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术对话现场

 张望：用新思维变革，中国画就不会“穷途末路”

艺术家、山东美术馆馆长张望结合自己的经历，回答了对水墨现代性的看法，他说：“我是1982年上大学，那个年代正是刚改革开放，西方各种哲学思潮进入中国的时代，可以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五四运动’，是百年来中西文化的第二次碰撞和融合。但这一次我们再打开国门，西方已经进入后现代艺术，‘五四运动’的时代西方艺术还处在现代主义的阶段，当然徐悲鸿先生选择的是传统的写实技法拿到中国，与水墨进行结合，产生了现在各学院还在使用的教学方式，我们都是这个教学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当时还有一种思潮，就是对中国画的一种否定和怀疑，李小山提出‘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这个说法在中国美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觉得中国画已经没有前途了，包括后来的学生们，看不起画中国画的。当时我们四年级分专业的时候，正好是这个论调出来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选择油画，很少有人选择中国画。但是我是有自己的判断的，在某些程度上，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有自己内心的抗拒，我觉得中国画在我的认知中并没有到头。他说的‘穷途末路’，在我理解就是如果不改革，那就是穷途末路，如果用新的思维去演绎它，它的空间是无限大的，所以当时我认定中国画没有穷途末路，毅然决然选择了中国画专业。事实证明，直到今天中国画生命力依然非常强大。如果中国绘画要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力，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水墨画。因此，这么多年，我一直走中西融合，开放式的态度去面对中国画的发展问题。每个阶段都有自我否定和超越，从刚毕业到现在，我自己变化了四种风格。每一种风格和变化，都是从自我内心中生发出来的，没有去迎合别人。” 

张望：将当代水墨与现实主义进行结合

张望还介绍了自己正在研究的现代水墨的课题，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课题，叫新现实主义水墨探索，这是两年前山东师范大学成立当代水墨研究中心时，我提出的创作方向，为什么提出这个理念？因为现实主义是新中国以来文化的一个基本策略和方针，强调艺术为社会和人民服务，虽然中间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思潮，但这个主脉没有改变。但当下现实主义创作进入了瓶颈期，因为艺术走到了自我表达，表现艺术家主观精神的时代，我们如何把它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这成为一个课题。水墨画更是面临这样一个严重问题，用老的思想和方法面对新的社会现象、状态和时代审美的时候，我们都已力不从心。大家一提水墨画，必须提到笔墨问题，笔墨已经成为水墨画的代名词。可以说，要表现当今社会，用传统笔墨，几乎是做不到的，语言已经穷尽。因为原来所谓的笔墨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农业文明中观照自然提炼出来的语言，面对新的社会都已经是城市化进程。比如，面对‘中国尊’，用传统语言怎么表达？这就是水墨画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提出新现实主义探索，其实很多艺术家多年来在实验和突破。今年，我们将组织全国巡展，从北京、南京，到广州、西安，再回到济南，通过这种方式，对当代水墨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做一个尝试。” 

桑火尧：我更注重水墨气质和东方精神的表现

艺术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副院长桑火尧说：“刘国松先生上世纪80年代，在浙江美术学院讲了几堂课，并且做了现场的示范，然后在浙江就兴起了水墨的变革与探索的热潮。前不久，冯远在山东美术馆举行了巡展，能看出他在80年代的探索性作品受到了刘国松先生的影响。所以刘国松先生的水墨变革非常早，影响了一大波艺术的探索者。田黎明先生一直坚守水墨现代性转型的探索、研究和创作，是我们很好的楷模。中国水墨画发展到今天，我们未来的可能性是怎样的？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多元文化已经成为现实，水墨能否一直停滞在原来传统的层面上？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我觉得任何艺术语言都是要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在我的思考中，水墨现代性第一是开放的，第二是包容的，第三应该是面向未来的。在科技、生活都已走入现代的今天，水墨的现代性转型已经成为必须面对的现象。中国画有很好的历史根性，无论是5000年的中华文化还是2000年的水墨传统，都包含很多历史精华，学习这些精华之后，怎么适应今天的审美语境？我从1998年开始思考，我坚守的宋元绘画虽然很高，但对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它的水墨语言是否还适应‘残山剩水’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在倪云林、黄公望的传统山水中，我更多关注的不是它内在的形式感和笔墨语言，而是水墨的气质和精神，文人面对世界如何进与退，怎样面对实际的现实空间，它既提供了审美空间，同时对观众和自己也是提供一个回归的空间。在今天快速、多元的时代，我们也有很多困惑，在这种背景下，艺术家传递的不应该是古人的东西，而是站在当下，寻找该思考什么，带给欣赏者什么。水墨的现代性脱离不了现实，传统虽然好，但是进行现代性转型，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桑火尧：水墨的现代性探索应该是面向未来的

中国的水墨不应该只是在自说自话，中国画要振兴的话，它必须要走出去，要在世界艺术之林中有它的显赫地位。从现在来看，中国画在国际舞台发出的声音，远远没有达到与国力匹配的程度，它的声音还是微弱的。在今天的国际格局中，艺术家要反思我们的认知、笔墨语言是不是缺少当下性和现代性的思考。除了‘十八描’和‘三十六皴’，笔墨语言依然是可以改良与发展的，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表达艺术家想要的东西。那它还是不是水墨？我觉得是。水墨不一定是用中国的笔、墨、纸，我觉得还是要表达一种中国的水墨精神，用油画、丙烯也可以表达，但它的气质是水墨的、东方诗性的。作为中国人，不管媒介怎么改变，骨子里东方文化的根性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对于创新和发展，可以大胆思考。我的现代水墨是从传统笔墨里生发出来的，第一，我希望把传统山水画的空间进行碎片化处理，重新组合一个人文空间，释放一个新的思辨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我意识到今天80后、90后对艺术的理解不会局限到一个物象中去，他们更多的是独立、主观对秩序、时间的思考，一个画面并不是只有唯一的一个答案，我希望引发更多的思考。我的艺术虽然来源于山水自然的空间，但经过碎片化处理之后，成为一个新的，接近于纯抽象的一种具有人文、哲学意味的笔墨表达方式。我在国外做展览，虽然人没到，但观众看过之后觉得这是东方人，而且是中国人的作品，所以观众还是能从中看到一种东方诗性的笔墨带来的审美特质。所以在近几年我的现代性转型之中，我始终强调我的个性追求，一个画家要放在美术史中，他的笔墨语言第一是清晰的，第二是当下的，当下性在我看来就是现代性。在我的水墨探索中，我觉得我的创作面对的不是当下的老人，而是未来。作为艺术家，一定是要引领这个时代的未来的，才有意义。黄宾虹说自己的作品要在50年后被人认知，这反映了艺术的超前性。我更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他们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我们不能总是端出一盘凉菜，也要炒一盘热菜，给他们各种营养。传统已经有了，宋元的高度也在，我们如果总是以模仿，而不是以创作的角度去思考，那么艺术家无论是自己站的高度，还是对美术史的贡献，就都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批评家、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彭锋发言

艺术家、山东美术馆馆长张望发言

艺术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院长田黎明发言

艺术家刘国松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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