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醉秋图》

 

Lot 402 吴昌硕 醉秋图 立轴 设色纸本 139×69 cm

 

估价：RMB 3,800,000-5,800,000

　　题识：

　　（一）雁来秋外，酒送篱边。拟大梅山民笔意。甲寅三月，吴昌硕。

　　（二）醉秋。老缶又篆于沪上癖斯堂。

　　钤印：安吉吴俊章、染于苍、昌硕、缶翁、古鄣

　　出版：《吴昌硕全集》（绘画卷二），第129 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 年版。

　　说明：长尾甲旧藏。

　　1913年杭州西泠印社正式成立，吴昌硕被推为首任社长，艺名益扬。次年，吴昌硕绘制了此幅《醉秋图》。菊花是吴昌硕喜绘题材，吴昌硕筑“芜园”，植菊颇多，自释“芜”以“草木以芜而生，天地以芜而万物成，人以芜而永保令名”，其写菊亦率性而为，不事修饰，亦不拘于时人追摹撝叔法为准绳，自出机杼，以金石笔意入画。菊花枝干用笔融草篆于一炉，浑劲老辣，杂而不乱，线条“篆籀之气”最能体现其书画相通之长。

　　老缶绘画擅于布局造险而破险。本幅以其善用之对角线构图写秋卉菊石，采用虚实相生，奇稳相济的表现方式，实破前人窠臼，自成格局。

 

▲ 《醉秋图》局部

 

　　画面左下方菊石主体突出，一丛秋菊，菊分四色，橙朱黄白，淡墨缀叶，浓墨写苍石一方，自下承托锦簇菊花，颜色自上而下，由浓至淡。中部以一组浅墨立石营造景深，并做过渡。数枝雁来红自上而垂，穿插于石间，与左下角丛菊相互呼应，风姿绰约，挥洒之中妙趣横生。观整幅画面，经营别具匠心，奇崛之气，纵横满幅，极尽穿插之妙，变化出构思奇妙的布局。

　　此幅《菊石图》用色浓丽，尤善用西洋红、藤黄等艳色，用墨浓淡相宜，雅妍相兼，衬托出菊花的独特风韵。菊叶纯用水墨，侧锋阔笔扫下，趁墨色未干即勾叶脉，愈见沉郁浑穆，盛开的菊花则用双勾画瓣，再染以颜色，绽开了满园的生机，顽石以大笔挥扫，略加点染。用笔阔放润秀，构图充实，各色菊花和墨叶体态饱满丰腴，色彩对比强烈，有大朴大雅之趣。

　　画中右侧题诗云：“雁来秋外，酒送篱边。拟大某山民笔意，甲寅三月吴昌硕。”别有滋味，与画面产生共鸣，左侧又以篆书题“醉秋”二字，“老缶又篆于沪上癖斯堂”。篆题兼备画龙点睛的妙用与魅力，画意主诣油然而发，使观赏者不禁浮想连翩，书画相映，稳重端庄。老缶的掌控能力和娴熟手法使画面形成了笔、墨、水的相渗相融，达到了丰富变化与多种对应的统一和谐，不仅体现了秋卉生机焕发之貌，柱石的坚牢雄劲，更达到物我两忘的诗情意趣。

 

▲ 《醉秋图》外包装

 

　　纵观此幅《醉秋图》，用笔老辣，设色俏丽，两相互补，相得益彰，比之青藤、八大亦毫不逊色。整个画面构图不拘陈法，巧于设陈布势。气势奔放，苍劲有力，雄浑恣肆，淋漓尽致。此幅经日本著名汉学家长尾甲收藏，其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在中国期间，经友人引荐，拜识了长其20岁的吴昌硕，结为诗友，吴昌硕有多幅作品相赠。此幅《醉秋图》作于甲寅（1914年），正是长尾甲离开中国的一年，作品签条和外盒均有长尾甲亲笔题字，实为二人友谊的一段见证，愈发难得珍贵。

　　吴昌硕《菊花》

 

Lot 403 吴昌硕 菊花 镜心 设色纸本 134×50 cm

 

估价：RMB 600,000-800,000

　　题识：

　　庚子暮春，偕蒲作老游园丁先生千寻竹斋，主人出纸索写。偶然间以颜色，不直一哂也。苦铁吴俊卿。

　　钤印：昌硕、聋于官

　　本幅蒲华（1832-1911）题：写菊居然胜白阳，秋光直欲傲春光。相期满酌茱萸酒，来就千寻竹下堂。蒲华题句。 钤印：作英

　　鉴藏印：园丁鉴定

　　签条：吴昌硕花卉立轴。翰斋珍藏。

　　上款：

　　“园丁先生”即闵泳翊（1860-1914），字遇鸿﹑子相，号园丁﹑芸楣﹑石尊者﹑石韫﹑薮石亭长等，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明成皇后（闵妃）唯一的侄子，也是闵氏外戚势力中最具实权的政治人物之一。18岁进士及第，21岁负责组建朝鲜新军“别技军”，23岁被任命为全权大臣，出访欧美，考察新政，回国后又官至亲军营右营使的要职。1884年12月，闵泳翊在“甲申政变”中被刺，险些丧命，面对残酷的宫廷斗争，年仅24岁的闵泳翊只得亡命他乡，先后客居香港、广东，而后到苏州和上海，凭借着他深厚的汉学功底及精湛的书画造诣立足于中国。闵泳翊在今上海市北京路瑞康里766号建立“千寻竹斋”，自己也以此为号。多年以后，闵泳翊曾请吴昌硕刻有“甲申十月，园丁再生”一印，即是为了纪念这段大难不死的经历。

