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门北望太和殿，五人合影居中者为吴瀛。吴瀛1924年受聘为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参加清点故宫文物。

易培基

张继

1937年10月，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在上海寓所辞世。作为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他不但没有收获公众应有的尊重，反而在去世时背负了“监守自盗”的恶名。一桩莫须有的“故宫盗宝案”，因为构陷对象是易培基，也成了轰动一时的“易案”。

弥留时，易培基将一份陈情书托老友转交给国民政府。他写道：“惟是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观听者匪细。”最后时刻他仍希冀国家能还他清白。然而这桩冤案本就是当权者一手炮制，为了一己私利他们不但可以把国法玩弄于股掌，更不惜置他人于死地。

一桩毫无悬念的冤案，竟长达十几年不能结案，它也成为管窥国民党政治生态的一个标本。

悍妇的举报信

1932年8月29日，一封匿名信寄到北平政务委员会，控告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擅自处理故宫物品，盗卖故宫古物。

当时，故宫正在处理清宫与历史艺术无关的物品。在一般人眼中，皇宫大内全是稀世珍宝，随便一个东西就价值连城。有句老话叫“破家值万贯”，普通人家天长日久还会攒下许多没用的东西，何况宫里积累了好几百年，“破烂儿”就更多了。当然，皇宫中的“破烂儿”并非真“破烂儿”，而是那些与历史艺术无关的生活用品，比如绸缎、皮货、衣料、衣服、茶叶、药材、金砂等。这些东西，有的是内务府采买来的，有的是各地方官进贡来的。皇帝后妃享用不尽，经年累月便堆积下来，有的东西甚至已经在宫里堆放好几百年了。据说，宫中仅茶叶就堆了七间大殿。隔年的陈茶尚没人爱喝，更别说这些几十、上百年的老货了。怎么处理这些生活用品？故宫博物院方面决定，公开出售，以此来贴补运营经费。

其实早在1927年，故宫博物院就曾经提出过“处分(即处理)消耗品”的计划。当时，控制北京的奉系军阀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激战正酣，根本没心思管故宫。故宫博物院的经费来源，除了门票收入，再无其他。许多职员经年累月领不到工资，都嚷嚷着要罢工。为解燃眉之急，故宫博物院决定处理一批宫内生活用品。

为避瓜田李下之嫌，院方制订了详细的《处分物品保管款项规则》。他们首先聘请京师卫戍区司令、宪兵司令和政府各部官员组成临时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主要负责监督金砂、银锭称重，判断哪些物品可以出售。像布料、皮货、朝珠等穿戴物品自然尚可出售，而食品、茶叶等早过“保质期”的，就只能扔进垃圾站了。

分类后，院方聘专人为这些出售物品估价。这个价格只作为出售的底价。有意购买者，可以在此基础上投标。投标人要事先交纳百分之五的保证金。如果中标不买，保证金概不退还。

“处分物品”计划还没有实施，就被人告到了警察厅。检举者说，故宫“处分物品”是为了给南方国民政府筹钱。于是，北洋政府下令缓办。第一次“处分物品”计划就这样胎死腹中了。

易培基接掌故宫博物院后，旧事重提。1930年，故宫博物院理事会通过了“处分本院所存无关文化历史之物品方案”。1931年11月，经过精心筹备，处分物品终于公开出售了。故宫方面原本打算拍卖，但是拍卖照惯例要给拍卖行提两成佣金，太不划算。于是，故宫决定采取公开零售的方式。每个星期日，有兴趣的买家都可以到故宫专设的发售室选购。

故宫博物院所售物品虽然都是生活用品，但皇家之物品质之高、数量之大，可想而知。原存于养心殿的皮货有两千多件，永寿宫里存的金砂有995两多。出售前，故宫博物院请金店在宫里设了炉房，在监察员的监督下将金砂化成金条。

