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外交理念及其文化淵源

外交理念是對外交動力、目的、手段等根本問題的深刻思考，揭示了國際關系和外交的本質，規定了指導國家外交工作的價值原則，影響乃至決定外交戰略和政策抉擇。從民主革命時期到社會主義時期，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等領導人提出了一系列外交理念，指導中國共產黨外事工作和新中國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這些外交理念否定了西方現實主義學說的強權邏輯，植根於幾千年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壤沃土，構成了中國特色外交理論的核心部分。

第一代中共領導人的外交理念

在民主革命后14年（1935—1949）和新中國前27年（1949—1976）的漫長時期裡，毛澤東、周恩來等第一代中共領導人總結黨和國家的外交實踐經驗，提出了一系列指導中國外交的基本觀念和原則。這些觀念主要闡明了人民群眾在外交中的地位、處理和發展同其他國家關系的基本原則，奠定了新中國外交的思想基礎。

一、“人民外交”觀和民間外交理論

西方傳統的外交觀認為，外交是各國政府之間的交往，特別是外交使節之間的活動，與廣大民眾無關。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批評了這種忽視人民的外交觀念，提出了重視人民群眾歷史作用的新理念。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對外交往工作，積累了寶貴的外交經驗，特別是民間外交經驗。毛澤東和周恩來深刻總結這些經驗，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指導下，形成了人民外交觀。毛澤東指出：“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他認為，要奪取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勝利，就必須“喚起民眾”，既包括喚起廣大的中國民眾，也包括世界上一切同情和支持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國際友人。其次，他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區別”之上，其中包括一般地把資本主義國家之政府與資本主義國家之人民相區別，也包括特殊地把日本帝國主義的政府與其人民相區別。毛澤東的人民動力觀和政府、人民區別觀，是民間外交的理論基礎。

建國初期，周恩來作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不僅參與最高外交戰略決策，並直接領導實施這些外交戰略與政策，而且進一步總結外交工作的歷史經驗和新鮮經驗，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和他本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奠基的人民外交思想。1950年3月20日，他在外交部全體干部會上做了《中蘇締約后的國際形勢和外交工作》報告。他提出，我們要影響和爭取美國人民，要把戰爭瘋子與人民群眾隔離開來。1952年4月30日，他系統闡述新中國和平政策的六大外交方針，其中包括“團結世界人民”，強調要團結和爭取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以鞏固和發展國際的和平力量，擴大新中國的影響。

周恩來對國際關系與民間關系、政府外交與民間外交、外交形式與內容之間的本質聯系進行了辯証思考。他首先提出：“外交是國家和國家間的關系，還是人民和人民間的關系？外交工作是以國家為對象，還是以人民為對象？”接下來他分析說：“我們要團結世界各國的人民，不僅兄弟國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我們也都要爭取。但就外交工作來說，則是以國家和國家的關系為對象的。” 其次，他論述了新中國官方外交和民間外交的形式與制度問題：“我們要不亢不卑，便不得不有一套統一的禮節。當然，這些都屬於外交形式。為什麼要照顧外交形式呢？這是因為我們要爭取外國人民，某些形式和制度是必須建立的。有時，形式是起很大作用的。”最后，他精辟地指出：“外交是通過國家和國家的關系這個形式來進行的，但落腳點還是在影響和爭取人民，這是辯証的。”他還強調指出，兩國人民之間的關系，不能單靠職業外交家來進行，更多地應該依賴兩國人民直接來進行。

