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致傅斯年信札亮相嘉德春拍

　　陈寅恪致傅斯年信札即将亮相嘉德2015春季拍卖会。

　　陈寅恪致傅斯年信札将来深展出。（嘉德供图）

　　陈寅恪致傅斯年信札。（嘉德供图）

　　中国嘉德将于4月25日至26日在深圳举行2015春季拍卖会全国巡展深圳展。届时中国书画、中国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陶瓷、工艺品、古籍善本、邮品钱币六大门类的春拍精品将联袂展出，此次也是中国嘉德首次来深圳巡展。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深圳巡展的古籍善本部分，一组中山大学致蔡元培公函及陈寅恪致傅斯年两通信札及傅斯年手稿将惊喜亮相，这是中研院史语所成立最重要的一组历史资料。

　　中研院里的大师们

　　据了解，1928年4月10日，蔡元培就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当时地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历史学家傅斯年、陈寅恪、李济、董作宾、陈垣、顾颉刚，语言学家赵元任，工程学家茅以升，建筑学家梁思成等堪称中国各学科最顶尖的学者们都聚集在中研院。

　　在中研院这批顶尖学者之中，傅斯年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堪称一个传奇。他的大刀阔斧和组织才干在其筹划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就有过充分的展示。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高级业务经理宋皓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介绍，此次深圳巡展将亮相的《国立中山大学呈中华民国大学院就筹备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准备工作的公函》，堪称为傅氏天才构想设计最重要的一个佐证。

　　据宋皓介绍，此份公函首先明确了傅斯年在南京与大学院长及筹备处所达成的意见，“荷承钧院赞日既就，敝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之人员就近在广州为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之筹备，即可使原定计划在中大，此时力未能改由中央成之。而此间设备不无小长，就地借用筹备亦为省节各等语”，之后，在人员配备、办公设施使用等问题上提出了更具体的六个工作原则。公函最后有蔡元培院长、杨杏佛副院长的签字。此份公函于1928年2月29日发文，4月10日中研院成立，10月22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设在广州东山柏园。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同时，他先后邀得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位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分别担任史语所历史组、语言组和考古组的主任，之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这个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没有变更。半年后，史语所迁至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

　　两通信札 彼此赏识

　　记者从嘉德获悉，此次深圳巡展将展出陈寅恪致傅斯年两通信札，其中一封《陈寅恪致傅斯年信札》是陈寅恪先生在收到史语所(静心斋)寄来的聘书之后致信傅斯年，部分释文如下：“顷以电话不通未能交谈，只得以函达。适进城见静心斋送来的聘书两封。据看门者言，送来之人‘索喜钱’。前此故宫博物院及北大送聘书人亦是如此。记得有一次将聘书当送书人面撕碎以告其无可喜。又一次当面退回。此皆衙门旧染恶习，何意传及静心斋。若弟适在城中而值此人适送书来者必又生气，无疑也。”

　　宋皓告诉记者，1929年春末，史语所由广州搬至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从此信的上下文联系，应该是写于1929年6月21日。所收的聘书想来应是史语所发来的历史组主任的聘书。“陈寅恪是傅氏刻意罗致到史语所的一位大史家。傅斯年不只一次对人说陈寅恪是300年来第一人，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组找到陈寅恪来领导，是傅斯年相当得意的事情。”宋皓表示，陈寅恪与傅斯年缔交始于柏林留学时期，同学近二三年之久，彼此惺惺相惜，肝胆相照，故史语所甫一成立，陈寅恪就接受了傅斯年的邀请担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之职。

　　此外，另一封《陈寅恪致傅斯年书札》系陈寅恪完成了《支愍度学说考》一文后撰文和傅斯年交流。宋皓介绍说，1932年，中研院为庆贺蔡元培65岁诞辰打算出版一本“纪念论文集”。陈寅恪先生奉《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以入文集。《中研院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的出版时间为1933年1月；此通信函应为1932年左右所写。“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同时，还兼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的教授。在此期间，陈氏在学术上著述颇丰，教学上业绩辉煌。深得中研院蔡元培、傅斯年以及清华的梅贻琦、冯友兰等人的尊重与敬爱。”宋皓说，信中提到的另一个人王静如于1932年至1933年编辑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震动国际东方学界。1936年获得被称为汉学或东方学界诺贝尔奖的“儒莲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个人，并被推荐为法国巴黎语言学会会员。“由此信可知，王静如的《西夏研究》编辑工作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大力支持与指导。”

　　傅斯年为胡适受聘撰稿

　　除了陈寅恪，中研院还有一位学者也得到了傅斯年最真心的尊重和维护，他就是胡适。1932年6月2 日，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致函胡适，聘请他为该院哲学史学部通讯会员。这是该院第一次聘请中国会员，它表达了国际学术界对胡适中国哲学史研究成就的高度承认。此次将于深圳巡展展出的《傅斯年书“胡适获普鲁士国家学院会员”新闻稿》就是傅斯年专门为胡适受聘为通讯会员一事所撰。

　　宋皓说，傅斯年在文中详细介绍了普鲁士学院的背景和学术地位。“普鲁士学院是欧洲国家学院最大之一。东亚人被此学院选举为外国会员者，胡适第一人，印度日本皆不曾有。此等事在欧美学界以为最大之荣誉，日本人迄未得欧洲学院此项之承认。”

　　“当然以傅斯年张扬刚烈的性格，也不忘在通讯稿中再贬低一下他所不齿的罗振玉曾获聘法兰西学院刻辞美文院外国通信员一事，牵出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宋皓说，王国维去世之后，有人提出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是剽窃了王国维的底稿。傅斯年就是此说的坚定支持者。“但是此观点实在缺乏强有力的论据支持，难免有因人废文之感。”

　　在宋皓看来，1932年左右的中研院大师们，短暂安定的生活让他们的学术研究结出了一个又一个硕果。“在天才的傅斯年掌舵之下，在陈寅恪等一班大师的坐镇之下，中研院史语所在短短几年间便成为光芒四射傲视群雄的学术重镇。”但是，如今大师已逝，“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只能借助于大师们遗留的只字片语，缅怀100多年前那个神采勃发壮怀激烈的时代。”宋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