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石鼓山出土西周铜禁与姜戎人

　　2012年6月发现的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出土各类器物101件(组)，其中铜礼器31件(石鼓山考古队：《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2期;石鼓山考古队：《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西周墓》，《考古与文物》2013年1期)。相对于其他器物，可以说铜禁是最重要的发现。因为这是1949年以来发现的唯一的一件西周铜禁，也是唯一一件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西周禁。

　　石鼓山1号禁上放置有户彝1件、户卣2件、 斗1件，其中一卣下还有一方形器座(2号禁)。1号禁在M3的K3西部底部放置，其上左侧放置户彝，中间放置户卣甲，右侧放置2号禁，2号禁上部放置户卣乙(出土时倾倒，但卣圈足还在2号禁之上)，户卣甲外放置1号斗。根据1号禁的形制，禁面外围是夔龙纹的长方形边框，夔龙纹边框内又有长方形框，长74.5厘米，宽25厘米，框内素面，该素面位置就是铜禁上摆放彝器的地方。户彝、户卣甲、户卣乙及2号禁、1号斗等按照出土时情景还原放置后，素面位置已无法再放置别的器物。从铭文上也可以看出，1号禁上放置的器物全是“户”器——户彝、户卣，组合非常完整。

　　已知西周铜禁存世2件。一为夔蝉纹禁(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10月)。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宝鸡戴家湾一农民挖出，先被陕西巡抚端方收藏，后流入美国，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长87.6厘米，阔46厘米，高18.7厘米。前后各有长孔八，左右各有长孔二，器上尚存置尊卣三器的痕迹。时代或定在商代﹝《陶斋吉金录》(卷一、二)《卣与觥》(图二)、《欧米蒐储支那古铜精华》(图九)、《柉禁の考古学的考察》(图25上)等著录﹞，或定在西周。二为夔纹禁，现藏于天津博物馆，为军阀党玉琨于1926年在宝鸡戴家湾盗掘。呈长方体，中空无底。通高23厘米，长126厘米，宽46.6厘米。禁面上突起三个椭圆形子口，用以稳定上面所放置的器物，使之不致移动。中间孔略大，高1.5厘米，外径长19.5厘米、宽16.5厘米。左右两孔大小相同，高1.3厘米，外径长18.8厘米、宽17.4厘米。铜禁的前后两面各有两排长方形孔16个，左右两面各有两排长方形4个。禁面四周饰夔纹一道，前后左右四面均饰夔纹。禁面三个子口处中间放置卣，右边放置觥，左边放的一器残甚不名，应为卣、壶、觥等椭圆形圈足的器物。时代为西周初期(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西周夔纹铜禁》，《文物》1975年3期;李先登：《西周夔纹铜禁的出土与流传经历》，《考古与文物》1982年6期)。这一件也是体形最大的一件。

　　石鼓山M3出土的1号禁，长方体，底空，四侧面饰有夔龙纹，顶面四周饰夔龙纹，中部素面。长94.6厘米，宽45厘米，高21厘米。

　　以上3件铜禁形制相似，细部有所不同，如侧面有无镂空、禁面有无子口等;纹饰上都饰有卷尾夔纹，较为相似。故3件禁的时代应比较相近。

　　这里要强调的是，3件“户”器是作为一套完整组合放置于1号禁之上的，应当是同时铸造的。

　　禁是古代奴隶主贵族在祭祀和宴飨时用来盛放酒器的几案，也就是说，禁上的酒器应是盛酒器。周人所谓的“禁”，可能有禁戒饮酒的意思。郑玄的解释是“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据金文和古代文献记载，周初曾经厉行禁酒，可能是出于更有效地督促民众实行禁酒的考虑，当时的统治者就把置放酒具的器座命名为禁。当然，禁有酒戒的含意也许只是一种说法。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已知的3件西周铜禁均出土于宝鸡?两件位于渭河北岸的戴家湾，一件位于渭河南岸的石鼓山，而且是南北基本相对的两个西周贵族墓地。如果说之前对这个问题还比较疑惑的话，那么，现在似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虽然斗鸡台墓地的属性还不清楚，但石鼓山的铜禁出自姜戎族墓葬是不争的事实，这样就把禁与姜戎族联系起来了。有学者认为宝鸡是西周方座簋的发源地(张懋镕：《西周方座簋研究》，《考古》1999年12期)，宝鸡又是商代姜戎族的聚居地，宝鸡地区出土的铜方座簋多伴与高领袋足鬲同出，高领袋足鬲又是姜戎族的遗物，这样就把方座簋与姜戎族联系了起来。禁实际上也是器座，既然能生产出带座的簋，再生产单体的器座如石鼓山M3的2号禁，再进一步做成较大形制的禁，也就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从技术层面讲应当是可行的。既然方座簋与禁都与姜戎族有联系，是不是可以说，禁与方座簋一样也是发源于宝鸡地区，也就是说，禁有可能是姜戎族发明和使用的。这样就能回答至今发现的西周铜禁为什么都在宝鸡，因为自商代以来宝鸡就是姜戎族的老家。(作者单位：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来源：中国文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