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鑒定如何建構靠譜路徑

　　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中國古陶瓷數據庫，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有的窯沒發掘，有的窯還不知道在哪兒

　　2013年3月12日，媒體報道：宋代畫家米芾的國寶級畫作《深山夜雨》將於17日亮相美國紐約貞觀拍賣行，起拍價約為人民幣2億元。

　　消息一出，藏家朱紹良在微博上吐槽：“貞觀拍賣一向雷人，看到這幅‘米芾’作品，就知道林輯光先生(貞觀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董事長---編者注)又犯病了。可惡的是還有比老林雷的，推波助瀾，欺騙大眾。”

　　天價拍賣同時帶動了中國贗品市場的大繁榮，“拍賣出去的文物，半個月后文物市場上就會出現大量一模一樣的贗品，價格就跟著拍賣公司的天價走。”《中國文物黑皮書》作者、學者吳樹[微博]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贗品的猛增把文物市場池水攪得更渾，高仿品真偽難辨，專家不專，文物鑒定“霧裡看花”，“中國目前整個藝術品鑒定基本上處在無政府主義狀態，亂象叢生。”吳樹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回歸到鑒定的技術根本，在“眼學”逐漸無法抵擋高科技制假的攻擊，同時科學鑒定發展尚未成熟的時期，文物鑒定究竟何去何從？

　　“眼學”在高仿面前屢吃敗仗

　　“眼學”曾經是鑒定藝術品的主要手段。

　　“仿制品在宋代就有了，它和贗品不一樣，仿制是因為喜歡或者出於某方面的研究去復制一件古代精品，制造者不以欺騙為目的。”吳樹解釋說，“在高仿品還未大量出現之前，憑借鑒定者的經驗、學養和閱歷，根據文物的器形、紋飾、款識等特征判定真偽的‘眼學’，准確率還是很高的，很長歷史時期內能夠為收藏者把關。”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收藏大軍迅速擴張，中國收藏家協會估計收藏者過億，盜墓人員超過10萬人，全國現有各類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場近萬處，商鋪數百萬家，從事文物走私、制假、販賣活動的從業人員難計其數。

　　“科學制假的出現，讓傳統的‘眼學’屢吃敗仗。”吳樹說。

　　“高仿品的科技含量越來越高，以瓷器為例，瓷器‘眼學’鑒定的要點主要有五個：看口沿，看外形，每個時代都有各自的形狀特點﹔看釉色，是青釉還是白釉﹔看顏料，青花的花色不一樣﹔看底部露出的胎色﹔看外部鈣化程度。”吳樹說，高科技作假能夠做到幾乎完全復制電腦上的藝術品圖像，包括彎曲的弧度、老化程度甚至是材料中所含的化學元素配比。

　　一位接受吳樹採訪的高仿高人仿制的藝術品經常在拍賣會上拍賣，以仿品的價格賣到國外去，又以古董的價格高價拍賣回國，“倒騰”過程中沒有一位鑒定專家識別出來。

　　吳樹在做文物市場調查時曾經親自做過一個實驗。當時，數位國家級鑒定專家在世紀壇搞義務鑒定活動，吳樹拿了一真一假兩個文物去“驗貨”。一件是從潘家園借來的摔破的元青花贗品，他把碎片粘了起來。另一個是保存很好的出土的西晉水盂，是真品。

　　當時一位國家級專家看了一眼兩個外形相差甚遠的文物，毫不猶豫地說：“元青花是真的，但是摔破了，又太小，沒有什麼價值。另一個是仿晉代的水盂。”

　　“由此可見，‘眼學’的鑒定方法主觀性太強，面對彎曲弧度精確控制，重量出入限制到克的高仿，‘眼學’沒法對付。”吳樹說。有一位老專家對吳樹透底：“藝術品鑒定，用眼睛能夠看准60%就已經很不錯了。”