可見，周恩來在重視政府官方外交的同時，又非常重視民間外交工作。他還從文化和經貿兩方面來充實民間外交的內容。他指出：“文化交流、經濟交流是我們外交的兩翼。”為加強民間交流效果，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很注意行業和專業對口，主張“兵對兵，將對將，各行各業要通暢”。他們認為，與尚未建交的國家交往，可先通過文化交流來增進彼此了解，通過貿易活動以滿足雙方需要，以此為建交創造必要條件，起到開路先鋒的作用。實現建交目標后，仍需要以文化交流、經貿往來做后盾，充實外交內容，夯實官方外交的基礎，形成民間外交與官方之間的有力互補。鑒於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與新中國未建交國家佔多數的情況，民間外交的一項重大任務，就是由政府來支持民間的友好往來，以便為建交創造充分的條件。周恩來概括出以下民間外交與官方外交的辯証互動過程：“民間先行，以民促官，以官帶民，官民並舉。”這一重要方針的實施，在新中國外交事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為了統籌管理民間外交活動，1953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由王稼祥任主任委員。王稼祥在兩年后主持的中央國際活動工作會議上說：民間國際活動要達到兩個方面的目的：第一，增強各國人民對新中國的了解，促進各國人民與中國人民的友誼。第二，直接地或間接地去影響和促進各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和進步的社會運動。“總的目的，就是爭取更多的國際友人，直接間接地影響各國人民的運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發展以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為主體的國際和平力量，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爭取一個較長時期的國際和平環境”。[1]隨著外事工作的全面發展，1958年3月中央決定成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代替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

周恩來關於以國際關系這種形式，以影響和爭取人民為歸宿，人民之間直接交往的深刻思想，進一步發展了毛澤東的人民觀和政府、人民區別觀，講清了政府外交與民間外交的相輔相成關系，奠定了新中國全面開展官方外交和民間外交的堅實理論基礎，形成了官方、半官方和民間三結合的外交戰略布局。

二、獨立自主的根本外交立場

獨立自主是新中國在一切對外交往中所遵循的基本價值取向之一，外交戰略和政策無不體現獨立自主精神。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毛澤東就制定了貫徹獨立自主精神的“另起爐灶”和“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外交戰略方針。前者是為了同舊中國的屈辱外交徹底劃清界限，后者是為了徹底清除帝國主義一百多年來在中國形成的各方面殘余影響和勢力。這兩大外交戰略方針，使中國改變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樹立了獨立自主的嶄新姿態。在實踐中，毛澤東和周恩來嚴格遵循獨立自主原則來處理中外關系問題，既堅決反對大國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和領土主權的損害，也完全尊重別國的主權和利益。

三、處理和發展同世界一切其他國家關系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中國在近代歷史上經受了列強帶來的長期屈辱與戰爭災難，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更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就倡導和確定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平成為指導中國制定和實施外交戰略的一個核心價值取向。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和平為出發點與歸宿，中國要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與世界一切國家和平共處。毛澤東1954年曾指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一個大發展，還要根據五項原則做些工作。我們應該採取些步驟，使五項原則具體實現，不要使五項原則成為抽象的原則，講講就算了。英美也說要和平共處，但是它們是講講就算了的。我們不是那樣。我們認為，五項原則是一個長期方針。這五項原則是適合中國情況的，我們需要長期的和平環境。從新中國的外交實踐來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首先成功地運用到處理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中去，其次又成功地運用到處理與印度、緬甸、印尼等民族主義國家的關系中去，最后，還運用到處理與英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中去。總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了全方位的普遍運用，在實踐中顯示了強大生命力。

鄧小平的外交理念

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根據對國際形勢和時代特征的冷靜觀察，對時代主題做出了科學的判斷，據此堅定地實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為路徑的國家發展戰略，並適時調整了外交戰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這些理念主要闡明了外交與內政的關系，強調外交要在全方位開放的前提下為維護、發展國家利益服務，要擺脫意識形態束縛，開展務實外交。

一、外交為國內發展服務的價值導向

鄧小平認為，“發展”是時代兩大主題的核心，更是中國國家戰略的中心，解決一切內政外交問題，特別是維護世界和平，都要靠“發展”。這一核心外交理念是鄧小平對毛澤東外交思想的最大發展。

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后，為了適應新的現代化建設偉大任務的需要，鄧小平確立了中國外交包括民間外交要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的重大使命。他強調，現代化經濟建設是解決國際國內一切問題的基礎，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戰略舉措。中國對外開放是對世界所有國家開放，對各種類型的國家開放。重點是對西方發達國家開放，因為這是中國吸引外資、引進技術等的主要來源﹔此外，要對蘇聯和東歐國家開放，還要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開放，這些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和長處。民間外交要為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和技術，為擴大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做好服務工作。鄧小平把中國政府外交和民間外交工作引上了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正確軌道。