据记载，故宫博物院先后进行过三次处分物品，而易培基被人举报时，正是在第三次处分之后不久。

当时主政北平的张学良是个见过世面之人。有人向他吹风说：“现在外面有好多盖着乾隆御玺的字画，都是故宫盗卖出去的。”张学良驳道：“这些有乾隆御玺的字画，前清的时候就流到外面了。溥仪没出宫之前我就买到过不少，你们怎么说是他们偷盗的呢？不要被人笑话了！”

故宫方面以为张学良一番话，控案便打下去了。没想到，两个月后南京监察院派来两名监察员周利生、高鲁，专程到北平调查此事。周高二人在故宫调查了两个星期，虽然没查出什么所以然来，但他们还是向国民政府政务官惩戒委员会提交了对易培基的弹劾。弹劾中说：“关于盗卖古物一层，虽未查有确切证据，而出售金器一项，殊有违背法令之嫌。”

消息传来，故宫博物院上下大哗，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大家觉得国民党元老、时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张继的老婆崔振华，嫌疑最大。

不久前，崔振华听说故宫在出售皇家用品，也赶来选购。发售室设在神武门附近，选购者照例是要买了故宫的参观券才能进入。崔振华认为自己是堂堂馆长夫人，要什么门票，于是昂然直入。可门卫并不认识她，硬是拦住她不让进。

崔振华是有名的“河东狮吼”。据说，当年宋庆龄、何香凝提出“联俄抗日”的提案，张继原本签了名，但回去向老婆一汇报，劈头盖脸挨了一顿臭骂。于是他又找何香凝，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勾去。众人问他为何出尔反尔，他红着脸说：“老婆不赞同孙夫人的主张，不让我签字，奈何？”

崔振华把张继都收拾得服服帖帖，别人就更不放在眼里了。眼看被一个门卫挡住去路，她怒不可遏，大呼小叫起来。经过神武门的人，闻声凑来看热闹，一时间连交通都堵塞了。此时，故宫的一名职员看到这一幕，心知这个乱子可不小，连忙告诉门卫：“此乃文献馆张继馆长的太太。”门卫一听崔振华来头不小，登时泄了气，忙不迭请她进去。

崔振华哪肯善罢甘休，口中骂骂咧咧一路来到售卖室。赶巧儿，当天秘书长李宗侗当值。崔振华见了他一通发泄。李宗侗是易培基的女婿，也是大少爷脾气，当面锣对面鼓地说：“你又没告诉我今天要来买东西，门卫不认识你，何能怪我？”俩人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闹得不可开交。

易培基素知崔振华是个“疯婆子”，事后并没有责怪自己的女婿。但以崔振华的性格，怎么甘心就此罢休，于是一个惊天大阴谋便这样出炉了。

结怨于人事

多年后，许多故宫博物院的老人回忆起这场风波都说，崔李之争其实只是“易培基冤案”的一个导火索，其更深层次的矛盾，早在几年前的人事安排上就埋下了。

易培基与故宫博物院关系至深，可以说是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1924年，易培基在北洋政府任教育总长。素来醉心古物的他，对溥仪霸占着紫禁城十分不满。当年10月，冯玉祥成功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上台的大总统曹锟。冯玉祥反清立场一向十分鲜明。于是，易培基与同是国民党元老的李煜瀛一起，策动冯玉祥驱溥仪出宫。这才有了溥仪拖家带口仓皇辞庙的一幕。

故宫收归国有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从那时起，易培基和李煜瀛一直都是故宫博物院管理层的核心成员。1928年北伐成功后，作为国民党和故宫博物院的元老，易培基被委任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李煜瀛被委任为理事会理事长。从历史渊源看，他们二人领导故宫博物院乃众望所归，而另一位被国民党塞进故宫的张继，就显得有点儿不能服众了。

张继，字溥泉，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闹革命。1920年任广州军政府顾问、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主持人，也是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孙中山逝世后，他因反对“联俄联共”的主张，成为了“西山会议派”的首脑人物。

