒是以畫入書，不是“寫畫”，而是“畫字”，我是不是可以選擇以書入畫作為突破口呢？

然而知易行難，具體實行起來卻遠不如提出構想時那麼順暢。我在書法專業學習時，作為主流書體的楷書和行書，都是由朱家濟先生執教的，朱先生是沈尹默的高足，寫得一手精美的王字，當時被潘天壽先生稱作 “真正的書法家”，但這個套路不但與我當時想走的大寫意畫面不易協調，而且在當代書法界也倍受冷落。因此，我嘗試著改易自己的書寫習慣，臨魏碑、仿簡牘，不無做作地夸張字形，放縱點畫﹔在經歷一場大雷雨后，又似乎“茅塞頓開”地迷上了狂草，作畫也隨著狂態起來，這局面大約維持了三年左右，總覺得別別扭扭的，結果還是找不准自己想走的路，心裡難免有些焦躁。我向沙孟海先生訴述時，沙先生卻引用他“抵死不作繭”一印的用意寬慰我說：“能變是好事，不必過早定型。”但他並不了解我書法上求變的目的是在為畫畫探路。

我逐漸意識到自己踏進了誤區。

書法作為一種養分並不是可以這樣直接澆灌在畫面上的，正如在畫上題首詩（哪怕是自作詩）也並不能真正標志作者的文學修養在繪畫創作上的化育成果。中國畫的特殊圖式雖然界定著其特殊的存在狀態，但圖式本身僅僅是個表象，檢視中國繪畫的豐富遺產，就不難發現圖式本身的脆弱性格。中國繪畫真正的價值，則在蘊含於圖式深層的文化內涵，那是無法用圖像傳達、無法用數據量化的鮮活生命，可意會而不能言傳，可通悟而不易授受。這應該就是宋代鄧椿說的“畫者，文之極也”的意思。於是我們才能夠理解古人為什麼要說“吳帶當風”、“曹衣出水”，卻不直接說什麼描、什麼線﹔為什麼要說“高峰墜石”、“千裡陣雲”，而不直接說一點、一橫。我終於明白，我們今天鏖戰不休卻毫無善果的傳統與創新的論辯，原來對立雙方犯的是同樣一個錯誤：把傳統設定為一種已有的筆墨圖式，守住了就是傳統，打破了就是創新。因此就無法正確解釋已融入傳統的歷代“創新”成果，更不可能給當代畫壇以正確的啟示。聯想到王荊公游褒禪山時“求思之深，而無不在焉”的心得、張孝祥面對洞庭湖“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的感嘆、朱家濟先生對王羲之蘭亭序“好就好在沒法說”的賞評，真正是通大道而窮精微者才能說得出的話。那麼，當年潘天壽先生“可望而不可及”的，也應該是對那片“還在化開來” 的荷葉后面吳昌碩活生生文化氣質的感動。於是我明白了中國古代那麼多從事書畫的文人學者，為什麼隻留下那麼幾句心得，而且大多又說得頗讓人覺著不著邊際﹔他們寧可化不少精力去搜集掌故軼聞，卻少有興趣哪怕試探性地做點構建中國繪畫（或書法）“理論體系”的工作。想要從高端和深層認識中國傳統書畫，語言和文字顯得蒼白無力，西方式的考証解析也隻會造出重重迷障，因為中國畫早就超越了這些智慧結構，遙遙領先地站在了科學的巔峰。

題材和主題是畫家們創作中的日常話題，而古代的中國畫家則難得說起。當然題材總是有的，主題也總是存在的，只是不消說或者不易說而已。我一直愛好讀點古詩詞，長期對“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這類大白話的妙處捉摸不清，歷來評詩者都同聲稱好，但終究還是“好在沒法說”，這大概就是中國文藝的共同特征。后來我偶然把謝靈運的“池塘生春草”、李易安的“應是綠肥紅瘦”、蔣捷的“紅了櫻桃，綠了芭蕉”聯系起來，發現他們表現的原是同一個主題：“流光容易把人拋”！池塘、春草、海棠、櫻桃、芭蕉都是目之所擊信手拈來的，可以是它們，也應該可以是別的什麼。可見意有所欲達，則眼前萬物攬而被之，無不如意也。我從這裡仿佛悟到中國文人寫意畫觀察和表現方法上的基本特征：不是觸景生情，而是移情及物﹔我是主動方，物是被動方。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雅文化為主流的文化，而文化精英及其成果又無疑是雅文化中的標志或典范。特別是隋唐開設科舉以后，千餘年間，造就了一個無處不在的龐大文人階層，他們中一小部分金榜題名踏進仕途，更多落第者則依然過著平民的生活。但無論身份地位何等懸殊，由於接受過同樣文化經典的長期教育熏陶，構建與自然、社會、他人的和諧關系，始終是他們共同的社會責任和文化理想。中國畫（尤其是中國文人畫）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階層參與或引導下，肩負著這樣一種社會責任和文化理想建立起來的。因為她不同於西方貴族藝術的性質，所以能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同，綿延傳承，終究沒有消亡。

