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院建設要形成精神認同而非利益圈子

        畫院不應該是一個僅僅關乎個人利益的小圈子，而應該讓畫家有認同感和歸屬感，哪怕有一天退休了，也會認為畫院是自己一所永遠的精神家園。

　　我們說要敬重傳統，其實真正繼往開來非常難，把古代的東西吃透，能夠“繼往”已經很不容易，“開來”就真的要靠自己的修煉和求索了。

　　作為一個官辦畫院的院長，無論是誰，隻要你佔據了這個身份平台，想要在外為自己混個臉熟是容易的。但是一地一域的整體實力、影響力、學術話語權絕非僅憑一己之力的單打獨斗所能實現的，恰恰是要依靠一批美術精英彼此呼應、薪火相傳而共筑基業。

　　在美術界的亂象中，我比喻說有一種“寄居蟹現象”，對於某些畫家而言，緣於長期的嚴重缺鈣，自然缺筋少骨，挖空心思想要找個“殼”去鑽，這種寄居為生的方法是十足的可憐虫。

　　2014年9月，“湖山掩映——浙江畫院三十年”展覽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展覽從人物、山水、花鳥和文獻的不同視角展現了浙江畫院30年來的發展實績。展覽中，不僅畫家們的藝術創作別具風貌，佔據整個中國美術館圓廳的陸儼少《杜甫詩意圖》百開更讓人印象深刻。人言“三十而立”，經過進京大展的階段性總結，正如展覽前言所言，“而今邁步從頭越”，如今的浙江畫院已然開啟新的征途。

　　2015年，浙江畫院將首次推出“陸儼少獎”中國畫展，並計劃每兩年舉辦一屆，面向全國范圍征集優秀中國畫作品。在30年的發展過程中，浙江畫院形成了怎樣的辦院理念？面對社會對畫院體制的質疑，該如何明確自己的發展方向？作為繼承陸儼少學術衣缽的創研機構，浙江畫院又將如何弘揚陸儼少的藝術精神？日前，記者就這些問題採訪了浙江畫院院長孫永。

　　傳承弘揚陸儼少藝術精神

　　美術文化周刊：浙江畫院創建30年，相對來說還是一個年輕的畫院，但畫院建立的起點很高。和國內其他地區畫院相比較，浙江畫院有怎樣的特點？

　　孫永：建立浙江畫院的最初設想，最早是由潘天壽先生在1957年向浙江省委、省政府提議的，他當年雖然已經是浙江美術學院（當年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的領軍人物，卻依然從宏觀的浙江美術大局出發，高瞻遠矚地認為：浙江歷來是全國的美術重鎮，是一方千年中國書畫發祥傳承之福地，除卻擁有一所全國一流的美術教育院校之外，必須再建立一所區別於美術教育，專門從事美術創研的獨立機構——畫院，從而確保浙江美術事業發展的雙贏。直到改革開放以后，在各界努力之下，1979年明確了浙江畫院的編制，隨后又經過了五年諸多事項的籌劃配備，終於在1984年底，浙江畫院正式挂牌成立。首任院長恰巧就是在60年代初被潘天壽先生所賞識和倚重的我國山水畫大師陸儼少，畫院的第一代畫師除選調了一批各方精英之外，還適時錄用了一批剛從浙江美術學院和中央美術學院畢業的首屆碩士研究生。

　　浙江畫院從創建起，就注定了它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成長的幸運兒。首先，它受到了我國近當代兩位國畫大師潘天壽和陸儼少的悉心呵護和滋養﹔其次，歷朝歷代繪畫大師近一半出自浙江，這裡積累著豐厚的人文傳統，我們2014年以“湖山掩映”為題舉辦建院30周年展覽，也是要反映出浙江畫院所在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獨特性。自成立之日起，浙江畫院就集結了兩位國畫大師麾下的一批精兵良將，通過第一代畫師們的嘔心瀝血、奮力進取和辛勤耕耘，如今業已學術碩果累累，此外，浙江畫院與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相鄰，具備充沛的人才資源庫。

　　美術文化周刊：作為山水畫大家和浙江畫院首任院長，陸儼少除了是畫院的標志性人物，對畫院發展有怎樣的意義？在畫院成立30年之際，籌劃設立中國畫領域的“陸儼少獎”，基於怎樣的考慮？