二、對外開放理念

為了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鄧小平提出了極其重要的對外開放理念和政策。他認為，當今的世界是一個開放的世界，無論哪一個國家都很難擁有發展本國經濟所需要的全部科學技術和資源，很難生產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產品。所以，他決定實行對外開放，積極開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和市場，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速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鄧小平還提出了外交要為中國建設和國際經濟合作服務的指導思想，促使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配合國內各經濟部門做了大量工作，加強了經濟調研，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信息。

三、超越意識形態的務實外交觀

為了爭取有利於和平與發展的良好國際環境，鄧小平改變了毛澤東曾經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劃線的做法，主張從國家戰略利益出發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不計較歷史的恩怨，不搞意識形態爭論，消除意識形態因素和冷戰思維的影響，擯棄“敵我”觀念，樹立國際是非觀念，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同所有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他強調，要解放思想，打破不合時宜的傳統觀念束縛，使政府外交和民間外交超越意識形態。這一觀念打破了僵化思想的束縛，極大地拓展了中國外交活動的空間。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較長一段時期內，中國外交在指導思想上以社會制度分“敵、友”，並且“以蘇劃線”，與在意識形態上有分歧的國家幾乎沒有往來。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后，鄧小平提出，在考慮國家關系時，要“著眼於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2]。他主張“同所有國家都來往”，“同誰都交朋友”。這些適應新形勢的深刻思想，指導中國政府外交和民間外交打破人為束縛，擺脫意識形態羈絆，迅速開創了外交工作的嶄新局面。

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的外交理念

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形勢發生巨大變動，冷戰徹底結束，國際政治出現了多極化趨勢，世界進入經濟全球化時代和信息時代。冷戰結束引發各國對實力認識的變化，由過去強調軍事實力，轉變為更加注重以經濟為核心的綜合國力，還開始重視以文化、道義為核心的“軟實力”，更加注重公眾輿論和民意。在世界形勢發生根本變化的同時，中國綜合國力迅速增長，國際地位空前提升，但又受到國際輿論的空前挑戰和壓力。在這一時期，中國政府開展了卓有成效的雙邊與多邊外交，創造出豐富的新鮮經驗。江澤民和胡錦濤等新一代領導人與時俱進，深刻總結這些新經驗，從而推出了“新安全觀”、“外交為民”、“和諧世界”等一系列新理念。這些新思想所要回答的基本問題是：當中國自身發展成為一個世界大國后，如何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如何推動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一、新安全觀

江澤民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在外交領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觀點和主張，特別是提出了“新安全觀”。舊安全觀以軍事聯盟為基礎、以加強軍備為手段。無數事實証明，這種安全觀無助於保障國際安全，更無法營造世界的持久和平。江澤民倡導的新安全觀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互信是指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異同，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心態，互不猜疑，互不敵視，各國應經常就各自安全防務政策以及重大行動展開對話、相互通報。互利是指順應全球化時代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互相尊重對方的安全利益，在實現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時，為對方安全創造條件，實現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國家無論大小強弱，都是國際社會的一員，都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別國內政，推動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協作是指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爭端，並就共同關心的安全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隱患，防止戰爭和沖突的發生。新安全觀的實質是超越單方面安全范疇，以互利合作尋求共同安全。

他還對鄧小平關於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思想作了進一步的闡發，深刻論述了世界多極化趨勢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他強調要承認和尊重世界的多樣性，主張各種文明和社會制度應長期共存，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他還很重視文化外交和公眾外交，注重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更加重視影響媒體，重視與外國公眾直接交流和溝通，以改變他們對中國的偏見，塑造中國良好的國際形象。