從清末廢除科舉以后，傳統的中國文人階層至今消失殆盡。傳統的中國畫還能一如既往地綿延下去嗎？面對歷史和現實，我曾感覺迷茫。這時我又想起被某些學者稱為“中國文人畫最后一位大師”的潘天壽先生。為什麼說是“最后一位”？是潘先生最后受過科舉時代的文化教育和熏陶嗎？不對。潘天壽先生基本上是新文化的教育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但他的繪畫作品和理念，又確實浸漬著深厚的中國文人畫傳統。我於是記起潘先生向我提到他曾使用過的“懶頭陀”、“懶道人”、“懶禿”等別號時說的話：“我的舊學功底不好，所以那些年就得抓緊時間補課。其實我並不懶，只是畫畫少了。”他這裡講的“舊學”，就是經史子集等中國傳統文化經典。這些古代典籍浩如煙海，想來潘先生不會全讀，也實在不可能全讀，他曾坦言“詩經我沒有好好研究過”。潘先生曾提出“四分讀書，三分寫字，三分畫畫”的主張，決不是一時戲言，而是由衷的感受。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作為一位有理想、有抱負、有責任心的中國畫家，須得在傳統文化方面下些必要的功夫﹔在閱讀文化典籍中，不在數量，而在質量，不在詞句，而在精神。對於新時期中國畫家們來說，這應該是可以做得到的。既然如此，又憑什麼斷定潘天壽先生就是“最后一位”呢？我們可以低估自己的能力，但沒有理由低估歷史。

確切點說，潘天壽是中國文人階層瓦解后在中國畫壇挺立起來的第一位大師。他的藝術經歷為當代甚至今后一個長時期內中國畫家的培養和造就提供了全新的經驗。

這些啟示真的非常重要。雖然明知補“舊學”的課對我來說是個棘手的題目，潘先生是在中年之前完成的，我當時已年近六十，頗有點力不從心，但找到了明確方向，畢竟是個極大的誘惑。我強制自己沉靜下來，盡量從擁堵的社會圈子中脫出身來，盡量遠離名利場上的角逐﹔我開始結交一些詩文古琴方面的朋友，真心誠意向他們請教，從中體悟到不少中國傳統文化本質性的內容﹔我學會了使用電腦，上網發帖，既方便閱讀，又擴大了交流空間。這種生活的感覺真好！心情放鬆了，焦躁與煩惱也消失了，閑來讀書倦來眠，我以為隻要懷抱著一顆進取心，就不應被視作消極的人生態度。

轉折點是臨寫虞世南的《孔子廟堂碑》。這個碑帖向來為書法家稱道，在我40年學書生涯中也曾多次臨寫過，但幾乎每次都是興沖沖地捧起，枯索索地放下：進不去，沒感覺。這次卻不知為何，越臨越有滋味，幾乎是一口氣就把幾千字臨了下來。奇怪的是臨完這碑以后，我作的畫也與過去不同了。前年我又臨了一遍元代張雨一卷三千多字的小楷，畫法又一變﹔去年臨了褚遂良的《伊闕佛龕碑》，畫法又一變﹔今年再連續臨了兩遍《孔子廟堂碑》，進一步體會到書法畫法相生相發的感覺。當然，在這過程中我也臨了不少其他的碑帖，也讀了點書，做過點舊體詩，還購置了一批歷代名家書畫復制品時供展玩，這對我的書畫實踐也起到了化育的作用。

去年開春至今年入夏這大約一年半時間裡，我開始覺得有了“寫畫”的感覺，而這種感覺確實是自然而然地發生的，沒有刻意追求，也不曾矯揉造作。今年夏天以后，我休畫半年，對比前幾年的作品進行總結反思，認定這正是我該走的路。我設想著以“蕭散簡逸，恬淡清正”作為自己的藝術追求，“蕭散”是境界，“簡逸”是筆墨，“恬淡清正”是風格。

我並不覺得自己的經歷和思索一定有多大價值，但我樂在其中﹔我並不指望自己會有多大成功，但我會努力前行，爭取不做一名失敗者。

我其實還算是個自信的人，只是由於自己近距離接觸過幾位真實的大師，而且時時記得他們的厲害，尚不敢失卻自知之明，所以常被人誤解為“低調”甚至不無“謙卑”之嫌。

我近來覺得迷霧已漸散去，前面的目標開始清晰起來。也許這目標並不被人看好，但正因為這樣，這道上的空氣應該會清爽很多。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走著瞧吧。

2006年12月26日夜於儼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