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院建设要形成精神认同而非利益圈子

        画院不应该是一个仅仅关乎个人利益的小圈子，而应该让画家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哪怕有一天退休了，也会认为画院是自己一所永远的精神家园。

　　我们说要敬重传统，其实真正继往开来非常难，把古代的东西吃透，能够“继往”已经很不容易，“开来”就真的要靠自己的修炼和求索了。

　　作为一个官办画院的院长，无论是谁，只要你占据了这个身份平台，想要在外为自己混个脸熟是容易的。但是一地一域的整体实力、影响力、学术话语权绝非仅凭一己之力的单打独斗所能实现的，恰恰是要依靠一批美术精英彼此呼应、薪火相传而共筑基业。

　　在美术界的乱象中，我比喻说有一种“寄居蟹现象”，对于某些画家而言，缘于长期的严重缺钙，自然缺筋少骨，挖空心思想要找个“壳”去钻，这种寄居为生的方法是十足的可怜虫。

　　2014年9月，“湖山掩映——浙江画院三十年”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从人物、山水、花鸟和文献的不同视角展现了浙江画院30年来的发展实绩。展览中，不仅画家们的艺术创作别具风貌，占据整个中国美术馆圆厅的陆俨少《杜甫诗意图》百开更让人印象深刻。人言“三十而立”，经过进京大展的阶段性总结，正如展览前言所言，“而今迈步从头越”，如今的浙江画院已然开启新的征途。

　　2015年，浙江画院将首次推出“陆俨少奖”中国画展，并计划每两年举办一届，面向全国范围征集优秀中国画作品。在30年的发展过程中，浙江画院形成了怎样的办院理念？面对社会对画院体制的质疑，该如何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作为继承陆俨少学术衣钵的创研机构，浙江画院又将如何弘扬陆俨少的艺术精神？日前，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浙江画院院长孙永。

　　传承弘扬陆俨少艺术精神

　　美术文化周刊：浙江画院创建30年，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年轻的画院，但画院建立的起点很高。和国内其他地区画院相比较，浙江画院有怎样的特点？

　　孙永：建立浙江画院的最初设想，最早是由潘天寿先生在1957年向浙江省委、省政府提议的，他当年虽然已经是浙江美术学院（当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领军人物，却依然从宏观的浙江美术大局出发，高瞻远瞩地认为：浙江历来是全国的美术重镇，是一方千年中国书画发祥传承之福地，除却拥有一所全国一流的美术教育院校之外，必须再建立一所区别于美术教育，专门从事美术创研的独立机构——画院，从而确保浙江美术事业发展的双赢。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在各界努力之下，1979年明确了浙江画院的编制，随后又经过了五年诸多事项的筹划配备，终于在1984年底，浙江画院正式挂牌成立。首任院长恰巧就是在60年代初被潘天寿先生所赏识和倚重的我国山水画大师陆俨少，画院的第一代画师除选调了一批各方精英之外，还适时录用了一批刚从浙江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首届硕士研究生。

　　浙江画院从创建起，就注定了它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成长的幸运儿。首先，它受到了我国近当代两位国画大师潘天寿和陆俨少的悉心呵护和滋养；其次，历朝历代绘画大师近一半出自浙江，这里积累着丰厚的人文传统，我们2014年以“湖山掩映”为题举办建院30周年展览，也是要反映出浙江画院所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独特性。自成立之日起，浙江画院就集结了两位国画大师麾下的一批精兵良将，通过第一代画师们的呕心沥血、奋力进取和辛勤耕耘，如今业已学术硕果累累，此外，浙江画院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相邻，具备充沛的人才资源库。

　　美术文化周刊：作为山水画大家和浙江画院首任院长，陆俨少除了是画院的标志性人物，对画院发展有怎样的意义？在画院成立30年之际，筹划设立中国画领域的“陆俨少奖”，基于怎样的考虑？