　　孫永：應該說，沿著陸儼少先生的學術方向，浙江畫院30年來少走了很多彎路，這是我們的幸運。陸儼少先生最大的特點就是重治學，輕功利。陸老的大半生命運多舛，到了70歲才抬起頭來，而他同代的畫家有些三四十歲就已經聲名鵲起。記得我們剛開始學山水畫，在上海隻知道應野平、賀天健等，那時候“紅光亮”受到重視，根本不知道誰是陸儼少。陸老的兒子曾開玩笑地總結父親的經歷說，“在上海陸儼少是火燒鐵房子，冒煙的機會都沒有。”所以，陸老和他的后人也都認為，浙江是他的發祥福地。當時在上海，動亂年代，種種原因，陸儼少是被邊緣、被打壓的一類。在“文革”之前，潘天壽就看到過他的冊頁，發現上海還有這樣的一位高手，當時就希望把他調到浙江美院當教師，但因還帶著右派帽子，難以如願，潘天壽就變通安排陸儼少到浙江美院代課。后來他在美院走廊裡做了一次展覽，立即引起了師生的轟動。我還記得自己1977年第一次看到陸老的畫，晚上騎著自行車回家思緒萬千，心想竟然還有這樣畫中國畫的高手。陸老70歲以后，全國美術界甚至國家領導都知道了浙江有個陸儼少。陸儼少淡泊名利的故事有很多，從他的經歷，似乎也說明，大師的一生未必都很順。

　　其實今天我們對陸儼少藝術的研究還很欠缺，存有很大的空間，2014年浙江畫院30周年展覽中，我們較為集中地展出了陸先生的《杜甫詩意圖》百開等作品，同時還首次推出了《陸儼少傳記》、《畫人陸儼少》等專著，就是希望能夠推動陸儼少藝術的全方位研究。推出“陸儼少獎”中國畫展，一方面是發現人才、鼓勵年輕人創作優秀作品，更重要的也是要傳承弘揚好陸儼少的藝術精神。

　　畫院要“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美術文化周刊：和老先生們創建畫院時的背景不同，近些年針對畫院體制的質疑聲一直沒有平息，今天畫院的社會價值究竟是什麼？

　　孫永：中國的畫院——特別是新中國的畫院，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美術的格局與生態，自其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作為中國國家文化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來運作的。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懷和幫助下，國家率先在北京設立了官辦體制的畫院，隨后又陸續在上海、江蘇和廣東等地設立了官辦畫院。事實証明在隨后的幾十年間，除專業院校之外，畫院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足可彪炳中國美術史冊的名家高手，並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作出了有益而積極的貢獻。

　　眾所周知，“畫院”這一專業學術體制，早在千年的封建王朝就已陸續存在，只是當年體制內的畫師所服務的對象僅限於帝王將相，然而畫師們所創造的文化遺產最終還是被后世的民眾所分享，這也可以算作古代帝王不經意間為后人做了件善事。相對封建王朝，今天的畫院的機制、體系和性質則更加科學和完備。在“文革”結束后，以省轄區域為布局的畫院相繼成立，業已覆蓋全國。這既從另一個角度印証了我國政府“文化強國”的策略和決心，又確保了中國繪畫這一獨樹一幟的民族文化得以穩定地傳承和發展。和美協、院校不同，畫院的特性決定了它要“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畫院的畫師必須是實戰的精英，能夠獨立完成各項創研任務，要能“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

　　有人說“畫院要改制”“美協要取消”，這些不同的聲音是正常的，如今形形色色的畫院確實太亂，不知何方神聖隨隨便便都可以成立個畫院招搖過市。但僅從個人利益的角度而言，畫院是否改制對於那些有實力的畫家並不會有多少危機感。我曾開玩笑說，在浙江養畫家是“一本萬利”的事業——投入極低而回報率極高。比如首任院長陸儼少，其生前政府總共給予不過區區十幾萬元的薪酬，而他老人家卻給社會留下了難以估量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再比如今天浙江畫院仍然健在的幾位老藝術家，他們的創作也都已經給社會創造出了價值豐厚的文化產品。

　　美術文化周刊：理想的狀態的確如此，但批評者認為今天畫家進入畫院體系更多是換取一個“體制內”的身份，借此獲得個人的名利。畫院對於畫家究竟意味著什麼？作為一個學術機構，畫院又該如何管理畫家？