　　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幅吴昌硕作于1899年秋的行草题《海隅三丐图》诗翰立轴。所谓“海隅三丐”，即指吴昌硕、高邕、闵泳翊三人。吴昌硕自称印丐，高邕称书丐，闵泳翊称兰丐，有人戏作《海隅三丐图》，请吴昌硕题诗。题诗后跋中，缶翁称闵氏：“兰丐，朝鲜大官。以彼国内乱，弃职浪游闽粤吴越间。善写兰，自号兰丐。伸楮泼墨，奇气拂拂出指端。盖其郁勃之兴，幽忧之思，一于兰发之。近世以纤柔之笔谬风韵者，不敢望其肩背，青藤白石其流亚耶！”

 

▲ 参考图 ：倪田绘《千寻竹斋图》

 

　　吴昌硕一生游踪广泛，交际漫天，为挚友、金主刻印无数，其中为个人刻印最多的当属朝鲜流亡贵胄闵泳翔。闵氏，字遇鸿﹑子相，号园丁﹑芸楣﹑石尊者﹑石韫﹑薮石亭长等，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明成皇后（闵妃）唯一的侄子。在高宗亲政后，闵妃逐渐操纵政权，作为侄子的闵泳翔极受宠信和重用，成为了其外戚势力中最具实权的政治人物之一。他18岁即进士及第，20岁出任总理机务衙门军务司堂上，23岁被任命为全权大臣，出访欧美，考察新政，回国后又官至亲军营右营使的要职，可谓少年得志，一路腾达。1884年12月，闵泳翊在“甲申政变”中被刺，险些丧命。多年以后，他曾请吴昌硕刻“甲申十月，园丁再生”一印，即是为了纪念甲申事变大难不死的经历。1895年，闵妃在“乙未事变”中遇害，失去最后靠山的闵泳翊颠沛流徙，先后客居香港、广东，而后到苏州和上海，后久居于沪，直至1914年因肝病去世。

　　作为朝鲜重要的政客，虽客居异乡，但闵氏在沪的生活十分宽裕。据研究查证，他曾数十载垄断了朝鲜红参输华的特权，藉此获取了高额的利润，曾有“亡命上海，却携帑而来“之称。同时，他也是一位文学功底深厚的文人画家。书法上，他宗颜真卿，笔力雄健、气格清逸；绘画上，尤以画兰驰名艺坛。他的画风后为金圭镇、徐丙五等画家所继承，成为韩国现代绘画史上著名的“云楣画派”，影响深远。他喜好风雅、耽于艺术，凭借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及精湛的书画很快便融入了沪上海派书画家群体，与吴昌硕、任伯年、蒲华、胡公寿、钱慧安等结交。是时，闵氏在上海市北京路瑞康里766号建立“千寻竹斋”，并以此为号。据《海上墨林》记载：“千寻竹斋逢星期日辄招书画名流，宴集寓庐，流连文翰以为乐。”作为一名难得的艺术赞助者，可以推断他与缶翁早年之交乃非单纯的艺友关系。

 

▲ 《菊花》局部

 

　　此幅《菊花》即作于1900年暮春的某次“千寻竹斋”与会之中，为吴昌硕应闵泳翊之邀而写。吴昌硕所作花卉具酣畅淋漓，雅俗共赏的特点。只见此幅画面之中勾勒出一丛秋菊，花朵团簇绽放，焕然灿烂，俯仰向背，大小错落，相互映衬，煞是好看。再以泼墨的大写意手法写浓密的菊叶，虚实浓淡相间，层次分明。整幅作品主题突出，风格逸然淡雅，菊花枝繁叶茂，笔墨纵横，淋漓奇古，率真的用笔可见缶翁深厚的书法功底。据题识，时蒲华应与吴昌硕同在与会宾客之中，遂于画中洒漓行书题诗一首：“写菊居然胜白阳，秋光直欲傲春光。相期满酌英黄酒，来就千寻竹下堂”，品评吴昌硕笔墨丹青与陈白阳相较略胜，可见其对吴昌硕的推崇与激赏。在闵泳翔去世后，吴昌硕于《挽兰丐》一诗小序中忆二人交游：“丐闵氏，朝鲜人。善写兰，自称东海兰丐。客沪上，交三十余载，嗜余刻印，为之奏刀三百余石。癸丑冬忽患肝肺，甲寅五月十五日病殁。越数日归亲，年五十有五。” 在三十余载的光阴中，缶翁置病臂于不顾，为闵氏“奏刀三百余石”，除数量之巨令人啧啧称叹外，足见其感情日笃，惺惺相惜之情。此幅秋菊古雅清逸，与题识相互生发，颇耐玩赏，亦为两人一生友情之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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