摻雜太多“雜念” 雙年展的危機

今年8月11日，我參觀了在新世紀會展中心舉辦的第六屆成都雙年展。次日，本屆雙年展“因場館有新任務”而悄無聲息地關閉了，比原定展期提前了4天。我總算是搭上了末班車，12年來一屆沒落。

與隔壁需購門票、喧鬧的3號館舉辦的婚博會相比，免收門票的4號館的雙年展相當冷清，絕大部分的影像作品已斷電，甚至連投影儀都撤掉了，門口再也不見前幾屆那樣售賣作品集、紀念冊的攤位。與上屆官方號稱3500萬人民幣的大玩法不同，據說本屆又回歸民辦，預算自然也就“低碳”了。不曉得這屆雙年展是否連媒體和批評家也“低碳”了，至今也很少見相關的消息。本屆的題目是“萬有引力：十年集萃新人特展”，我不懂“萬有引力”的意思，但還是看得出，這是將前幾屆雙年展給年輕藝術家的福利——新人展，獨立出來成為一屆展覽。會展中心有一家畫廊，我發現裡面的作品比雙年展還好些，當得知工作人員居然沒去過近在咫尺的4號館，我說：“今兒下午就是最后的晚餐了。去看看吧，有沒有你們物色的‘新人’。”他說，他忙著呢。

還記得2001年底的第一屆成都雙年展，開幕式弄在晚上零點，天氣雖然陰冷仍然有很多人哈著熱氣來看所謂的新體制展覽。策展人顧振清、劉驍純，幾大美術學院的負責人，谷文達、方力鈞等藝術家，栗憲庭、李小山、王林等批評家都在。在體量巨大的成都現代藝術館雙年展（現已拆除）的門口廣場，董事會主席鄧鴻在明亮而寒冷的燈光中提到城市文化、城市活力、雙年展等關鍵詞，閃光燈不斷。但是，從第一屆雙年展開始，各種問題和爭論也就隨之而來：關於策展人、展期、主題，關於個別傳統國畫作品不具“當代性”……或許，有“問題”的展覽才是成功的。因為關注者眾多，成都的“當代藝術之城”美譽也不脛而走。而今年的雙年展卻是如此冷寂，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不少新東西剛出現的時候，給人太多的想象空間，但是往往無需多少時光就變味了，如“大師”“畫派”“當代”“學術性”“平行展”……

作為一種從威尼斯山寨過來的展覽形式，雙年展在上世紀90年代被引入中國，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其當代藝術之風，接續了“星星美展”“85新潮”“89后美術”，在當時的社會和經濟轉型期有一定針對性，並逐漸形成一種與國家美展體制並行不悖的學術與市場體系。隨著原先體制外藝術家商業上的成功，以及雙年展在各地遍地開花，也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某些雙年展逐漸失去最初的前衛精神，也失去了雙年展本身的藝術特色和學術主旨，而淪為各種“文化廟會”的附屬物。某些反諷畫風，在文化多元與包容的當下也逐漸失去了批判性。由於贊助方或策展人的個人意趣，某些雙年展成為了朋友圈、利益圈的私人聚會，成為了某地、某美術學院、某批評家群、某風格（如卡通一代、頹廢現實主義）的藝術聚會。一些早年成名的在野藝術家，不斷在各種雙年展上重復和強化自己的“一招鮮”，實際上也已經體制化了。

顯然，地方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門意識到雙年展並非“洪水猛獸”，可加以改造和引導，同樣可以為民眾提供文化服務，也開始打造這種有裝置、影像、聲音等新媒體形式的展覽。比如，一個可以動的、電子版的《清明上河圖》，民眾一定會感興趣，而且也異於常見的書畫展。但是，筆者還是更看重民間贊助的雙年展。當然，除了要有雄厚的資金外，更需要專業的和相對穩定的策展團隊，對社會、文化和藝術定位精准的展覽，可以成為溝通當下藝術家和公眾的一道文化橋梁，甚至引領一股與時代契合的新藝術風。在消費主義、電子游戲、娛樂八卦等裹挾下，民眾的精神空氣日益稀薄，新藝術應該與新時代對應。無疑，策展要考慮為當代和后來的藝術上留下了什麼，不能有太強的甲方意識和功利目的，而應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否則就會變成自說自話。

顯然，策劃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雙年展，要比炒作個體藝術家更加困難，更需要有時代的敏感和未來的視野。如果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新展覽機制——雙年展，摻雜了太多的“雜念”，自然也就無人關注，變得什麼都不是了。

（作者為四川大學錦城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