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评估《著色山水图》的意义?

　　首先，出土的各种绘画资料，都不是当时名家绘画，可以作为考古资料，在范式讨论上有积极意义，但是在艺术水准上，意义可能没有那么大，他们依然在民间绘画的范畴。

　　这张《著色山水》的意义，就在于他是一张典型的文人画，是创作在绢本上的，本身即为创作和欣赏而生，笔墨水平非常高妙。借助这张原创的山水画杰作，我们可以据此一窥唐代画家的真实水平，对于艺术史来说，对于研究中国早期文人山水画，是具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的。

　　如果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研究书法，文字，突然发现了甲骨文。这对我们了解我们书法和文字的源头，是有巨大的价值的。

　　为什么会把这张《著色山水图》归到王维名下呢?　

　　首先是文献依据：这张《著色山水图》从收藏角度讲，称得上流传有绪。在早期的流传中，被称为《著色山水图》，到了明代成化年间，在都穆和祝枝山的记载中，将此画归到王维名下。

　　王维作为唐代的大诗人，画名和诗名在当时同样彰显，王维的画作一直是收藏界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和重点。董其昌将王维列为文人画的南宗鼻祖，即是明证。成化时期，这件《著色山水图》很有名，而且当时已经把这件《著色山水图》的作者，认为是王维。这是我们今天把这张画的作者标记为：(传)唐王维的文献依据。

　　其次，从风格上来看，这张《著色山水》也与王维画作的文献记载很接近。王维之于唐代山水画的价值，应该是创造了平淡天真这一风格。苏东坡称赞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唐代是一个抒情的时代，一种带有诗意的绘画，可以想见带有哪些特点。

　　纵览这张《著色山水》，其山水画法不带锐利角度，与(传)李昭道《明皇幸蜀图》的画法完全不一样，与唐代多处墓室壁画、以及日本藏唐代工艺品上的图像都不一样，倒真是一派“平淡天真”的格调。而且还有论者认为，《著色山水图》的风貌，与真实的辋川附近景色，非常接近。因此，从格调上来看，《著色山水图》与王维画作的文献记载是不矛盾的，从这一点说，即便不是王维的直接手笔，也应该是王维流派的作品。

　　历史上，有多件归到王维名下的作品，但从图像的年代风格判断，都不到唐。由于这张画的年份，我们能推断到唐代，而且又有风格上的支持，并且有明朝人的文献著录记载，所以我们可以在标题上说，这是(传)王维的作品，也就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接近王维的一件作品。

　　这张画为什么会被清初的王澍定名为《江皋会遇图》?在这张画的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今天将这张画作定名为《著色山水》，是因为画卷后面明代人季德几的题跋，从中我们知道在他之前，元人虞集也有一段跋。正是遵循这样的线索，我们在虞集《道园学古录》中发现了相关记载，知道在宋元明(起码到季德几时)时，这张画的本名是《著色山水图》。

　　今天，我们知道这张《著色山水图》，曾入藏明朝权宦黄赐、及其侄黄琳手中，并在当时已经归到王维名下;当时的都穆、祝枝山都看过并且记载了这卷《著色山水图》。很可能在黄琳之后，虞集的跋文，以及一些印章，被割走并损坏。

　　清代早期，此画流传到梁清标手中时，元代虞集题跋已经丢失了。但梁清标仍将此画视为王维作品，并据季德几引虞集诗词中字句，定此画卷名为《春谷晚岑》，后来，当时鉴赏名家顾维岳，据《宣和画谱》中对王维画作的记载，结合此图内容，认为更符合《宣和画谱》中王维条目下的《江皋会遇图》一名，于是再次命名。这张《著色山水图》从梁清标的孙子梁穆手中散出，当时宁波人董汉醇买到，王澍借观时，记载了从梁清标为此画命名，到顾维岳更名，再到董汉醇购买的整个过程。

　　自此之后，这张画就以王维《江皋会遇图》之名流传，民国时期，此画归无锡华士巽家族收藏。1950年代，高居翰看过这张画的原作，并将之记载于《中国古画索引》。

　　如何看待《著色山水图》的品相问题?　

　　中国古代书画因为流传中的各种人为和客观原因，导致破损，修补是很常见的现象。例如故宫重宝唐韩滉《五牛图》，被发现时已经有几百个小洞。也是历经修复，才重焕光彩。

　　《著色山水图》的价值在于，虽然有所破损陈旧，但是整个画面的笔墨结构图像，和颜色都还是相当完整的。笔触和线条仍然生动，生机勃勃。如果对这张画实施一个详细完整的修复之后，相信《著色山水图》一定会大放异彩。

　　去年《著色山水图》公布之后，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很多人支持，也有不少反对意见，怎么看待这些争议?

　　中国古代书画的真伪和年代鉴定，已经成为一门复杂的学科，依赖特殊的知识体系。对于高古的书画，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现在这张画进入到市场进行拍卖，更要允许争论。但在这样一个时点，我们觉得有几个基本要点，是需要大家关注的。

　　就是《著色山水图》上的北宋刘唐老的题字，无论是鉴定界还是学术界，现在普遍认为是宋人题字无疑。包括去年4月，密歇根大学《宋代艺术史中的艺术》学术研讨会上，围绕这一点，可以说达成了一个普遍共识。

　　围绕材料鉴定，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张葱玉、徐邦达、谢稚柳等鉴定大家所一再重复的一个观点，就是材料在鉴定里只具有辅助作用。在鉴定古代绘画时，我们很难提出一个假设，认为某种材料一定会在某个时代出现。另外，在年代的测定上，现有的技术，还无法完全测准。

　　关于文人画系统中，唐代绘画风格标准的确立，我们需要参考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同时期的壁画，石刻等等。但是更有意义的着眼点，是反向思考，如果这是一张宋画，那么这张《著色山水图》中，是否存在典型的宋代绘画风格要素?

　　如何看待这张画的学术价值?

　　传世唐画凤毛麟角。公认的唐代名家绘画也只有五六种而已，如《簪花仕女图》《五牛图》《照夜白》《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女史箴》。而山水画更是少之又少。

　　一如前述，相比于《女史箴》，(传)展子虔《游春图》，以及(传)顾恺之《洛神赋》，这张《著色山水图》的价值，在于：第一，它不是临摹本，而是原作;第二，它提供了可信的王维或王维传派风格的图像;第三，它的年份大概率到唐。

　　当我们研究中国早期文人山水画的历史时，这件《著色山水图》的发现，可以使我们可以借助图像，直观的感受唐人的名家绘画水平，而不是再去借助文献或后世的临摹本。从这点来说，它将我们对于中国文人山水画源头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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