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础上的“求异”

“中国人物画面临的境界和状态，我是担心的，这个担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如何把中国人物画在教学结构里面摆清楚?因为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不管是工笔人物画，还是写意人物画都面临的问题就是探索性。”作为已经在中央美院学习以及从事教学工作数十年的唐勇力教授认为，虽然近些年大家从作品来看可以看到不同的创作取向，但是却看不到庞大的中国画发展的内在动力。

中央美术学院《人物写生》 唐勇力 50x40cm 2016年 纸本

方增先 《远望》 纸本水墨

我们可以回忆起60年代出版的方增先那本薄薄小册子《怎样画水墨人物画》，竟成了日后陆续出版的同类性质诸多技法书的母本。方增先的造型法则，基础练习，再加上周昌谷、李震坚一系列关于色墨技法的经验总结构筑了“浙派人物画”的基本体系。

1980年 卢沉和周思聪在辽源煤矿写生

周思聪 《矿工图之三——人间地狱》 177cm×192cm 1982年

周思聪 背井离乡 铅笔素描稿

70年代的北京以卢沉、周思聪为代表的人物画家，更以笔墨为核心往前推进。80年代以降，卢沉先后创作了人体写生系列、彝族女子系列等，完成了由“外向”到“内省”的风格与体验的转换。尤其后期教学当中加入西方“构成课”，拓宽水墨人物画的面貌。

“人物画发展才有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这里边遇到的问题，比如素描的问题、笔墨的问题、审美的问题、时代的问题、当代性的问题、造型的审美问题……统统都是在我们40年里经过的。我们这代人把上一代的一些问题灌在脑子里我们苦于实践，而我的实践理想就是随着这棵树的不断增高，问题也就不断地增高，随着这棵树的枝繁叶茂，从阴面到阳面，从受风面到背风面所有的问题都通过画的方式体尝一遍，作为一个水墨人物的实践者我的理想是这样做。”中央美院王晓辉老师说。

“从教育角度，我真的不希望我的学生还要问我老师素描跟水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传统笔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这是我们这代人已经解决的差不多或者说正在解决。我更认为下一代和我们上一代的还是纠结于一个同样的问题这是当代教育的悲哀！如果这样的话，都尽其所能，从不同的角度让下一代不要再前面的路上消耗青春。教育在发展我们的人物画就在发展，向未来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去过渡。”王晓辉最后谈到。

2017年3月23日，在北京画院举办的寻道求变——卢沉艺术研究展，集中呈现了卢沉不同时期作品风格的变迁。

今后人物画发展的取向是什么?到新世纪后，各大院校在教学体系上的完善，我们似乎已经达到了目的，但是往前走，再次发力革新人物画，却显得有些徘徊不觉。唐勇力认为，人物画面临的根本问是还是“造型问题”，基础没有打好，是无法走远的，更何谈创新。“人物画笔墨是第二位的，造型是第一位的。这个问题是今后中国画人物画教学过程当中，不管是工笔还是写意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他还提出，面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作为美术学院来讲将来可以分成两个方向：一个是传统型方向;一个是现代型方向。两者殊途同归，进行一场教学探索。

党震认为在教学上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分层。首先技术层面，包括怎么用笔、找形、笔墨之间的关系，还有用色，到最后画面整体的处理，其实应该有一个体系的方式来训练，这个方面如果是非常明确、有连贯性的训练，在本科的二三年级是很有效果的。第二个层面是如何让学生理解自身与笔墨语言关系之间的协调性。怎么能把个人感受加到里面，就是写生与自我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个关系应该放在本科的高年级或者是研究生的阶段进行。

在教学明确下，不同阶段的不同展现，也许可以为人物画教学拓展出一个新的面貌，继续人物画所望保持的鲜活感。正如曹庆晖在会上的呼吁：这些社会上的万千大众不只是被当做“画室对象”处理，而是在“民生关怀”下的，要强调对当下社会和文化的主动回应，怎么办、怎么想、怎么干?这是高校教育要担当的责任和艰巨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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