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青图像

1954年创作出版的《毕业了，参加农业生产去！》

哈琼文创作的《做一颗红色的种子》（1963年）

《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1970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务农的运动是中国农村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章，反映知青生活的美术作品与同时期美术中的农村题材和农民图像具有紧密联系。在革命的激进主义美术中，知青的形象也可以看作是农村青年的未来形象。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和问题在一种非常奇特的相遇中变得相通甚至相同。

知识青年留在农村或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这是从1950年代初期就开始提出的，到60年代初期就正式掀起运动，更多地号召城市的毕业学生到农村务农，规模逐步扩大。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高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务农的运动是中国农村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章，反映知青生活的美术作品与同时期美术中的农村题材和农民图像具有紧密联系。

1954年创作出版的宣传画《毕业了，参加农业生产去！》(1954年)应该是对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积极回应，这篇社论是公开地、大力地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源头。画面上描绘了一位身穿白衬衣、肩挎着书包、手里握着书本的青年知识分子回到农村，人物形象很准确地表现出知识分子的特征。但是，与后来的农村知识青年和城市下乡知青的图像比较起来，这幅作品显然是缺乏对劳动、锻炼、成长等这些概念的准确表达，以至于画面上的这位知识青年显得有点文弱、过于书生气。

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5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2月)最后那句话日后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最著名口号，一直回响到1970年代末期。

从1957年开始，政府把号召知识青年回乡和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列入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6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

这就是此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知青下乡题材宣传画的历史背景。

“文革”前的知青在中国四十年的知青运动史上尚未被充分研究，在文艺创作中的形象也是处于知青文艺的边缘地位。哈琼文创作的《做一颗红色的种子》(1963年)是早期知青美术中最有代表性、艺术性最高的作品。这幅宣传画描绘了非常健康、充满理想精神的一位下乡女知青形象，她手执稻穗、回首远望，表现出远大的志向。没有以农村的梯田、田野作为背景，没有老农的指引领导，也没有扛着农具、戴着红花，单纯的一个青年女学生的形象，手里执着的稻穗点化着题目中的“种子”，寓意着理想主义的播种、成长。与“文革”时期的知青题材宣传画比较起来，它显得过于抒情或过于理想化了——或者说，后来的知青宣传画的理想化和抒情性是建立在更加激进的立场上。

《立志一辈子做农民》(1966年)的题目是当时流行的一句非常直白的口号，比“扎根农村一辈子”之类更加直接。从意识形态宣传的动员功能来说，这种对转换身份的号召有着多重的内在逻辑：第一，显然这不是对农民而言的，农民的身份早已被城乡户籍制度所固化，“做”还是“不做”根本就由不得农民选择，也就无需号召他们“立志”；第二，这种类型的口号也显然不能套用在其他身份转换上，比如说从来没有号召人们“当工人”或“当国家干部”，因为那些明显是人们会自动追求的身份，是从来都不需要动员的；第三，它强调“一辈子”，意思就是对身份转换的可能性的否定。对于当时绝大部分迫于无奈而下乡的知青来说，这套逻辑根本就无需思考，生活的语境早已使人们知道需要动员的东西不是什么好东西。就像“劳动光荣”这个本来意义上是非常正确的口号一放到现实生活中就变得十分虚伪：坏分子都是被监督劳动的，而人们从小就知道在学校里做了错事是要被罚做清洁劳动的——所有的现实都使人们知道劳动是一种惩罚，何来的“光荣”呢？

因此，像《立志一辈子做农民》这样的口号和宣传画在当时的生活中比其他的宣传画具有更真实的刺激人们心灵的力量，它把人们无法逃避的命运塑造为一种图腾，接受着人们表面上的顺从和心底里的怨恨。画面上这位笑容满脸、斗志昂扬的女知青牵着牛、肩扛犁耙、手执领袖著作，走在广阔的田野上，这种理想主义的图式与上面那幅《做一颗红色的种子》有着巨大的区别。关键就在于它把生活语境直接呈现出来，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理想主义精神，而那一幅却隐去了真实生活的必然道具和情境，使理想和抒情变得抽象化。因此，如果说意识形态宣传都包含有说教成分的话，《种子》的说教是较为软性的，《立志》则是赤裸裸的激进主义规训。

到了“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宣传画的图式语言又有了重要变化。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全国迅速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1974-1977年再次出现高潮，这期间全国又有7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此时的知青宣传画比较常见的是像《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1970年)这样，以毛泽东的这句语录作为核心口号，在画面情景和人物形象上多以农民迎接知青为主，农民和知青分别作指引方向状和斗志昂扬状，这种图式是最为流行的。农民作为指路人的光辉形象在这时大量出现了。

进入7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宣传中对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表述有了一套更完整、更有理论高度和激进主义色彩的系统化话语，很典型的就是：“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在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下，广大知识青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深入批林批孔运动，狠批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扎根农村，扎根边疆，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们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结合农村斗争的实践，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参加三大革命斗争，经风雨，见世面。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革命的青年一代，正以坚定的步伐，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见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74年编辑出版的《在广阔天地里--美术作品选》“出版说明”)

在上面这段话中包涵了定义、性质、学习、批判、道路、实践、方向等等，这套话语已经成为一幅完美的语言图腾，其中的词汇、语序等等都不可移易。如果以它来看待和要求视觉图像的艺术创作也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视觉图像所擅长的是通过形象的塑造传达出在这幅语言图腾中所包含的精神实质和审美倾向，把所有的观念转换为一种以青春、朝气、阳光雨露和成长为形象特征的视觉形象。

张绍城创作的宣传画《广阔天地新苗壮》(1973年)可以说是非常出色地达到了这个目的，成为知青主题宣传画中最富有青春魅力和蓬勃生命力的一幅优秀之作。这幅作品以到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为素材，阳光初升的时分正是在橡胶林中割胶的兵团知青凯旋的时候。阳光洒在知青们的身上，勾勒着青春健美的身躯，一切都是那么清新、充满着朝气。“新苗壮”是一个富有政治性意味的语汇，按其本来的修辞叙事来说，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先锋激进的现代性光芒。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艺的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创造出许多足以代表意识形态政治的自然物符号，如“阳光”代表党和领导人、“葵花”代表忠心耿耿的人民等等，而“新苗”则是一种非常形象化的革命青年的身份符号，就像“根正苗红” 的说法一样，而又更强调了“新苗”意识中的血统论。新与旧，新苗与朽木，革命激进主义的进化论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着人类喜新厌旧的天性。

下乡知青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农民形象的一种改造和发展。本来无论从身份、经历、历史传统等任何方面来说，知青作为一种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是非常短暂的政治潮流的产物，与农民有着巨大的根本区别。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回到那一段历史的现实情景中进行分析，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知青与农民之间存在着某种具有真实意义的联系。首先，从激进反智主义价值观来看，知青需要的是改造为像农民一样的人，而农民则因为有了知青而成为了提供“再教育”的老师，他们之间的身份转换是激进主义的必然逻辑。其次，从实际生活情景而言，由于知青较为普遍的生活状况已经与农民的生活状况相混合，有些知青的形象已经与当地农村青年的形象产生趋同，在审美上的特质已经相互渗透。因此，在革命的激进主义美术中，知青的形象也可以看作是农村青年的未来形象。

因此，在宣传画上的农民与知青的形象虽然分别扮演着指路人和接受“再教育”者的角色，但是实际上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和问题在一种非常奇特的相遇中变得相通甚至相同。（李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