　　孙永：应该说，沿着陆俨少先生的学术方向，浙江画院30年来少走了很多弯路，这是我们的幸运。陆俨少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重治学，轻功利。陆老的大半生命运多舛，到了70岁才抬起头来，而他同代的画家有些三四十岁就已经声名鹊起。记得我们刚开始学山水画，在上海只知道应野平、贺天健等，那时候“红光亮”受到重视，根本不知道谁是陆俨少。陆老的儿子曾开玩笑地总结父亲的经历说，“在上海陆俨少是火烧铁房子，冒烟的机会都没有。”所以，陆老和他的后人也都认为，浙江是他的发祥福地。当时在上海，动乱年代，种种原因，陆俨少是被边缘、被打压的一类。在“文革”之前，潘天寿就看到过他的册页，发现上海还有这样的一位高手，当时就希望把他调到浙江美院当教师，但因还带着右派帽子，难以如愿，潘天寿就变通安排陆俨少到浙江美院代课。后来他在美院走廊里做了一次展览，立即引起了师生的轰动。我还记得自己1977年第一次看到陆老的画，晚上骑着自行车回家思绪万千，心想竟然还有这样画中国画的高手。陆老70岁以后，全国美术界甚至国家领导都知道了浙江有个陆俨少。陆俨少淡泊名利的故事有很多，从他的经历，似乎也说明，大师的一生未必都很顺。

　　其实今天我们对陆俨少艺术的研究还很欠缺，存有很大的空间，2014年浙江画院30周年展览中，我们较为集中地展出了陆先生的《杜甫诗意图》百开等作品，同时还首次推出了《陆俨少传记》、《画人陆俨少》等专著，就是希望能够推动陆俨少艺术的全方位研究。推出“陆俨少奖”中国画展，一方面是发现人才、鼓励年轻人创作优秀作品，更重要的也是要传承弘扬好陆俨少的艺术精神。

　　画院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美术文化周刊：和老先生们创建画院时的背景不同，近些年针对画院体制的质疑声一直没有平息，今天画院的社会价值究竟是什么？

　　孙永：中国的画院——特别是新中国的画院，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美术的格局与生态，自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作为中国国家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运作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帮助下，国家率先在北京设立了官办体制的画院，随后又陆续在上海、江苏和广东等地设立了官办画院。事实证明在随后的几十年间，除专业院校之外，画院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足可彪炳中国美术史册的名家高手，并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作出了有益而积极的贡献。

　　众所周知，“画院”这一专业学术体制，早在千年的封建王朝就已陆续存在，只是当年体制内的画师所服务的对象仅限于帝王将相，然而画师们所创造的文化遗产最终还是被后世的民众所分享，这也可以算作古代帝王不经意间为后人做了件善事。相对封建王朝，今天的画院的机制、体系和性质则更加科学和完备。在“文革”结束后，以省辖区域为布局的画院相继成立，业已覆盖全国。这既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我国政府“文化强国”的策略和决心，又确保了中国绘画这一独树一帜的民族文化得以稳定地传承和发展。和美协、院校不同，画院的特性决定了它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画院的画师必须是实战的精英，能够独立完成各项创研任务，要能“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有人说“画院要改制”“美协要取消”，这些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的，如今形形色色的画院确实太乱，不知何方神圣随随便便都可以成立个画院招摇过市。但仅从个人利益的角度而言，画院是否改制对于那些有实力的画家并不会有多少危机感。我曾开玩笑说，在浙江养画家是“一本万利”的事业——投入极低而回报率极高。比如首任院长陆俨少，其生前政府总共给予不过区区十几万元的薪酬，而他老人家却给社会留下了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再比如今天浙江画院仍然健在的几位老艺术家，他们的创作也都已经给社会创造出了价值丰厚的文化产品。

　　美术文化周刊：理想的状态的确如此，但批评者认为今天画家进入画院体系更多是换取一个“体制内”的身份，借此获得个人的名利。画院对于画家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画院又该如何管理画家？

