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富斌谈美术出版及其艺术创作【2】

视频介绍

主持人：教先生，您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请您为我们分享一下编辑美术教材对出版社编辑来讲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有没有一些必须遵循的原则或者宗旨？

教富斌：能够加入到人民美术出版社这个团队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很好的机缘。我是2006年从天津大学艺术研究所毕业后到人民美术出版社。我毕业的时候最想去当教师，进入大学当一名教员，我觉得蛮好的。被录用之后，回去我还和我的导师王学仲先生说，我说，这回做不了老师了，去做编辑了，还有点不太愿意。结果老先生还挺生气，对着我说，“诚者自成”，只要你不断地追求，不管在哪个岗位，你都会把你自己的画搞好。

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出版社，它从建国初就成立了，对整个新中国的一些艺术领域的引导，对社会责任、社会效益各方面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接触绘画，兴趣来自于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那一套教材，大概是70年代末，因为我们当时社会还比较落后，很多各方面，美术书看不到。当时那一套教材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与上海教科院合作出的是姚今迈老师、陈通顺他们主编的，当时就在那套教材里培养了我对绘画的兴趣。经过这么多年，竟然我又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又做了美术教材的编辑。觉得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感觉这些人生不可预测性。

而且当时从对美术教材，对绘画兴趣建立起来之后，我最初看到的《中国古代山水画百图》、《中国古代花鸟画百图》，就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令狐彪先生编的，当时那本书很小，大概只有32开，而且黑白印刷的，很便宜，几块钱。后来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之后，居然在资料室里发现了令狐彪先生借书卡上的签名，看到之后特别亲切。而且那时候还读到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画论丛刊》，现在在孔夫子网上居然炒到一千多元一套了，当时只有20来块钱，那是80年代。

主持人：可以看出人民美术出版社曾经编出来的美术教材对您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可以说是您走上艺术道路上的一本启蒙教材。时过境迁，过了这几十年，当您成为一名美术出版编辑的时候，再回头看一看，您现在作为一名编辑来讲，对于美术出版所遵循的宗旨和原则，和您所崇拜的刚才您讲的那位老师来讲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教富斌：还是有较大区别的。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做教材的编辑和做画册的编辑，最大的区别就是做教材的编辑不用考虑市场的发行。现在来说，做画册的编辑不像过去那么轻松了，出版的纸张、印刷、封面的设计、发行、市场销售，你都要参与，如果这本书卖不出去，对编辑来说是压力很大的事。而且作为出版社来讲，它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来源于每一个编辑要分到你个人头上分摊多少利润，压力比较大。我做教材来说，相对来说要宽松得多。我专心把我的一套教材编好，一般要12本或者6本，中间的流程比较长，时间比较长，一般要三年或者四年。因为我们的教材，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遵循什么原则？一定要围绕着教育部做的课标，不论语文还是数学，教育部都要定课标的，美术也不例外，这个课标确立了，编辑就要围绕这个课标研究，每个学生的学段不同、年级不同，接受的的美术技法和鉴赏都要有一定的梯度，围绕这个来编写。

谈到教材方面，因为我做了很多年的教材编辑，我很有一些感慨。我们国家对孩子的培养，我还是有一些个人看法。比如前两年教育部突然把教材循环使用了，教材的循环使用表面上看起来节省了很多纸张，好象不浪费，孩子们好象书包也变轻了，我觉得远远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落后偏远的地区，一个孩子的读物甚至艺术的读物可能是这本教材。当老师上课的时候给他看一眼，一下课就收起来了。我曾经出去调研过，有的老师上课把教材居然摞起来放到一边，根本没有发到孩子手上。教材，对主编来说，编委以及编辑来说，要付出很多心血，他的每一张图片都是精心挑选的，对于孩子审美的认知和引领，应该有很大的作用。

刚才我还说到我最初的兴趣就是从教材里面培养出来的。我觉得对我们国家来说，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但是一些山区的孩子或者其他西部的孩子，他们仍然没有那么多的书可看，仅仅把教材书作为循环使用，为了省几块钱把它砍掉了，我觉得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