　　吳樹通過對藝術品市場長達7年的調查總結出，目前“眼學”最厲害的存在於三類人中：“一個是大大小小古玩市場經營多年的古董經營者、文物販子、古董商。因為買錯了他就得付出代價，賣不出去虧本了都是自己的，這部分人的實戰經驗特別強。第二個就是做高仿的，景德鎮做瓷器高仿的人眼睛就透了，假的隻有他自己能認出來。第三個就是盜墓者。而博物館裡的權威專家由於長期脫離考古、脫離市場，不了解現代仿品，看到的多半是自己博物館那一部分有限的藏品，不像博物館的就不認，像的就認，假的隻要夠像也可能會認。”

　　國外鑒定專家出錯的代價高，有經濟賠償和被除名的危險，而目前國內專家開具的鑒定証書即使后來被証實是假的，本人也幾乎不負責任。

　　另一方面，作為專家認知的標准，各地博物館藏品盡管有國家鑒定委員會和省級鑒定委員會把關，其實也存在一定比例的贗品，吳樹認為比例在5%~10%之間。“特別是地方博物館，有很多藝術品均從民間收來，判斷失誤的情況部分存在。甚至連故宮[微博]裡一些遺留下來的東西，其實早在清代就屬於‘收錯’的。”

　　“鑒定和作假現在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作假的人永遠是矛，專家們是盾，一直隻能防、擋。現在的情況是，矛越來越鋒利，而我們的盾還是紙糊的。我對鑒定市場很沒有信心。”吳樹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八國聯軍”成功應對機器

　　鑒定和高仿，看似一盾一矛的互相對壘關系，高仿品就被當成了造成目前古玩市場“坑蒙拐騙詐”混亂局面的元凶。而實際上賣菜刀的並不等於是殺人犯。

　　文物界給高仿下了這樣的定義：所謂高仿，是指從瓷器制作的基本材料開始，嚴格按照原作的胎質、外形、尺寸、釉色、工藝等進行高度一致的仿制。它不同於人們常說的“贗品”，雖然它們都是“新”的，但高仿瓷器的精美程度不亞於原作。

　　著名古陶瓷藝術家黃雲鵬曾說：“稱得上‘高仿’的陶瓷，一是品質、材質、工藝上可與真品媲美﹔二是要經過‘做舊’，和真品接近到80%以上。”

　　“高仿是一門藝術，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每一個瓷器的每一個畫面，傳承的都是歷史的文化。”古陶瓷藝術家李廣琪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採訪時不斷強調。

　　然而做高仿的藝術家或作坊工匠，沒有誰能保証自己的作品不在古玩市場上流通。高仿作者即使明確告知首個買家該作品非真，此后仿品經幾輪倒手、忽悠漲價，等它以文物身份出現在國際拍賣行時，其身世早就扑朔迷離了。

　　提到高仿就無法避開景德鎮。樊家井的仿古瓷一條街更是景德鎮高仿的縮影。各種技藝高超的藝人隱藏在形形色色的小作坊裡。這條原本是城鄉結合部的一條小路，經過上世紀80年代生產關系變革以后，個體瓷器作坊如雨后春筍般崛起。從這裡幾千塊錢買進，未來在國際拍賣會上或許以數千萬數百萬元賣出，收藏者相傳的種種案例使“神話”在這裡變得觸手可及。

　　這裡的特色是開誠布公地仿制，很多店鋪門口直接擺放著盛滿泥漿水用來涂抹瓷器的大小木盆，用來蝕褪瓷器浮光的氫氟酸、高錳酸鉀瓶，還有用來擦拭瓷器使其變得陳舊的稻草和草木灰等。“做舊”廣告下，地址電話寫得明明白白。

　　“現在景德鎮做仿古瓷的有上千家，高仿也有幾十家，這些人術業有專攻，仿成化、仿宣德、仿元青花、仿洪武，個個都是水平很高的專業戶。有不少人仿得比我好。”黃雲鵬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景德鎮的高仿高人所做的高仿瓷，有一套對付機器檢驗的秘訣。

　　大多機器檢測都是檢驗瓷器的底部，分析瓷胎的成分是否和老瓷一樣。高仿瓷的底部原料就來自於老瓷取料的老坑。比如做瓷胎用的磁石是安徽祁門太后坑的，是慈禧太后時期挖過的。