　　孙永：公立画院作为人生事业的一个舞台，对于真正一心想画画的人是最合适不过了，正所谓人生的职业与自己爱好高度统一，是最大的幸福。我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浙江画院参与筹备工作，之后再当画师，迄今已有三十余年，大半生的庆幸、幸福和感恩常常会溢于言表。我一直认为，画院之于画师间的关系应该是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画家们在这里切磋、成长、升华，画院不应该是一个仅仅关乎个人利益的小圈子，而应该让画家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哪怕有一天退休了，也会认为画院是自己一所永远的精神家园。

　　管理画家不能像行政机关，据说有的画院竟然上班还要打卡，这样的方式就太机械和愚昧了。领导要尊重画院画家，要给他空间，当然也要给他压力，平时比较自由地创作，但是面对画院的任务和课题就要能够出色地去完成。画院的画师绝不允许“滥竽充数”或“人浮于事”，事实上画院内部的竞争一直以来也都是非常激烈的，常人往往以为入得官办画院殿堂之中就可以从此养尊处优了，这只不过是种假象。进入画院之后并不意味着个个都能获得成功，一旦进入体制内最终又被淘汰，那是最悲催而无地自容的。

　　美术文化周刊：如何能够吸引真正优秀的人才进入画院？

　　孙永：我们始终强调，硬件建设上可以相对缓一缓，但是人才梯队的建设必须常抓不懈和时不我待。当下画院的发展模式值得深思，作为一家画院的领头羊，在人才引进机制上应该从基础着手，认真搞好自身的梯队建设、严谨理顺专业的学科配比，不仅仅是从别的地方“挖”人，而是要火眼金睛地辨识出一批“千里马”去重点培养——就像当年的徐悲鸿之于傅抱石、潘天寿之于陆俨少……少一点盲目“移栽”，少一点“拿来主义”，更要少一点好大喜功或急功近利。否则，就如同当年湖南少了个齐白石，北京多了个齐白石，仅是你的庭院中多了“几棵”而其他区域却少了“几棵”那般，急功近利的做法对于一个国家区域性和整体性的文化构建而言，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和贡献。

　　虽然浙江画院身处一个省份，但是因为有中国美术学院这个人才库和孵化器，全国的优秀人才得以集中，浙江画院备选的人才资源非常丰沛，可以优中选优。浙江画院不仅和中国美术学院有着良好的互动，我们出去采风、交流也注重发现、吸纳优秀的青年才俊。我们画院的艺术家可以说是来自五湖四海，以山水画为例，七八个画家来自五六个省份，而最新进入画院的年轻人也来自山东、安徽、福建等不同地域。

　　浙江画院在选拔、引进人才上，我们班子和艺委会都非常注重人品的考察。为确保一个学术机构拥有良好的治学环境及相应的纯洁度，务必防患于未然，绝不让那些动机不纯的投机分子，打着学术幌子的骗子，不学无术的混子和惹是生非的跳梁小丑蒙混进画院的队伍。

　　院长要推动画院形成整体实力

　　美术文化周刊：中国画发展到今天很多学术课题还都有待回答，一些画院提出明确的学术口号，画院领导作为艺术家有其自己的主张，但如何确保其他画家的艺术个性不受影响？

　　孙永：过去旧文人讲“文人相轻”，我们今天说画院画家必须有高度一致的身份认同感。在艺术水准上大家自有公论，至于艺术风格，艺术家们完全可以各展所长，各施所好。我们说要敬重传统，其实真正继往开来非常难，把古代的东西吃透，能够“继往”已经很不容易，“开来”就真的要靠自己的修炼和求索了。浙江画院没有对某种程式的简单模仿，画师们的面貌拉开距离非常大，面貌非常迥异，比如曾宓和姜宝林的山水画不可能混为一谈，一看便是一目了然，泾渭分明。