二、和平發展道路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2003年開始，正式提出和宣傳“和平發展道路”，向世界各國說明，中國堅決不走歷史上一些國家崛起的戰爭道路，而要繼續毫不動搖地走和平發展道路。這條道路與本國國情和時代特征相適應，其要旨就是：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促進世界和平﹔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創新實現發展，同時堅持實行對外開放﹔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努力實現與各國的互利共贏。中國對內堅持和諧發展，對外堅持和平發展，兩者是統一的整體。“和平發展道路”是將內政與外交、國內大局與國際大局完全統一的中國大戰略，其核心理念就是把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與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緊密結合起來。

三、和諧世界理念

胡錦濤把國內建設上的“和諧社會”主張推廣到外交領域，提出了構建“和諧世界”的新理念。“和諧世界”理念對毛澤東、周恩來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鄧小平提出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思想和江澤民關於“新安全觀”等主張，從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態等方面做了繼承和發展。“和諧世界”理念適應了時代的新特點新潮流，是中國面對全球治理難題提出的一種良好思路。

四、外交為民與公共外交

胡錦濤在外交理念上做出重大創新，把“執政為民”、“以人為本”理念推廣到對外關系上，提出了“外交為民”理念。2009年7月，他在第十一次駐外使節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首次強調要加強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開展各種形式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扎實傳播中華優秀文化。他還提出了外交新的四位一體的目標：努力使中國在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營造良好國際環境和外部條件。

中國特色外交理念的文化淵源

從毛澤東到胡錦濤等中共領導人提出的外交理念，否定了西方以國際強權政治為特征的現實主義原則，它們不僅是新中國外交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而且是對中國幾千年優秀文化傳統的繼承和弘揚。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寫道：強者能夠做他們有權力做的一切，弱者隻能接受他們必須接受的一切。[3] 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哲學家馬基雅維利干脆把道德從政治理論和實踐中排除出去，宣揚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到了19世紀中葉，英國首相帕麥斯頓反復強調：沒有永恆的朋友，隻有永恆的利益。西方現實主義理論的集大成者摩根索指出，利益由權力所界定，並以此作為核心理念，對強權政治學說做了系統的闡述。這些強權政治原則來源於西方長期的政治哲學和文化傳統，是其歷史實踐的提煉。中共領導人的外交理念與強權政治觀劃分了界線。

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之一，就是民本思想。戰國時期，孟子就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認識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荀子、賈誼、范仲淹等思想家也大力倡導民本觀念。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既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群眾史觀”，同時繼承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從而提出了人民動力觀和民間外交的系統理論，以及以人為本和外交為民的價值原則。

無論是毛澤東、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原則及胡錦濤倡導的和諧世界理念，都繼承和弘揚了“和”這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和諧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以“和”的形式出現的。儒家最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希望通過採用一定的制度規范，促使人們之間、國家之間出現和維持互相包容、求同存異、共生共長、和睦融洽的理想狀態。孟子也重視這一價值理念，認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國古代其他思想流派同樣高度重視“和諧”。而道家更重視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為了促成和維護“和諧”局面，中國古代思想家著重從倫理道德方面規定了一系列原則。儒家提出了以“仁”為核心的價值體系，以及主要道德原則，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周恩來曾開導一些小國的領導人說，我們恪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原則，堅決反對外來干涉，怎麼會去干涉別人的內政呢？

中國儒家以“仁”為核心的和諧理念，是一個真正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原則，可以通過一系列具體規范和制度設計，來實現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國與國之間、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隻有這樣做，國家之間才能夠以對話求理解，以協商談判解決爭端，化解矛盾，和睦相處﹔才能夠以共識求團結，和衷共濟，度過危機﹔才能夠以包容求和諧，獲得經濟文化的和諧發展。

和諧世界理念弘揚“和而不同”、“和實生物”的古訓，在觀察和處理世界復雜事物和問題時堅持系統整體觀、對立統一辯証思維以及推陳出新、生生不息的科學發展觀。它將中國古代朴素深刻的系統辯証思想與現代哲學原理相結合，回答了“如何看待當今世界”、“怎樣化解各種矛盾和沖突”、“怎樣逐步推動實現和諧世界目標”等基本問題，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外交思維原則和方法。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中國外交室主任）

[1] 王稼祥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417、418.

[2]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0.

[3] ﹝古希臘﹞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M]．謝德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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