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門北望太和殿，五人合影居中者為吳瀛。吳瀛1924年受聘為清室善后委員會顧問，參加清點故宮文物。

易培基

張繼

1937年10月，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易培基在上海寓所辭世。作為故宮博物院的締造者之一，他不但沒有收獲公眾應有的尊重，反而在去世時背負了“監守自盜”的惡名。一樁莫須有的“故宮盜寶案”，因為構陷對象是易培基，也成了轟動一時的“易案”。

彌留時，易培基將一份陳情書托老友轉交給國民政府。他寫道：“惟是故宮一案，培基個人被誣事小，而所關於國內外觀聽者匪細。”最后時刻他仍希冀國家能還他清白。然而這樁冤案本就是當權者一手炮制，為了一己私利他們不但可以把國法玩弄於股掌，更不惜置他人於死地。

一樁毫無懸念的冤案，竟長達十幾年不能結案，它也成為管窺國民黨政治生態的一個標本。

悍婦的舉報信

1932年8月29日，一封匿名信寄到北平政務委員會，控告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擅自處理故宮物品，盜賣故宮古物。

當時，故宮正在處理清宮與歷史藝術無關的物品。在一般人眼中，皇宮大內全是稀世珍寶，隨便一個東西就價值連城。有句老話叫“破家值萬貫”，普通人家天長日久還會攢下許多沒用的東西，何況宮裡積累了好幾百年，“破爛兒”就更多了。當然，皇宮中的“破爛兒”並非真“破爛兒”，而是那些與歷史藝術無關的生活用品，比如綢緞、皮貨、衣料、衣服、茶葉、藥材、金砂等。這些東西，有的是內務府採買來的，有的是各地方官進貢來的。皇帝后妃享用不盡，經年累月便堆積下來，有的東西甚至已經在宮裡堆放好幾百年了。據說，宮中僅茶葉就堆了七間大殿。隔年的陳茶尚沒人愛喝，更別說這些幾十、上百年的老貨了。怎麼處理這些生活用品？故宮博物院方面決定，公開出售，以此來貼補運營經費。

其實早在1927年，故宮博物院就曾經提出過“處分(即處理)消耗品”的計劃。當時，控制北京的奉系軍閥與北伐的國民革命軍激戰正酣，根本沒心思管故宮。故宮博物院的經費來源，除了門票收入，再無其他。許多職員經年累月領不到工資，都嚷嚷著要罷工。為解燃眉之急，故宮博物院決定處理一批宮內生活用品。

為避瓜田李下之嫌，院方制訂了詳細的《處分物品保管款項規則》。他們首先聘請京師衛戍區司令、憲兵司令和政府各部官員組成臨時監察委員會。監察委員主要負責監督金砂、銀錠稱重，判斷哪些物品可以出售。像布料、皮貨、朝珠等穿戴物品自然尚可出售，而食品、茶葉等早過“保質期”的，就隻能扔進垃圾站了。

分類后，院方聘專人為這些出售物品估價。這個價格隻作為出售的底價。有意購買者，可以在此基礎上投標。投標人要事先交納百分之五的保証金。如果中標不買，保証金概不退還。

“處分物品”計劃還沒有實施，就被人告到了警察廳。檢舉者說，故宮“處分物品”是為了給南方國民政府籌錢。於是，北洋政府下令緩辦。第一次“處分物品”計劃就這樣胎死腹中了。

易培基接掌故宮博物院后，舊事重提。1930年，故宮博物院理事會通過了“處分本院所存無關文化歷史之物品方案”。1931年11月，經過精心籌備，處分物品終於公開出售了。故宮方面原本打算拍賣，但是拍賣照慣例要給拍賣行提兩成佣金，太不劃算。於是，故宮決定採取公開零售的方式。每個星期日，有興趣的買家都可以到故宮專設的發售室選購。

故宮博物院所售物品雖然都是生活用品，但皇家之物品質之高、數量之大，可想而知。原存於養心殿的皮貨有兩千多件，永壽宮裡存的金砂有995兩多。出售前，故宮博物院請金店在宮裡設了爐房，在監察員的監督下將金砂化成金條。