从履历上看，张继与故宫博物院没什么渊源。二者唯一的交集是，1928年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拍卖故宫”的提案时，张继以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名义给中央政治会议写了一篇驳斥呈文。张继的文章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一场“拍卖故宫”的风波平息下来，而他也因为守护故宫有功进入了故宫博物院的管理核心。在1928年底召开的故宫博物院第一次理事会上，李煜瀛、易培基、张继三人均被推为常务理事。经大会讨论，李煜瀛任理事长、易培基任院长、张继任副院长，但后来张继并没有当上副院长，他与易李二人的梁子也就此结下。

1928年，可以说是易培基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当时他不但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还兼任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农矿部部长。由于农矿部在南京办公，所以起初易培基并没有来北平主持故宫博物院的工作。院长没到任，按说故宫的日常工作应该由副院长负责，但易培基并没有把这个重任交给张继。他的同窗好友、时任故宫博物院简任秘书吴瀛回忆，易培基对他说：“张继神经，又要听神经太太的支配，不能让他当家。那是石曾（即李煜瀛）的意思。”

在易李二人的运作下，张继没当成副院长，只捞到了一个文献馆馆长的位子。主持故宫日常工作的则是秘书长李宗侗。李宗侗早年留学法国，后又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看似资历不浅，但他能得到秘书长一职，主要因为他既是易培基的女婿，又是李煜瀛的侄子。

李宗侗的上位，不但引起张继的强烈不满，许多故宫的老人也不太服气。易培基的同窗好友吴瀛，从草创期就为故宫博物院奔走呼号，如今只得了一个简任秘书之职，不少人为他鸣不平。他在《故宫尘梦录》中回忆，易培基的老友左霖苍曾直言：“论劳资、论辈分，某决不应在某之下。”这两个“某”指的自然是吴瀛和李宗侗。就连易培基自己也觉得有些说不过去，一再表示所谓“简任秘书”实际上是院长助理。吴瀛自己“因为太喜欢这个博物院了”，所以并不在乎职位，但张继和崔振华却没有这么大度，他们一直在找机会报复易培基和李宗侗。

就在周利生、高鲁发出对易培基的弹劾不久，北平《快报》记者谢振翮等7人联合向北平地方法院检察署检举易培基图利渎职。他们举报，故宫博物院在出售金器的时候价格太低，而且还处理了具有历史价值的金八仙碗。这次举报随着媒体的介入，变得沸沸扬扬，人所共知。易培基不得不在1933年1月向国民政府呈文，为自己申辩。

易培基指出，处分金器是经过故宫理事会和国民政府批准的。所谓的“金八仙碗”其实是残品，“制作恶劣，绝无美术可言”，而且故宫里类似的八仙碗很多，就连寻常金店里也有销售。临时监委会认为，它们并不具备历史和艺术价值。至于把出售之款用于发工资，更是无稽之谈。处分物品的收益均作为基金，专款储存，账目清清楚楚。

易培基的答辩有理有据，周高二人的弹劾自然落空了。然而，幕后指使人并没有这么容易善罢甘休，他们很快又罗织了罪名，卷土重来了。

报错电报露了底

1933年5月1日，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拿着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绍信，以参观的名义来到故宫博物院。当庶务科虞科长接待他时，这位朱检察官却提出来要查看院里的文件卷宗。虞科长连忙打电话请示。易培基得知此事后，本待应允，可吴瀛却觉得不妥：“他拿着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绍参观信，如何能看文件呢？”于是，经过双方商议，朱树森只在院内看文件，但经手过处分物品的人员要随时听候他问话。

第二天一早，朱树森来到故宫，李宗侗、吴瀛等参与过处分物品的人都纷纷到齐。开始朱树森问了问处分物品的经过，并没什么新发现。正待作罢，负责处分绸缎的书记员尹起文忽然站起来，期期艾艾地说：“就是有一笔秘书长同院长购买的3000块钱的绸缎皮货……并不是在星期日买的。大家都有一些……”朱树森想抓住这个“话柄”，连忙追问李宗侗。

