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畫派打造是美術界的一個議論熱點,有的人認為畫派不能打造,有的人認為畫派可以打造,但不管大家如何議論,一些省份在那兒熱火朝天地打造著畫派:陝西的黃土畫派、廣西的漓江畫派、山東的齊魯畫派、甘肅的敦煌畫派、四川的巴蜀畫派等。
什麼是畫派?畫派是怎麼形成的?畫派能不能打造?理應得到充分的討論。但是,對於當代美術、對於當代文化、對於當代社會、特別是對於納稅人的錢來說,首先要討論的似乎是:我們為什麼要打造畫派?再進一步說:我們怎樣打造畫派?
此輪畫派打造的提出,基本緣於一些地方文化部門的政績構想,至少是先后被納入了各地的政績工程。以一個響亮的口號來動員一個地域的藝術家、組織一次或幾次活動、召開一次或幾次學術研討會、出版一部或幾部大型畫冊,甚至形成一種前所未有的團結向上的美術事業新格局,是可以做到的,也未嘗不可。不過,這對於一個畫派的起步或形成卻是不夠的,有些讓人覺得牽強,於是,各大“畫派”的推動機構、人士在其構想中樹起了各自的旗幟:他們有的古為今用,譬如說甘肅借用敦煌﹔有的甚至借用到歷朝歷代,譬如說山東從唐代的李成說到當代的於希寧﹔有的則想到了他為我用,譬如說廣西想到了到過桂林寫生的齊白石、徐悲鴻、李可染﹔有的則無所不包,譬如說巴蜀畫派的推進者將之列入包括重慶在內的古今巴蜀文化。如是看來,這些畫派的提出帶有明顯的區域性,在網絡四通八達、地球等於一個村庄的當下,藝術創作的地域特色越來越弱化,由此而提出一個地域性的口號來自行其是是否合適?在冷戰已然結束、交流與交鋒十分充分的當下,藝術思潮的嬗變頻率越來越迅速,由此而提出一個通今達古無所不包的口號來囊括一切是否合適?關鍵是,這些口號對於當地有無號召力,對於外地有無影響力,對於藝術有無創造力,對於未來有無生命力。
而且,這借用的一切,都是定語,是修飾詞,作為主語的部分都有些孱弱。許多藝術家到過桂林寫生創作,李可染個人風格的形成與漓江風光密不可分,但當代廣西美術家的創造與黃賓虹、徐悲鴻、李可染等沒有多少傳承性,且力不從心。敦煌是中國文化的寶庫,但敦煌的壁畫、雕塑優秀傳統的弘揚有力者大多不在甘肅。齊魯大地自古乃聖賢之地,最近又出了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山東籍的藝術家多年來風頭十足,但他們大多不在山東,也不是山東的藝術院校培養的。巴蜀畫派倒是一個開放性體系,不局限於中國畫,也不局限於四川,但是,這種開放性也就可能是聚沙成器了,恐難長久。陝西是長安畫派的誕生地與大本營,其優秀傳統是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有無必要再提出一個黃土畫派,是值得推敲的。
其實,口號的提出如果與藝術本身的發展關系不大,也沒有多大關系。一屆政府一方人士應當有所作為,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應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畢竟,有所為總比無所事事好。而且,在文化方面,是可以提出一個自覺的高度,即使從前沒有也可以嘗試。可是, “打造畫派”的提出為什麼被認為是“勉強之舉”,甚至讓人擔心成為藝術上的“大躍進”、商業上的幾個人致富呢?就在於其提出的方式是非藝術的、其目的是非藝術的、其羅列而不是形成的格局是非藝術的。上世紀中國,被多數美術史家公認的大約有四個畫派:嶺南畫派、新金陵畫派、長安畫派與李可染為代表的李家山水。簡單說來,產生於民國且延續至今的嶺南畫派以適應新時代而與摹古之風相區別,產生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新金陵畫派與長安畫派以適應新社會而與舊文人畫相區別,產生於上世紀60年代而確立於80年代的李家山水以適應新思潮而與“文革”“紅光亮”為代表的極左美術思想相區別。嶺南畫派有幾代人的努力,新金陵畫派與長安畫派有一群人的努力,李家山水因李可染弟子遍天下而有四面八方的響應,更重要的是,這幾個畫派要素齊全:有明確的藝術理想,有深厚的藝術傳承,有奮斗的集體,有德高望重的領袖。更為重要的是,其中的許許多多藝術家都很單純:只是為了藝術,而不是其它什麼。
畫派的打造最終要落實為藝術創造。所以,我們有必要提醒那些熱衷於此的人們,特別是那些畫派的領頭人,要拿出作品,而不是一年一個舊作新展﹔要提升高度,而不是原地打轉轉﹔更要踏下心來,讀書學習,研究人,研究社會,研究歷史,研究藝術,而不是在那兒前呼后擁地畫個寫生、四面威風地畫個小畫、氣吞山河地說段空話套話、自我安慰地拿錢買來批評家與媒體的“高度評價”。廉價的“好評如潮”漲得也快,退得也快。最終,所謂的畫派隻會是曇花一現。納稅人的錢自然是打水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