據記載，故宮博物院先后進行過三次處分物品，而易培基被人舉報時，正是在第三次處分之后不久。

當時主政北平的張學良是個見過世面之人。有人向他吹風說：“現在外面有好多蓋著乾隆御璽的字畫，都是故宮盜賣出去的。”張學良駁道：“這些有乾隆御璽的字畫，前清的時候就流到外面了。溥儀沒出宮之前我就買到過不少，你們怎麼說是他們偷盜的呢？不要被人笑話了！”

故宮方面以為張學良一番話，控案便打下去了。沒想到，兩個月后南京監察院派來兩名監察員周利生、高魯，專程到北平調查此事。周高二人在故宮調查了兩個星期，雖然沒查出什麼所以然來，但他們還是向國民政府政務官懲戒委員會提交了對易培基的彈劾。彈劾中說：“關於盜賣古物一層，雖未查有確切証據，而出售金器一項，殊有違背法令之嫌。”

消息傳來，故宮博物院上下大嘩，到底是誰在背后搗鬼？大家覺得國民黨元老、時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張繼的老婆崔振華，嫌疑最大。

不久前，崔振華聽說故宮在出售皇家用品，也趕來選購。發售室設在神武門附近，選購者照例是要買了故宮的參觀券才能進入。崔振華認為自己是堂堂館長夫人，要什麼門票，於是昂然直入。可門衛並不認識她，硬是攔住她不讓進。

崔振華是有名的“河東獅吼”。據說，當年宋慶齡、何香凝提出“聯俄抗日”的提案，張繼原本簽了名，但回去向老婆一匯報，劈頭蓋臉挨了一頓臭罵。於是他又找何香凝，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勾去。眾人問他為何出爾反爾，他紅著臉說：“老婆不贊同孫夫人的主張，不讓我簽字，奈何？”

崔振華把張繼都收拾得服服帖帖，別人就更不放在眼裡了。眼看被一個門衛擋住去路，她怒不可遏，大呼小叫起來。經過神武門的人，聞聲湊來看熱鬧，一時間連交通都堵塞了。此時，故宮的一名職員看到這一幕，心知這個亂子可不小，連忙告訴門衛：“此乃文獻館張繼館長的太太。”門衛一聽崔振華來頭不小，登時泄了氣，忙不迭請她進去。

崔振華哪肯善罷甘休，口中罵罵咧咧一路來到售賣室。趕巧兒，當天秘書長李宗侗當值。崔振華見了他一通發泄。李宗侗是易培基的女婿，也是大少爺脾氣，當面鑼對面鼓地說：“你又沒告訴我今天要來買東西，門衛不認識你，何能怪我？”倆人你一言我一語，互不相讓，鬧得不可開交。

易培基素知崔振華是個“瘋婆子”，事后並沒有責怪自己的女婿。但以崔振華的性格，怎麼甘心就此罷休，於是一個驚天大陰謀便這樣出爐了。

結怨於人事

多年后，許多故宮博物院的老人回憶起這場風波都說，崔李之爭其實只是“易培基冤案”的一個導火索，其更深層次的矛盾，早在幾年前的人事安排上就埋下了。

易培基與故宮博物院關系至深，可以說是故宮博物院的締造者之一。1924年，易培基在北洋政府任教育總長。素來醉心古物的他，對溥儀霸佔著紫禁城十分不滿。當年10月，馮玉祥成功發動“北京政變”，軟禁了賄選上台的大總統曹錕。馮玉祥反清立場一向十分鮮明。於是，易培基與同是國民黨元老的李煜瀛一起，策動馮玉祥驅溥儀出宮。這才有了溥儀拖家帶口倉皇辭廟的一幕。

故宮收歸國有后，清室善后委員會成立。從那時起，易培基和李煜瀛一直都是故宮博物院管理層的核心成員。1928年北伐成功后，作為國民黨和故宮博物院的元老，易培基被委任為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李煜瀛被委任為理事會理事長。從歷史淵源看，他們二人領導故宮博物院乃眾望所歸，而另一位被國民黨塞進故宮的張繼，就顯得有點兒不能服眾了。

張繼，字溥泉，早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鬧革命。1920年任廣州軍政府顧問、國民黨北方執行部主持人，也是國民黨元老級的人物。孫中山逝世后，他因反對“聯俄聯共”的主張，成為了“西山會議派”的首腦人物。

