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文艺述评:美术回归艺术与生活

尚 辉：承载与自觉

2015，对于国家重大美术建设而言，莫过于更加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凸显：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再度兴起历史题材美术创作高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更使美术界在多元文化时代，回到艺术与生活、艺术与人民、艺术与民族文化等命题的探讨与践行。

王临乙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的浮雕《五卅运动》（局部）。

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无疑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塑造不可缺失的视觉文本，而有关抗战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则绝不止于对那场民族解放战争历史瞬间的再现，而是一个国家与民族英勇抗争精神的承载。因此，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举办相关的美术作品展，也便具有了鲜明的当下性。不论是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铸魂鉴史 珍爱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美术作品展”，还是在上海中华艺术宫举办的“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抑或是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铜墙铁壁——抗战中的民族责任”……在这些作品面前观者所能感受到的，正是这70余年抗战题材美术创作，如何从对战争现场的真切描绘，走向诗性历史的审美重构，那是不同时代的思想特征，在抗战历史主题中的文化积淀。显然，当代有关抗战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在远离战争的时代语境下进行的历史还原。这种还原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的诗意想象，但也从当代角度深刻地挖掘出战争中的人性意识与命运抗争，突破了理想化描写的单一模式，也促进了对抗战历史主题的表现个性与表现深度的探索。

赵奇中国画《九一八》，中国美术馆藏。

现实的偶然性，往往寓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或许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构成了某种历史的暗合，包括抗战题材在内的新中国美术创作，总是如此深切地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这或许也最好地诠释了中国现实主义美术道路所蕴含的人文精神。

面向现实、描绘当代人民形象，构成2015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另一主潮。在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主题的美术创作实践中，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当代15位美术家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写生创作展”，以及集中国美术学院众多教师合力创作的“时代领跑者”等展览，从历史的纵向和当下的横向，形象地展陈了当代美术家植根于生活、为人民造像的艺术追求与创作历程。他们的作品，不仅形象地塑造了新中国的人民形象，而且真切地刻画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先锋。画家们无意用“高大上”的流行方式去拔高他们，而是用质朴的语言去刻画他们的平易，更可贵的是，这些创作还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为油画、版画和雕塑等外来艺术的民族化，做出了卓越的探索。在处理艺术与生活辩证统一关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当代美术家以怎样关切的视线，聚焦于普通百姓、边地民族和时代英模。生活之于他们的艺术创作最核心的，是解决表现怎样的人文关怀、怎样的精神品格，是解决艺术创作与生活的感受和认知、艺术创作与表现对象的精神情感等问题，而这才是解决一切艺术创作问题的起点或根本。

全山石、翁诞宪油画《义勇军进行曲》，中国美术馆藏。

民族文化的复兴，包孕了民族美术的复兴。这意味着中国美术，在历经20世纪引进、嫁接、吸纳与融合外来美术之后，必然会在新世纪的民族文化自觉中，进行新一轮的当代民族艺术创造。而以“中国精神”为当代中国美术价值核心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已成为美术创作与研讨的焦点命题。

“中国画学会展”，是中国画学会成立4年来，首次从学术角度对当代中国画创作状态进行高端扫描，从其梳理的中国画多维探索路向上，既可以感受到那些来自现实生活的笔墨是最富生命的艺术创造，又体味到传承中国画学精神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当下学术命题。实际上，不论是“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学与创作展”和“中国画学国美之路”，从中国画教学角度对当代中国画学的梳理，还是“写生的传统与当下意义——中国美术太行论坛”等各种研讨会对当代中国画创作现象与症结的剖析，学界越来越聚焦于中国画学的写意传统如何在当代进行反刍与增进。毕竟，今天重申中国画学的写意精神命题，已不是、也不可能回到19世纪之前的中国画原点。再度体认这种“中国精神”，实际是站在中西文化深度交互的现实情境下，对中国写意文化与艺术表现特征的再发现与再挖掘。这种体认，无疑包含着相当成分的国际视野与当代文化的创造性。

“中国精神”的命题，或许在舶来的美术品类中获得了更多的学术回应。“历史的温度——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国具象油画展”“文脉传薪——中国写意油画学派名家研究展”，乃至“百年华彩——中国水彩艺术研究展”等，既是对油画、水彩、版画等自20世纪引进以来，中国几代美术家不断尝试与探索东方文化特征历史轨迹的追寻，也是从当代这个历史的横截面上，对外来画种与中国画形成的某种精神脉息，进行学理性的寻绎与同构。这其中，“写意油画”是一个最能撩拨人兴奋点的字眼。在此，油彩光色不仅要能体现西方写实绘画的本质特征，还要能够呈现东方人对“物我为一”的哲学诗思与审美观照。但这种嫁接，也同样会产生文化与审美上的排异现象——写意的主观性与书法化，也许会本能地抵牾建立在实证与再现哲学基础上的西方油画的形色本质。这或许就是写意油画作为油画本土化一种最鲜明的标识进行中西美术嫁接的文化理想与艺术难度。

对被现代化（更多是被西方化）了的中国画原生写意精神的反刍，以及对被引进而来的油画再生写意精神的寻绎，都让人们切身感悟到民族文化复兴对于“中国精神”自觉的紧迫性。的确，民族文化的自觉，在2015中外美术密集而深层的交互中，以及一些青年美术家的作品展览中，显映出更加清晰的轮廓——“第六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第五届全国青年美展”“2015—2016深圳国际水彩画双年展”，抑或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远赴欧美的巡展，都让人越来越能够体验到一种迫近的内压：已进入当代世界艺术发展行列的中国，是如此需要凸显自己民族的当代艺术形象。当中国更加自信地屹立于东方时，我们能够捧出什么样的引领人类未来艺术发展的美术作品呢？期冀“一带一路”重构的世界经贸格局，能够以另一种文化战略的构架，重展中国现代文化给予世界与未来的影响和辐射。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