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上的博物馆

湖南省博物馆“白石墨韵”专题手机应用程序

网络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新媒体应用的日益广泛，使得古老的文化遗产与博物馆文化传播进入了一个新格局。在此背景下，国内外许多博物馆已经开始在展示与服务中融入数字和互动等新媒体元素，具体做法基本包括数字化网站建设、展厅互动和移动设备互动软件开发3个主要方面。技术正给博物馆带来全方位的变化。

杨瑾是北京服装学院设计专业的学生，也是一名博物馆的忠实粉丝。在他的手机里还存有去年12月28日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台北世界宗教博物馆宗教艺术文化展”的APP（智能手机第三方应用程序）。“当天去了展厅之后，打开Wifi下载导览应用程序，这样就可以将手机变成导览仪，可以显示文物信息以及我在展厅中的路线位置。这个程序还支持脱机使用，可以把展览带回家慢慢欣赏。”他介绍。

此外，他的手机里还有近10个博物馆展览的APP，除了单个具体展览的导览之外，也有如“文化上海”这样的综合性导览。“这是我为了下个月去上海玩事先准备的。只要选择任意一张导览图，上海所有博物馆、名人故居就会自动根据我所在的位置从远到近排列出来，还可以查看每个场馆的图片、简介、地址、电话，以及从当前位置到达那里的交通线路。”杨瑾说。

永不落幕的展览

目前，国内许多博物馆都在其网站上开设了虚拟展厅，借助新媒体技术，开发网络互动平台，观众足不出户即可“游览”博物馆；为提升展览效果、开展个性化和人性化服务，展台式或嵌入式触摸屏多媒体电脑、互动投影仪、电子虚拟互动系统、多媒体互动游戏等多媒体技术在大型博物馆，尤其是科技类展馆中已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而近年来，由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带来的风潮更为博物馆行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2011年6月，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为配合该馆“千秋帝业：兵马俑与秦文化”展，特别推出了世界首个专为博物馆而设计的苹果手机综合导览程序。2012年3月1日，随着改造后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投入使用，国博开始与3家电信运营商合作提供手机导览服务，成为我国第一家开展手机导览服务的博物馆。随后的近一年来，各种服务于博物馆的APP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上文提到的导览程序便是其中之一。

“提到博物馆时大家都说这里是终生学习的场所。现在掌上的博物馆使得参观更加便利，而且不是一次性的，对我来说这种终生学习也更可能实现。”杨瑾说。另一方面，博物馆每年都花费上百万元经费举办临时展览，从选题、选材、组织到情节调动都倾注了大量心血，然而到了临时展览闭幕的当天，它的“生命”就“终结”了，而利用数字化手段可以为博物馆开一场“永不落幕的展览”。此外，数字技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游客压力，让更多观众可以利用新技术体验古老藏品的神奇魅力。

APP时代的策展之路

“博物馆的数字化，决不能只是藏品档案的数字化。博物馆的馆藏也有很多属性不适合用传统展示手段来表现的，以这些属性为基础串联，可能是博物馆数字化展示的一个方向。”从事博物馆APP设计制作的上海三棱镜科技公司一位负责人表示。

文博专家认为，正如传统的方式必定会存在一样，新的方式的加入、应用也是必然的、必需的。因此，我们努力解决的是数字化网络化传播、接收与现场参观、实地考察之间的互动互补的关系。

对此，这位负责人认为，如果说博物馆实体展览的节奏更多表现在策展人对展览的把握上，那么博物馆移动应用上的展览是可以把节奏交给用户来DIY的，但这并不是说移动应用上的展览就可以无作为，而是要尽力针对移动平台特有的浏览方式（触摸、拖动、点击等）进行优化，一定要考虑到和其他传播手段，如报刊、网站、印刷品之间内容的差异性。博物馆数字化终端受信息输出平台的限制，对反映器物信息有一定的影响，从目前的经验来看，移动终端最适于显示书画作品（平面艺术），对立体空间文物的拆解展示也是一大优势。但新技术展示必然会带来展品信息的衰减，所以实体展和数字展的使用要分目的、分对象。如同博物馆界泰斗苏东海先生曾经说过的，要警惕“博物馆技术主义”。

反观数字技术与传统手段在博物馆发展中的交融、碰撞、各尽所长，不难发现，技术正在客观上推动着博物馆的展览及服务活动越来越具有亲和力。不仅各式各样的导览程序为参观者提供了详尽的服务资讯和专业讲解，而且由于这些以新技术为支撑的展览、服务方式建立在观众参与互动的基础上，也进一步推动了博物馆“以藏品为中心”向“以观众为中心”的转型。博物馆，特别是中国博物馆应紧抓新媒体时代的机遇，一改昔日冷冰冰的“收藏所”“古董摊”等的陈旧印象，树立博物馆“以观众满意为己荣、以观众需求为己任”的新形象。

保障措施的改进

一方面，博物馆中“禁止拍照”“防止手机干扰”之类的标语随处可见，另一方面，握着手机的观众正在使用展厅手机导览、视频对话等各类程序。新技术对博物馆展览的改变也呼唤着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博物馆参观礼仪”的出台。此外，一些艺术家由于担心侵权、商业运作等风险，常常反对将他们的作品在网络上复制，而中国的版权制度确实有待完善。博物馆数字化之路要长期、健康地走下去还需完善的配套制度的支持。

在南开大学博物馆学教授黄春雨看来，在新技术浪潮中，人力资源的缺位则更为明显。他认为，在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领域，缺少数字建设、网络建设的专业人才，而在数字、网络领域，在高新技术领域，缺少甚至没有人文历史博物馆方面的专业人员。这容易导致原创性的数字传播内容很难到位，出现一些顺应普通公众娱乐化、兴趣化的浅层需求，或受流行文化、快餐文化、商业文化的干扰的“技术产品”，不能把博物馆深厚的文化资源较为丰满地传达给公众，甚至对博物馆文化传播形成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