　　孫永：公立畫院作為人生事業的一個舞台，對於真正一心想畫畫的人是最合適不過了，正所謂人生的職業與自己愛好高度統一，是最大的幸福。我自上世紀80年代初從浙江美術學院畢業被分配到浙江畫院參與籌備工作，之后再當畫師，迄今已有三十余年，大半生的慶幸、幸福和感恩常常會溢於言表。我一直認為，畫院之於畫師間的關系應該是天長地久、海枯石爛的，畫家們在這裡切磋、成長、升華，畫院不應該是一個僅僅關乎個人利益的小圈子，而應該讓畫家有認同感和歸屬感，哪怕有一天退休了，也會認為畫院是自己一所永遠的精神家園。

　　管理畫家不能像行政機關，據說有的畫院竟然上班還要打卡，這樣的方式就太機械和愚昧了。領導要尊重畫院畫家，要給他空間，當然也要給他壓力，平時比較自由地創作，但是面對畫院的任務和課題就要能夠出色地去完成。畫院的畫師絕不允許“濫竽充數”或“人浮於事”，事實上畫院內部的競爭一直以來也都是非常激烈的，常人往往以為入得官辦畫院殿堂之中就可以從此養尊處優了，這隻不過是種假象。進入畫院之后並不意味著個個都能獲得成功，一旦進入體制內最終又被淘汰，那是最悲催而無地自容的。

　　美術文化周刊：如何能夠吸引真正優秀的人才進入畫院？

　　孫永：我們始終強調，硬件建設上可以相對緩一緩，但是人才梯隊的建設必須常抓不懈和時不我待。當下畫院的發展模式值得深思，作為一家畫院的領頭羊，在人才引進機制上應該從基礎著手，認真搞好自身的梯隊建設、嚴謹理順專業的學科配比，不僅僅是從別的地方“挖”人，而是要火眼金睛地辨識出一批“千裡馬”去重點培養——就像當年的徐悲鴻之於傅抱石、潘天壽之於陸儼少……少一點盲目“移栽”，少一點“拿來主義”，更要少一點好大喜功或急功近利。否則，就如同當年湖南少了個齊白石，北京多了個齊白石，僅是你的庭院中多了“幾棵”而其他區域卻少了“幾棵”那般，急功近利的做法對於一個國家區域性和整體性的文化構建而言，沒有任何積極意義和貢獻。

　　雖然浙江畫院身處一個省份，但是因為有中國美術學院這個人才庫和孵化器，全國的優秀人才得以集中，浙江畫院備選的人才資源非常豐沛，可以優中選優。浙江畫院不僅和中國美術學院有著良好的互動，我們出去採風、交流也注重發現、吸納優秀的青年才俊。我們畫院的藝術家可以說是來自五湖四海，以山水畫為例，七八個畫家來自五六個省份，而最新進入畫院的年輕人也來自山東、安徽、福建等不同地域。

　　浙江畫院在選拔、引進人才上，我們班子和藝委會都非常注重人品的考察。為確保一個學術機構擁有良好的治學環境及相應的純潔度，務必防患於未然，絕不讓那些動機不純的投機分子，打著學術幌子的騙子，不學無術的混子和惹是生非的跳梁小丑蒙混進畫院的隊伍。

　　院長要推動畫院形成整體實力

　　美術文化周刊：中國畫發展到今天很多學術課題還都有待回答，一些畫院提出明確的學術口號，畫院領導作為藝術家有其自己的主張，但如何確保其他畫家的藝術個性不受影響？

　　孫永：過去舊文人講“文人相輕”，我們今天說畫院畫家必須有高度一致的身份認同感。在藝術水准上大家自有公論，至於藝術風格，藝術家們完全可以各展所長，各施所好。我們說要敬重傳統，其實真正繼往開來非常難，把古代的東西吃透，能夠“繼往”已經很不容易，“開來”就真的要靠自己的修煉和求索了。浙江畫院沒有對某種程式的簡單模仿，畫師們的面貌拉開距離非常大，面貌非常迥異，比如曾宓和姜寶林的山水畫不可能混為一談，一看便是一目了然，涇渭分明。