從履歷上看，張繼與故宮博物院沒什麼淵源。二者唯一的交集是，1928年國府委員經亨頤提出“拍賣故宮”的提案時，張繼以古物保管委員會的名義給中央政治會議寫了一篇駁斥呈文。張繼的文章贏得了社會的廣泛支持，一場“拍賣故宮”的風波平息下來，而他也因為守護故宮有功進入了故宮博物院的管理核心。在1928年底召開的故宮博物院第一次理事會上，李煜瀛、易培基、張繼三人均被推為常務理事。經大會討論，李煜瀛任理事長、易培基任院長、張繼任副院長，但后來張繼並沒有當上副院長，他與易李二人的梁子也就此結下。

1928年，可以說是易培基政治生涯的巔峰時期。當時他不但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院長，還兼任著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和農礦部部長。由於農礦部在南京辦公，所以起初易培基並沒有來北平主持故宮博物院的工作。院長沒到任，按說故宮的日常工作應該由副院長負責，但易培基並沒有把這個重任交給張繼。他的同窗好友、時任故宮博物院簡任秘書吳瀛回憶，易培基對他說：“張繼神經，又要聽神經太太的支配，不能讓他當家。那是石曾（即李煜瀛）的意思。”

在易李二人的運作下，張繼沒當成副院長，隻撈到了一個文獻館館長的位子。主持故宮日常工作的則是秘書長李宗侗。李宗侗早年留學法國，后又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看似資歷不淺，但他能得到秘書長一職，主要因為他既是易培基的女婿，又是李煜瀛的侄子。

李宗侗的上位，不但引起張繼的強烈不滿，許多故宮的老人也不太服氣。易培基的同窗好友吳瀛，從草創期就為故宮博物院奔走呼號，如今隻得了一個簡任秘書之職，不少人為他鳴不平。他在《故宮塵夢錄》中回憶，易培基的老友左霖蒼曾直言：“論勞資、論輩分，某決不應在某之下。”這兩個“某”指的自然是吳瀛和李宗侗。就連易培基自己也覺得有些說不過去，一再表示所謂“簡任秘書”實際上是院長助理。吳瀛自己“因為太喜歡這個博物院了”，所以並不在乎職位，但張繼和崔振華卻沒有這麼大度，他們一直在找機會報復易培基和李宗侗。

就在周利生、高魯發出對易培基的彈劾不久，北平《快報》記者謝振翮等7人聯合向北平地方法院檢察署檢舉易培基圖利瀆職。他們舉報，故宮博物院在出售金器的時候價格太低，而且還處理了具有歷史價值的金八仙碗。這次舉報隨著媒體的介入，變得沸沸揚揚，人所共知。易培基不得不在1933年1月向國民政府呈文，為自己申辯。

易培基指出，處分金器是經過故宮理事會和國民政府批准的。所謂的“金八仙碗”其實是殘品，“制作惡劣，絕無美術可言”，而且故宮裡類似的八仙碗很多，就連尋常金店裡也有銷售。臨時監委會認為，它們並不具備歷史和藝術價值。至於把出售之款用於發工資，更是無稽之談。處分物品的收益均作為基金，專款儲存，賬目清清楚楚。

易培基的答辯有理有據，周高二人的彈劾自然落空了。然而，幕后指使人並沒有這麼容易善罷甘休，他們很快又羅織了罪名，卷土重來了。

報錯電報露了底

1933年5月1日，南京最高法院檢察官朱樹森拿著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紹信，以參觀的名義來到故宮博物院。當庶務科虞科長接待他時，這位朱檢察官卻提出來要查看院裡的文件卷宗。虞科長連忙打電話請示。易培基得知此事后，本待應允，可吳瀛卻覺得不妥：“他拿著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紹參觀信，如何能看文件呢？”於是，經過雙方商議，朱樹森隻在院內看文件，但經手過處分物品的人員要隨時聽候他問話。

第二天一早，朱樹森來到故宮，李宗侗、吳瀛等參與過處分物品的人都紛紛到齊。開始朱樹森問了問處分物品的經過，並沒什麼新發現。正待作罷，負責處分綢緞的書記員尹起文忽然站起來，期期艾艾地說：“就是有一筆秘書長同院長購買的3000塊錢的綢緞皮貨……並不是在星期日買的。大家都有一些……”朱樹森想抓住這個“話柄”，連忙追問李宗侗。