　　瓷器底部釉面下的氣泡也是專家檢測的重點，古代的窯爐是用柴燒的，溫度不均勻，瓷器會出現大小不一的氣泡，而現代天然氣的溫度均衡，但高仿高人可以通過調節天然氣的放氣量來控制窯內溫度，關小幾分鐘，再放大幾分鐘，人為制造大小氣泡。

　　“陶瓷行業就看兩方面，審美觀和工藝，二者都符合的話，基本上就能定為是那個時代的東西。但陶瓷是一個粗放型的行業，不可能像醫藥分析那樣，化學元素含量標准化。”李廣琪對《瞭望東方周刊》分析說，“就像在燒窯爐過程中，師傅多了一鏟子，少了一鏟子，這樣出來的數值就會不一樣，所以完全依賴科學也不行，還得靠經驗。”李廣琪說。

　　每一個時代的瓷器都有自己的流行密碼，隻要符合了這些流行密碼，從用料、工藝、配方、繪畫手法等方面都符合，這件瓷器就會被定為那個時代的藝術品。

　　李廣琪也有自己的上機器秘訣。他送上機器的瓷器都是拼裝貨，俗稱“八國聯軍”。

　　“景德鎮這些年在開發房地產的過程中，挖地基時挖出全部都是廢舊瓷片，這些瓷片都是過去沉澱下來的垃圾，裡面有很多的底啊，半截的啊，破破爛爛的。我們就把那些東西撿回來，切割了，然后隨著這些東西的造型把它拼接起來，檢測的時候誰會去磨口啊，他一定要取瓷器的底部成分，做分子分析，分析瓷器的胎土成分，什麼二氧化硅的含量、氧化鋇、氧化鈦呀，三氧化二鋁，等等。我們在做雍正時期的瓷器時，找上雍正的這些瓷片裝上，你去怎麼檢測它也是老的，根本不怕過機器。”李廣琪向《瞭望東方周刊》介紹。

　　“有些青銅器也一樣，檢測出來三隻腳是老的，蓋上的三個鈕是老的，身上的銅爛沒了，鑄個新的補上去，依然是拆裝的新貨，但檢測的時候一般不檢測主體，腳和鈕作為樣本的話，這個拼裝貨還是會過關。”

　　中科院高能所核考古組的嘗試

　　面對強大的高仿，經驗與一般機器都不足以應對，究竟有沒有更高端更靠譜的技術呢？“中國目前藝術品科技鑒定隻在瓷器方面有了初步的探索和突破。熱釋光的測試方法是針對最后一次過火的時間，可以測出藝術品出土時間，但會有5%~10%年份的誤差。” 吳樹說，“比如明清具體哪個朝代的東西就沒法測准了”。

　　事實上，熱釋光的測試方法也被制假分子破解了。一位香港收藏家曾在河南買下一批唐三彩的高仿品，回到香港用熱釋光測試，結果顯示距今3000年，時間提前了1000多年。高仿制造商就開始尋找破解之處，最后找到安檢系統的X射線是“法寶”，X射線掃射一秒鐘，瓷器就可“老化”100年。

　　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是國內開展科技手法鑒定古陶瓷工作最早的機構。改革開放前，研究所的研究重點是古陶瓷的技術發展史和古陶瓷工藝史。1999年，一位澳籍華人寧志超帶著兩隻元青花象耳瓶去上海硅酸鹽研究所做鑒定試驗，沒有得到明確回復，他隨即找到了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做鑒定。研究人員試著用核分析手法，用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在元大都遺址出土的幾個青花瓷片作對比，進行真偽識別。

　　上述案例之前，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用的濕化學鑒定方法是有損分析，“但屬於文物的東西是不能讓你取樣的，一有瑕疵價格就大打折扣，我們高能所擁有同步輻射X熒光、質子激發X熒光、常規X熒光分析技術，可以做無損研究，進行元素原位的無損測量，這些方法是其他方法不可替代的，所以具有技術優勢。”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馮鬆林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嘗試表明核分析技術在古陶瓷分析鑒定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依托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擁有的多種現代核分析條件和實驗技術，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核技術考古組在1999年成立。