原来，处分物品时为了促销，故宫方面规定购买2000元以上者打七五折，购买3000元以上者打七折。李宗侗起初买了二三百元皮货，后来又买了二千五六百元东西，尹起文便建议他把两次购物的钱算在一起，这样可以打七折。李宗侗一琢磨能省点儿钱，便欣然应允，而且他买东西那天也确实不是公开售卖日。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大事。顶多只能算程序瑕疵，绝对不算违法，但在朱树森的追问下，李宗侗竟然支支吾吾道：“我我我记不大清楚了。”当时也在场的吴瀛见李宗侗这副表现十分气恼。事后他对李说：“物品公开发卖，为什么你买不得呢？你今天不该吞吐，高兴说有就有，说无就无。什么叫‘记不清’呢？你显得软弱心虚。这事昨日他们预先有接洽是无疑的！”

吴瀛所料不虚，这尹起文正是张继夫妇介绍来故宫工作的。在上一回合中，因为无凭无据，检举落了个空。这一次，他们在搬来最高法院的同时，还从故宫内部挖了许多黑材料。

不久前，故宫博物院会计科职员秦汉功因沾染不良嗜好，被故宫免职。他向张继夫妇告发，会计科负责人萧登青赶着办理积压数年的报销，让文具店老板改开了几张单据。

根据这个爆料，朱树森在故宫很快就从账目中查出了600元单据不符。他以为发现了什么真凭实据，立即询问了文具店老板李宝书。李宝书说：“我店与故宫博物院做了多年的来往生意，总是陆续送去各种文具先用，每届月底开一总账单交庶务科核对结账。这次会计科编造报销，要将笔墨纸张簿籍等分几张小账单开列，才符合报销册的栏目，故叫我店把每个月一张的总账单分作数张小账单。而每月我店所开小账单的合计数目，与总账单是符合的，并没有多开数目帮他浮报。”

朱树森一查，总数果然对上了，“虚报账目”一说原来是子虚乌有。这不免令他泄气，很快便返回了南京。

朱树森走了，但故宫博物院管理层仍未参透幕后黑手是谁。

1932年日本人的势力已经逼近平津，为保国宝无虞，故宫同人开始酝酿“国宝南迁”事宜。如今看来，“国宝南迁”在战乱年代保全了中华民族的文脉，无疑是明智之举。但在当时，无论是社会上还是故宫内部，反对的声音都非常大。吴瀛就曾开诚布公地表示：“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问题非常多，责任既重，闲话也多。”不过，在易培基的坚持下，第一批“国宝”还是上路了。

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造访故宫时，第一批古物刚顺利运抵南京不久。易培基、李煜瀛等人以为，发难者是冲着“国宝南迁”来的。不过，随后从南京发来的一封电报，令他们恍然大悟，原来捣鬼的还是张继夫妇。

一日，电报局将一封写着“长安饭店，朱树森先生”的电报送到了吴瀛家。朱树森当时已返回南京，电报无法投递。由于电报局的工作人员是吴瀛的朋友，知道朱树森是为故宫博物院而来，因此便将电报送给了吴瀛。电报上这样写道：

佳电缓办，即查古物有停运否？俾转政院，勿藉案停运。张嘱尹即来，费先筹给，程已保外否？并电复！烈蒸。

故宫众人分析，发电人“烈”，应该是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张”即张继，“尹”则是前文所述一直冲锋陷阵的尹起文。郑烈是张继的门生，他能谋得最高法院检察长一职多亏张继提拔。此番恩主有事相求，他自然是不遗余力。尹起文是张继太太崔振华介绍到故宫工作的，张继让尹起文速来南京，自然是要商议下一步的行动。

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吴稚晖看到这封电报后，怒不可遏。张继夫妇一回北平，他便拿着电报去找他们评理。面对吴稚晖的对质，崔振华恼羞成怒，不但直认不讳，还完全不顾颜面地撒泼打滚起来。这样一来，双方矛盾完全公开化，张继一方更加无所顾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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