　　美術文化周刊：今天，美術界的各種“主席”“院長”等身份時常引來關注，作為畫院院長應該有何作為？

　　孫永：我一直強調官辦畫院的院長不能“武大郎開店”，特別是在現在這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多元化的時代。如果畫院院長只是一個人“四面出擊”“招搖過市”“自娛自樂”，一旦提及其手下的畫師們卻表現出“囊中羞澀”“拿不出手”或“揭不開鍋”的尷尬和無奈，那麼這個院長起碼是不稱職的。院長成為一個區域美術實力的唯一代表，這種局面不論有多少現實因素造成，院長本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隻有讓自己的隊伍“兵強馬壯”，才能底氣十足地去建功立業，也才不至於時常混跡於其他陣營裡乞討功名利祿。因為作為一個官辦畫院的院長，無論是誰，隻要你佔據了這個身份平台，想要在外為自己混個臉熟是容易的。但是一地一域的整體實力、影響力、學術話語權絕非僅憑一己之力的單打獨斗所能實現的，恰恰是要依靠一批美術精英彼此呼應、薪火相傳而共筑基業。我以為，但凡每個真正有責任並有擔當的院長，既要有科學發展的宏觀韜略，又要具備珍惜人才的積極理念，更要擁有先人后己的高尚操守，這是治院的根本所在。院長切莫成為“光杆”和“寡頭”。

　　每個公立畫院的當家人都要有憂患意識，不能做“看守內閣”“維持會會長”，不應去敷衍和懈怠自己的任期，而務必要對得起公信力的托付，還要真正對得起道規和良心。我們一些畫院的當家人迫在眉睫的責任和擔當，是要重塑一支有希望、有未來的專業人才團隊，這是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若能堅持不懈環環相扣，假以時日便能顯成效。

　　美術界的“PK”從未停止

　　美術文化周刊：近年來，一些畫院乃至大學，都成立了導師工作室進行教學和創研，浙江畫院在這方面有何考慮？

　　孫永：中國畫特性決定其必須通過類似師傅帶徒弟的形式進行傳承和發展，定不能隻靠上幾節大課，做個報告就把問題解決了，從這個角度講，個人工作室在一對一的傳授上有它的優勢。但是浙江畫院為什麼始終根據畫種搞工作室，進行集體的研討學習，而沒有以個人的名義建工作室呢？因為個人工作室也容易形成某種“拉幫結派”“山頭主義”和“團團伙伙”，這在畫院這種學術機構中必須避免，畫院的畫家可以各有風格，但必須知道，我們是屬於畫院的一個大家庭。

　　近些年的確很多個人開工作室，不可否認，有的跟隨“大名頭”不是為了學習，而是想形成某種依附關系，進了工作室就成了某某的學生，頓時身價提升，這其實就是“傍大腕”。如今時常在媒體上看到的某某導師工作室的招生廣告更讓人大跌眼鏡，這般的導師不僅水平不高而誤人子弟，更是學術腐敗的始作俑者。

　　美術文化周刊：當前的藝術發展的確存在不少亂象，畫院如何為青年畫家營造良好的環境？

　　孫永：在美術界的亂象中，我比喻說有一種“寄居蟹現象”，對於某些畫家而言，緣於長期的嚴重缺鈣，自然缺筋少骨，挖空心思想要找個“殼”去鑽，這種寄居為生的方法是十足的可憐虫。

　　畫家要有自信和底氣，除了思想內涵需要不斷修煉外，畫畫必須還要有技術含量，現在美院教學存在的問題之一就是不大敢講技術含量。畫畫必須是心和手統一的產物，我常說，如果從本科到博士十年寒窗，連技能都沒學好，基礎沒打扎實，哪來的后勁？

　　回顧中國畫發展的歷史長河，仍留在我們視野裡的真可謂是大浪淘沙。所以我常說美術界的“PK”從來沒有停止過，要遠比那些表演藝術來的殘酷，付之一生的事業最終能不能留在藝術長河中，能留多久都是今天那些真正有追求的畫家必須去直面和自省的。

　　我常勸青年畫家趁年輕，把該補的課趕緊補。也正因為今天的亂，你才需要更認真地去做學問，因為今天很多比你有才華的人去折騰了，那麼你能靜下心來青燈黃卷般地努力，你的機會就來了。試想，陸老當初如果也混進了上海灘那些“大佬”圈子，還會有今天聳立在我們面前的藝術豐碑嗎？（記者 朱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