　　核考古組成立后，先后與8省(福建、江西、浙江、河南、河北、陝西、山西、雲南)1區(內蒙古)2市(北京、成都)的考古單位建立了合作關系，為收集窯址考古發掘出土的產地和地層年代明確的標准樣品提供了可靠的途徑。

　　考古組共收集了約40個典型名窯發掘出土的產地和地層年代明確的10000余件古陶瓷殘片標本，建立了具有代表性、統計性和實用價值的6000多個樣品有損分析和10000多個樣品無損分析的古陶瓷數據庫，是迄今為止國內分析樣品量和數據量最多的數據庫。

　　據馮鬆林介紹，樣本採集和建立標准樣品庫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樣本隻要考古隊一手挖掘出來的，窯址地表採集和民間收藏的瓷片我們不用，我們的數據庫基本上覆蓋了收藏者追逐的主要窯口，現在就缺汝官窯和景德鎮御窯明清部分，其余的基本都收集了。但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中國古陶瓷數據庫，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有的窯還沒發掘，有的窯還不知道在哪兒。”

　　馮鬆林說，核考古組基於大量樣品的分析數據，已經解決了多個陶瓷考古難題，例如回答了浙江越窯秘色瓷是否專門燒制的學術爭論、為陝西立地坡-上店耀州窯古瓷年代區分提供了重要判據、將湖田窯二元配方的年代提前約300年、建立唐三彩的產地溯源和真偽識別依據、元青花的識別數據等問題。

　　核考古組的研究成果目前還主要用於基礎研究，“隻有做了大量的基礎研究，對古陶瓷真正認知了才能涉足社會服務，否則就是不負責、不嚴謹。”馮鬆林說，“不過，基礎研究和社會服務的對接已經開始嘗試。”

　　核考古組和北京中國書畫收藏家協會合作籌建了兩個“科學檢測室”即初檢點，近期就要開始探索性社會服務。很多人慕名而來做檢測，經馮鬆林“眼學”淘汰的就有100多件，剩下200多件值得用儀器初步檢測，而通過全面檢測的僅5件。

　　“第一步是初檢，初檢目的是分辨是否有人為添加的化學成分，是否基本符合古代瓷器特征﹔第二步，通過初檢后才能進行全面檢測，在不同位置分別測胎、釉和色料4個點，對分析數據進行統計處理后給出分析報告﹔最后一關是我們和古陶瓷專家一起做綜合評估，自然科學和人文相結合，包括從器型、胎質、釉色、繪畫風格、文化內涵和燒制工藝等方面進行綜合評估。”馮鬆林介紹鑒定流程。

　　走經驗與科學結合的道路

　　目前，民間陶瓷檢測鑒定機構使用的數據庫主要由《中國科學技術史陶瓷卷》中500多個古瓷器樣本和國博館藏品的數據所組成，沒有明確統一的參考標准，數據沒有合理的波動范圍，關鍵是缺乏必須的微量成分數據，同樣一件藝術品，這些不同的民間科學檢測機構的檢測結果很可能不一樣。

　　“這些民間檢測鑒定機構不嚴謹的檢測，褻瀆了科學的嚴謹和嚴肅性，讓藏家逐漸以為科學的檢測也不靠譜，文物市場的混亂由此越演越烈。”馮鬆林說。

　　曾有一位景德鎮高仿商自信地對馮鬆林說：“瓷器的化學組成我都能仿得一模一樣！”馮鬆林解釋說：“你做不了，主量成分可以仿，但微量做不了。百萬分之幾的含量，十萬分之幾的含量是難以仿制的，如果真品的某種微量元素相對來說高，現代原料比較低，那還好辦，隻要將微量元素逐一加進去。但反過來不行，原來比較低，現代原料的某些微量元素含量比較高，你就很難減到符合要求。”

　　在建立准數據庫的研究工作中，核考古組還順便做了仿品數據庫。“藝術品拿來測試，跟仿品數據庫一對上號了就是假的。從2005年開始積累仿品數據庫。本來不是有意識去做，但仿品多了以后，就收集了各種仿品特征。”馮鬆林說。