　　美术文化周刊：今天，美术界的各种“主席”“院长”等身份时常引来关注，作为画院院长应该有何作为？

　　孙永：我一直强调官办画院的院长不能“武大郎开店”，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多元化的时代。如果画院院长只是一个人“四面出击”“招摇过市”“自娱自乐”，一旦提及其手下的画师们却表现出“囊中羞涩”“拿不出手”或“揭不开锅”的尴尬和无奈，那么这个院长起码是不称职的。院长成为一个区域美术实力的唯一代表，这种局面不论有多少现实因素造成，院长本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让自己的队伍“兵强马壮”，才能底气十足地去建功立业，也才不至于时常混迹于其他阵营里乞讨功名利禄。因为作为一个官办画院的院长，无论是谁，只要你占据了这个身份平台，想要在外为自己混个脸熟是容易的。但是一地一域的整体实力、影响力、学术话语权绝非仅凭一己之力的单打独斗所能实现的，恰恰是要依靠一批美术精英彼此呼应、薪火相传而共筑基业。我以为，但凡每个真正有责任并有担当的院长，既要有科学发展的宏观韬略，又要具备珍惜人才的积极理念，更要拥有先人后己的高尚操守，这是治院的根本所在。院长切莫成为“光杆”和“寡头”。

　　每个公立画院的当家人都要有忧患意识，不能做“看守内阁”“维持会会长”，不应去敷衍和懈怠自己的任期，而务必要对得起公信力的托付，还要真正对得起道规和良心。我们一些画院的当家人迫在眉睫的责任和担当，是要重塑一支有希望、有未来的专业人才团队，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若能坚持不懈环环相扣，假以时日便能显成效。

　　美术界的“PK”从未停止

　　美术文化周刊：近年来，一些画院乃至大学，都成立了导师工作室进行教学和创研，浙江画院在这方面有何考虑？

　　孙永：中国画特性决定其必须通过类似师傅带徒弟的形式进行传承和发展，定不能只靠上几节大课，做个报告就把问题解决了，从这个角度讲，个人工作室在一对一的传授上有它的优势。但是浙江画院为什么始终根据画种搞工作室，进行集体的研讨学习，而没有以个人的名义建工作室呢？因为个人工作室也容易形成某种“拉帮结派”“山头主义”和“团团伙伙”，这在画院这种学术机构中必须避免，画院的画家可以各有风格，但必须知道，我们是属于画院的一个大家庭。

　　近些年的确很多个人开工作室，不可否认，有的跟随“大名头”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想形成某种依附关系，进了工作室就成了某某的学生，顿时身价提升，这其实就是“傍大腕”。如今时常在媒体上看到的某某导师工作室的招生广告更让人大跌眼镜，这般的导师不仅水平不高而误人子弟，更是学术腐败的始作俑者。

　　美术文化周刊：当前的艺术发展的确存在不少乱象，画院如何为青年画家营造良好的环境？

　　孙永：在美术界的乱象中，我比喻说有一种“寄居蟹现象”，对于某些画家而言，缘于长期的严重缺钙，自然缺筋少骨，挖空心思想要找个“壳”去钻，这种寄居为生的方法是十足的可怜虫。

　　画家要有自信和底气，除了思想内涵需要不断修炼外，画画必须还要有技术含量，现在美院教学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不大敢讲技术含量。画画必须是心和手统一的产物，我常说，如果从本科到博士十年寒窗，连技能都没学好，基础没打扎实，哪来的后劲？

　　回顾中国画发展的历史长河，仍留在我们视野里的真可谓是大浪淘沙。所以我常说美术界的“PK”从来没有停止过，要远比那些表演艺术来的残酷，付之一生的事业最终能不能留在艺术长河中，能留多久都是今天那些真正有追求的画家必须去直面和自省的。

　　我常劝青年画家趁年轻，把该补的课赶紧补。也正因为今天的乱，你才需要更认真地去做学问，因为今天很多比你有才华的人去折腾了，那么你能静下心来青灯黄卷般地努力，你的机会就来了。试想，陆老当初如果也混进了上海滩那些“大佬”圈子，还会有今天耸立在我们面前的艺术丰碑吗？（记者 朱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