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聖殿 紀念中國美術館建館50周年

　　1981年，我作為“文革”之后南京藝術學院的第一屆大學生，有了一次全班到北京寫生實習的機會，這裡有著我第一次踏進中國美術館的記憶。中國美術館的巍峨、崇高像觸電一樣激起了我憧憬中的膜拜，又好像圓夢一樣，將我自學畫以來對這一藝術聖殿的神往變成現實。從民國時期南京的中央美術館，到新中國建造的中國美術館，中國美術館就像超強的磁鐵一樣緊緊地吸住了所有的中國美術家包括學習藝術的年輕人，一代又一代。中國美術館不僅見証了開館以來新中國美術事業的發展，而且見証了幾代美術家成長的歷程。50年來，中國美術館在國家美術館事業中發揮著窗口作用、基地作用、示范作用，影響了國家美術館事業的發展。

　　2004年的12月，我從中國畫研究院調任中國美術館工作。完全沒有想到此生能夠成為服務於中國美術館事業中的一員。依然是懷著激動的心情，雖然此情此景已全然不同於第一次進入中國美術館的感覺，可是，機會使得我能夠在一個專業層面上為中國美術館的事業作出貢獻，而責任感又使得我能夠全力投身到這一事業中並使之成為我在博物館界工作的基礎，直至2010年3月轉任國家博物館。回想五年多的歷程，回想參與其中的“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系列展”，“美國藝術300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紀念特別展”（日本），“中國：面向現實”（奧地利），“新象——2009兩岸當代水墨展”（台中），以及《中國美術館》月刊和“亞洲美術館館長論壇”的籌辦，都成為銘刻在心的記憶和人生的重要經歷。

　　雖然我無緣與老館長劉開渠先生共事，也沒有可能與像丁聰、郁風等一批令我尊敬的老前輩同謀，可是，在中國美術館工作期間能夠為丁聰、郁風先生這兩位1916年出生的同齡人過90歲生日，也是我的榮幸。在中國美術館，像我這樣的中層，以及歷屆館長，都是半路出家，作為藝術家和理論家融入到美術館的專業之中，盡管他們、我們沒有受過專業的美術館學和藝術管理學的訓練，可是，依然能夠創造出時代的輝煌，積累了中國美術館管理的經驗，奠立了國家美術館事業發展的基礎，幾代人都付出了學識和智慧。老展覽部主任郁風先生曾經為一段時期之內的展覽工作貢獻良多，因此而耽誤了自己的藝術事業。這一崗位和出版社的編輯一樣，為他人作嫁衣裳，郁風先生兢兢業業，奉獻一生。丁聰先生作為著名的漫畫家，以其作品名世，亦為中國美術館增輝。可以說像郁風、丁聰先生等一些美術館前輩的身世，正是中國美術館在創業、發展時期歷史狀況的寫照。

　　毫無疑問，美術館在建設發展中的中國特色是客觀存在的。其中的體制原因在專業工作中喜憂參半，盡管在博物館學方面有所欠缺，可是，這一平台緊密地聯系著中國的藝術家，50年來，許多著名藝術家都可以道出其中的故事，而各種不同內容的關聯又可以串連成中國美術館歷史的諸多細節。作為管理者，體制與專業，學術與現實，需求與關系，專家與公眾，諸多關系的纏繞形成了中國特色，如何平衡，其中的許多問題還需要繼續破解，還需要努力提升。在時代的發展中，在博物館事業越來越趨向國際化的潮流中，完善博物館的專業特質，提升中國博物館事業的專業水平，正成為今天中國博物館事業團隊中每一個人的責任。

　　中國的美術博物館事業起步晚，但到了20世紀后期之后卻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歷史時期，隨著各省市美術館的建立以及新的改造完工，中國的美術博物館出現了新的格局，作為國家美術館的中國美術館遇到了新的挑戰。一家獨尊與唯此為大在多樣化的發展中消減，可是，地位之所在卻在國家文化的層面繼續肩負著時代的責任，既有傳統文化的弘揚，又有當代藝術的推動，還有“走出去”的義務，在一個新時代的彰顯中，中國美術館任重道遠，未來的50年將續寫新的時代華章，我衷心祝賀。

　　□陳履生（國家博物館副館長，曾任中國美術館學術一部主任，《中國美術館》月刊常務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