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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希望通過採用一定的制度規范，促使人們之間、國家之間出現和維持互相包容、求同存異、共生共長、和睦融洽的理想狀態。孟子也重視這一價值理念，認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家更重視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無論是毛澤東、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原則及胡錦濤倡導的和諧世界理念，都繼承和弘揚了“和”這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和諧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以“和”的形式出現的。
中國儒家以“仁”為核心的和諧理念，是一個真正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原則，可以通過一系列具體規范和制度設計，來實現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國與國之間、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隻有這樣做，國家之間才能夠以對話求理解，以協商談判解決爭端，化解矛盾，和睦相處﹔才能夠以共識求團結，和衷共濟，度過危機﹔才能夠以包容求和諧，獲得經濟文化的和諧發展。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啟了中華民族歷史新紀元。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倡導和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建立和發展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開展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外交，同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建立與發展團結合作的友好關系，與發達國家的關系獲得突破，取得了中法建交、我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美關系開始正常化進程、中日邦交實現正常化等重大外交進展，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贏得了有利的國際環境。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作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的科學論斷，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戰略，確立了外交工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方針，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廣泛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關系，改善和發展同各主要大國及周邊國家的關系，推動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務實合作，實現了中美建交、中蘇關系正常化，並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和平解決了香港和澳門回歸問題，明確把為國內現代化建設爭取一個較長時期的國際和平環境和良好的周邊環境作為外交工作的目標和任務，進一步開創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20世紀80年代末至21世紀初，在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審時度勢、與時俱進，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全方位開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交往與互利合作，同美國、俄羅斯、歐盟、日本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關系，同周邊國家發展睦鄰友好、加強互信合作，同發展中國家加強團結與合作，廣泛參與國際事務，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我國外交取得了跨世紀的輝煌成就。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始終不渝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深入開展全方位外交，加強同發達國家的協調與合作，發展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鞏固和深化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積極參與地區與全球事務，進一步提升了我國的大國地位和影響力，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爭取了有利的國際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