原來，處分物品時為了促銷，故宮方面規定購買2000元以上者打七五折，購買3000元以上者打七折。李宗侗起初買了二三百元皮貨，后來又買了二千五六百元東西，尹起文便建議他把兩次購物的錢算在一起，這樣可以打七折。李宗侗一琢磨能省點兒錢，便欣然應允，而且他買東西那天也確實不是公開售賣日。

其實，這並不是什麼大事。頂多隻能算程序瑕疵，絕對不算違法，但在朱樹森的追問下，李宗侗竟然支支吾吾道：“我我我記不大清楚了。”當時也在場的吳瀛見李宗侗這副表現十分氣惱。事后他對李說：“物品公開發賣，為什麼你買不得呢？你今天不該吞吐，高興說有就有，說無就無。什麼叫‘記不清’呢？你顯得軟弱心虛。這事昨日他們預先有接洽是無疑的！”

吳瀛所料不虛，這尹起文正是張繼夫婦介紹來故宮工作的。在上一回合中，因為無憑無據，檢舉落了個空。這一次，他們在搬來最高法院的同時，還從故宮內部挖了許多黑材料。

不久前，故宮博物院會計科職員秦漢功因沾染不良嗜好，被故宮免職。他向張繼夫婦告發，會計科負責人蕭登青趕著辦理積壓數年的報銷，讓文具店老板改開了幾張單據。

根據這個爆料，朱樹森在故宮很快就從賬目中查出了600元單據不符。他以為發現了什麼真憑實據，立即詢問了文具店老板李寶書。李寶書說：“我店與故宮博物院做了多年的來往生意，總是陸續送去各種文具先用，每屆月底開一總賬單交庶務科核對結賬。這次會計科編造報銷，要將筆墨紙張簿籍等分幾張小賬單開列，才符合報銷冊的欄目，故叫我店把每個月一張的總賬單分作數張小賬單。而每月我店所開小賬單的合計數目，與總賬單是符合的，並沒有多開數目幫他浮報。”

朱樹森一查，總數果然對上了，“虛報賬目”一說原來是子虛烏有。這不免令他泄氣，很快便返回了南京。

朱樹森走了，但故宮博物院管理層仍未參透幕后黑手是誰。

1932年日本人的勢力已經逼近平津，為保國寶無虞，故宮同人開始醞釀“國寶南遷”事宜。如今看來，“國寶南遷”在戰亂年代保全了中華民族的文脈，無疑是明智之舉。但在當時，無論是社會上還是故宮內部，反對的聲音都非常大。吳瀛就曾開誠布公地表示：“古物一出神武門的圈子，問題非常多，責任既重，閑話也多。”不過，在易培基的堅持下，第一批“國寶”還是上路了。

最高法院檢察官朱樹森造訪故宮時，第一批古物剛順利運抵南京不久。易培基、李煜瀛等人以為，發難者是沖著“國寶南遷”來的。不過，隨后從南京發來的一封電報，令他們恍然大悟，原來搗鬼的還是張繼夫婦。

一日，電報局將一封寫著“長安飯店，朱樹森先生”的電報送到了吳瀛家。朱樹森當時已返回南京，電報無法投遞。由於電報局的工作人員是吳瀛的朋友，知道朱樹森是為故宮博物院而來，因此便將電報送給了吳瀛。電報上這樣寫道：

佳電緩辦，即查古物有停運否？俾轉政院，勿藉案停運。張囑尹即來，費先籌給，程已保外否？並電復！烈蒸。

故宮眾人分析，發電人“烈”，應該是最高法院檢察長鄭烈，“張”即張繼，“尹”則是前文所述一直沖鋒陷陣的尹起文。鄭烈是張繼的門生，他能謀得最高法院檢察長一職多虧張繼提拔。此番恩主有事相求，他自然是不遺余力。尹起文是張繼太太崔振華介紹到故宮工作的，張繼讓尹起文速來南京，自然是要商議下一步的行動。

故宮博物院的締造者之一吳稚暉看到這封電報后，怒不可遏。張繼夫婦一回北平，他便拿著電報去找他們評理。面對吳稚暉的對質，崔振華惱羞成怒，不但直認不諱，還完全不顧顏面地撒潑打滾起來。這樣一來，雙方矛盾完全公開化，張繼一方更加無所顧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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