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沈鹏先生二三事

　　沈鹏书自作诗《寒食诗》

　　张旭光

　　前几年一个冬天，客青州，大概供暖不好，略觉寒冷。正于室内踱步，朋友拿来两件沈鹏先生的草书作品，请我辨一下真假。作品展开后，墨香扑鼻，豪情鼓荡，浑化天成，顿时传达出一股热量，使我激动起来。细看，浓处浑穆凝重，枯时老辣奔腾，字字珠玑。爱挑毛病的我，端详许久，感慨道：“都是精品！”

　　这与我心目中的沈鹏是完全一致的。这些年来，常代人向沈先生求书，深知先生把每一件出手的作品都看作像自己的羽毛一样珍惜。有时他说，这件写了三遍；有时说，那件写了四遍。首届兰亭奖那件四尺整纸的大作，我在主编《中国书法》杂志2003年第一期时发在了封底上。他说这幅是写了11遍之后才感到满意的。青州这两件作品，虽然是应索之作，但我肯定沈先生不止写了一遍。

　　1993年，我曾随谢云先生出访日本，当时我在自己作品集封面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创作，应该是理性高原上的非理性驰骋。”我以为，理性的东西就是书法本体规律及其一切相关知识的积累；非理性的则是个人感情的关注和奔腾。理性的高原越广厚，非理性的驰骋越恣肆和自由。沈先生的创作状态，我以为是由其一辈子的学问积累和他与生俱来对翰墨的激情所决定的。1994年，我在北京主持培训中心高级班学员面授时，请沈先生讲课并当场挥毫示范。先生提笔后，全神凝注许久不下笔，他的眼睛不断地眨着，他的嘴轻轻地开合着，上下牙齿不停地有节奏地碰出响声。此时，我已全然感到面前这文弱的书生雅士，心灵深处正如岩浆一样炽热地翻腾。他下笔之后便势不可遏，在笔与墨的挥运中，心象的起伏物化了，激情的高潮涌出了。我的心也不由自主地随之律动着、跌宕着，久久才平静下来。这时沈先生说：“一幅作品应该像一首曲子，有过渡、有节奏、有高潮。”沈先生是一挥而就的，但我想这首杜甫的五律《春夜喜雨》，也许先生是事先写过了的，因为那节奏、过渡和高潮，既是非理性的驰骋，更是意在笔先的理性思考。

　　在我的印象中，沈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每次大展的作品都能传达给我一些新的信息。从追求线条的味道、结体的奇险，到线条的萦绕组合、点的组合，再到组合中追求线的浑重完整。有时我对沈先生作品的个别语言一开始有些看不懂，不理解。看得久了，再调动自己的一些积累，才发现，沈先生是有意在熟中创造生，在平中创造险。还拿首届兰亭奖这件作品说，那个“扶”字和“状”字，开始觉得与其他字不是很协调，后来从王右军《初月帖》最后一行的“报”字处找到了源头。由此我想起了刘艺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说的话：“看不懂的东西不一定不好。”我意识到，对看不懂的东西，要善于分析其原因，有的属于违背规律的，那是不好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我们还没有具备看懂它的素养和眼力。比如说我吧，虽然从初中开始就喜欢文科，可上大学读的是工科，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文科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因此，平时看一些古文献原文，看不懂的地方还真不少，只好靠工具书来帮忙了。

　　“能者为师”，仅仅四个字，对于一些有成就、有影响的人来说，由于各种原因而难以做到。有一件堪称美谈的小事，不知沈先生是否同意公开，我这里先透露一个梗概。

　　那是一个双休日，沈先生把王友谊、刘文华两个后生请到家中，老人家亲自牵纸当“书童”，让王、刘二位分别书写篆书和隶书。两位晚辈哪敢造次，在沈先生的坚持下，颤抖着笔只好从命。沈先生的真诚、兴致，谈笑风生的态度，以及对二位在篆隶创作上的肯定，使两位青年书家如沐春风，平静下来，任意挥洒。沈先生高兴地说：“看他们书写，我得到了不少启发。”于是乘兴挥毫，盘龙数纸，分赠二位后生。王、刘从沈先生的这一举动得到了鼓舞，更得到了心灵的洗礼，那种曾经因着连续获奖而认为自己是“好家伙”的感觉顿然便消失了。

　　沈先生对年轻作者的成长善于鼓励和引导。与别人不同的是，他的鼓励总是倾注着对艺术和学术的忠诚与责任。他曾对我说：“对年轻人的评价，我不想说得太过。这样对年轻人的成长有好处。”记得1988年夏天，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书法作品展，沈先生为我写的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让我很爱听——“能写多种书体，富有创造精神。”分析起来，这句话并没有说我把字写到什么高度，创造得怎么样，但多年来它已成为对我精神上的一种激励，一直到现在我还很受益，但我觉得至今仍没有达到这个标准。1998年春节，我写了一件行草，印成贺卡，寄给师长、朋友们贺年。没想到在年后的一次书协主席团拜会上，得到沈鹏、刘炳森、王学仲、刘艺、佟韦诸先生的当面称赞，我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更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在中国科技会堂参加电影协会换届大会时，沈先生见到我，再次向我提到那件作品写得好，而且说“我是认真的”。

　　家父张振海写一手极漂亮的行书，在我看来是不亚于本乡的清末翰林潘龄皋的。我对书法的热情和投入主要源于父亲经常的鼓励。家父20年前就逝去了。不惑之年后，能经常聆听沈先生的鼓励，使我忽然想起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