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西湖所在地杭州乃至浙江独特而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地位，无论从私或从公，西湖都是乾隆念念不忘的一处人间山水。他曾于十六年(1751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六次巡幸江南，历时33年。为浙江留下了至今依然矗立的巍巍海塘，也深深沉醉在西湖的旖旎山水间，并在返回北京后，在皇家御苑中精心仿制了杭城风景。六次南巡，时间均在初春之际离京，暮春之前回銮，看似为了躲避北方的天寒地冻，但更重要的是此时行动方便，便于沿途察访吏治民情、检阅驻军、笼络民心，同时往返途中视察各地河工和浙江海塘治水工程，并且在梅雨季节来临之前，勘查水涝之地的堤防工程和沿海海塘工程。

　　“盛世天子——清高宗乾隆特展”展厅内景及部分展品

　　七十五岁时，他曾说：“余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出兵平定西北动乱，统一新疆)，一曰南巡。”其在《恭奉皇太后驾临金山记》中也说：我皇祖圣祖仁皇帝抚育九有，匪居匪康，以江浙地远京畿，其民文而慧，文则知礼义，导之善可以为天下倡;慧则鲜坚持，入于恶亦可为天下倡。而且财赋所出，国家藏富之地也。是以涉河渡江，不惮屡勤清跸。看来，关注东南地区的思想政治动向和财赋漕粮，才是乾隆屡次南巡的深层目的和基本动因。江浙地盘不大，人口也不是特别多，但除了风景优美，它更是鱼米之乡，经济条件和人文条件都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一方面，江浙人文茂盛，是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倍数十倍于其他省份。另一方面，江浙又是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言行一直不断，发生了多起文字狱。牢固控制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来发展其“盛世”，便是乾隆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通过六巡，乾隆帝相当清楚地了解江南的官风民情，又大兴河工，广蠲赋税，礼遇致仕大臣，培植士子，宣扬了圣恩，对争取缙绅士民，安定江浙，保护百姓的身家性命财产，发展生产，丰富文化，创造和延续“大清全盛之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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