　　與“眼學”相比，科學鑒定本來應該有巨大優勢，但是目前國內幾家有數據庫的研究機構各自為陣，數據庫標准不統一，數據庫信息不共享，而且這些有科研能力的鑒定機構往往都盯著官窯名窯做重復性工作，浪費資源和人才，也很難在一定時期內有效遏制贗品的存在。

　　另一方面，自然科學的鑒定辦法也有缺陷。通過材料材質、化學成分含量、老化痕跡等來確定真偽是技術手段，至於藝術品的文化內涵則需要人文科學的專家來確定的，“沒辦法量化的東西我們就沒法弄，所以‘眼學’不可能被淘汰，未來的發展肯定是和科學相結合。我們國家鑒定人才培養也最好是文理兼有的專業，既有陶瓷考古的知識，又有自然科學的知識。”馮鬆林說。

　　可否對“私生子”施行“特赦”

　　潛心研究中國文物市場多年，吳樹一直呼吁的治理辦法是修法建制。“要想治理好這個市場，必須從根本上下手。”吳樹說。

　　《文物法》保護不了文物。據吳樹介紹，當前我國急需得到保護的文物是通過“三盜”(盜墓、盜撈、盜竊)流失的“文物私生子”。這些文物數量特別巨大，而且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具備歷史久遠、工藝精湛、科研價值高等特點，堪稱國之瑰寶。它們的去向很明晰---一部分走私出境，流失到國外文博機構和私人藏家手裡。剩下的則失散於民間，或魚目混珠，摻進大量文物贗品中，在市場裡非法交易，或被收藏愛好者“非法”私藏。

　　“更要命的是，這些‘文物私生子’就算被羈留境內，由於藏家和商家缺少專業常識，天天都有毀壞現象發生。”吳樹建議大膽採取懷柔政策設法讓這些“文物私生子”浮出水面，然后進行適當的保護，繼續“藏寶於民”。

　　所謂的“懷柔”政策，用《文物法》起草人謝辰生先生的話講：就是“在一定的時間內對‘文物私生子’施行‘特赦’，允許在指定的場所進行交易。”

　　吳樹建議可以委托有關部門或機構，指定時間段，對這些物品免費鑒定、登記造冊，在依法明晰國家產權的前提下，允許收藏者在國家指定的地點，以適當的方式進行交易或繼續收藏。

　　“這種辦法有如房地產產權歸屬一樣，土地是國家所有，房屋使用權和交易權歸個人。但市場放開了，就必須下大力氣封堵‘文物私生子’的源頭，以最嚴厲的手段打擊‘三盜’(盜墓、打撈、盜竊)行為。現有的打擊力度輕，甚至在部分地區，部分執法者與‘三盜’分子勾結犯案的現象屢有發生。”吳樹說。

　　《拍賣法》也有問題。

　　“目前文物拍賣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一些拍賣企業濫用或誤讀《拍賣法》第六十一條的免責條款，免責條款為贗品大開綠燈，這一條必須取消，還要加大對專家虛假鑒定、賣方知假賣假等行為的處罰力度。”據吳樹調查，目前沒有幾個國家有專門的《拍賣法》，拍賣行的交易行為歸屬相關商品法，出了問題懲治嚴厲。“如在美國制售假畫如同制售美鈔同等治罪，在韓國如果文物仿制品不標注制作人就不准上市。”

　　“修法之外還要建制，建立一個完整的文物鑒定體系，最大限度地將各種科學手段引入鑒定機制，然后分級建立服務民間收藏和文物交易市場的鑒定機構。這些機構可以效仿各級勞動仲裁委員會的運作模式，對交易市場出現的糾紛案件進行分級仲裁。專家鑒定文物，可以參考公立醫院的醫生待遇，無論鑒品真偽，實行計件獎金，証書有如醫生開診斷書，與個人利益脫鉤。這樣做了，即便不能徹底肅清鑒定業的腐敗現象，但‘看錢斷真假’的概率肯定會少了許多。”吳樹說，“隻有修法建制，才能肅清中國文物市場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