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故宫盗宝案”始末 

黄加佳

2017年01月16日10:00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易案”宫斗

太和门北望太和殿,五人合影居中者为吴瀛。吴瀛1924年受聘为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参加清点故宫文物。

易培基

张继

1937年10月,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在上海寓所辞世。作为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他不但没有收获公众应有的尊重,反而在去世时背负了“监守自盗”的恶名。一桩莫须有的“故宫盗宝案”,因为构陷对象是易培基,也成了轰动一时的“易案”。

弥留时,易培基将一份陈情书托老友转交给国民政府。他写道:“惟是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观听者匪细。”最后时刻他仍希冀国家能还他清白。然而这桩冤案本就是当权者一手炮制,为了一己私利他们不但可以把国法玩弄于股掌,更不惜置他人于死地。

一桩毫无悬念的冤案,竟长达十几年不能结案,它也成为管窥国民党政治生态的一个标本。

悍妇的举报信

1932年8月29日,一封匿名信寄到北平政务委员会,控告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擅自处理故宫物品,盗卖故宫古物。

当时,故宫正在处理清宫与历史艺术无关的物品。在一般人眼中,皇宫大内全是稀世珍宝,随便一个东西就价值连城。有句老话叫“破家值万贯”,普通人家天长日久还会攒下许多没用的东西,何况宫里积累了好几百年,“破烂儿”就更多了。当然,皇宫中的“破烂儿”并非真“破烂儿”,而是那些与历史艺术无关的生活用品,比如绸缎、皮货、衣料、衣服、茶叶、药材、金砂等。这些东西,有的是内务府采买来的,有的是各地方官进贡来的。皇帝后妃享用不尽,经年累月便堆积下来,有的东西甚至已经在宫里堆放好几百年了。据说,宫中仅茶叶就堆了七间大殿。隔年的陈茶尚没人爱喝,更别说这些几十、上百年的老货了。怎么处理这些生活用品?故宫博物院方面决定,公开出售,以此来贴补运营经费。

其实早在1927年,故宫博物院就曾经提出过“处分(即处理)消耗品”的计划。当时,控制北京的奉系军阀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激战正酣,根本没心思管故宫。故宫博物院的经费来源,除了门票收入,再无其他。许多职员经年累月领不到工资,都嚷嚷着要罢工。为解燃眉之急,故宫博物院决定处理一批宫内生活用品。

为避瓜田李下之嫌,院方制订了详细的《处分物品保管款项规则》。他们首先聘请京师卫戍区司令、宪兵司令和政府各部官员组成临时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主要负责监督金砂、银锭称重,判断哪些物品可以出售。像布料、皮货、朝珠等穿戴物品自然尚可出售,而食品、茶叶等早过“保质期”的,就只能扔进垃圾站了。

分类后,院方聘专人为这些出售物品估价。这个价格只作为出售的底价。有意购买者,可以在此基础上投标。投标人要事先交纳百分之五的保证金。如果中标不买,保证金概不退还。

“处分物品”计划还没有实施,就被人告到了警察厅。检举者说,故宫“处分物品”是为了给南方国民政府筹钱。于是,北洋政府下令缓办。第一次“处分物品”计划就这样胎死腹中了。

易培基接掌故宫博物院后,旧事重提。1930年,故宫博物院理事会通过了“处分本院所存无关文化历史之物品方案”。1931年11月,经过精心筹备,处分物品终于公开出售了。故宫方面原本打算拍卖,但是拍卖照惯例要给拍卖行提两成佣金,太不划算。于是,故宫决定采取公开零售的方式。每个星期日,有兴趣的买家都可以到故宫专设的发售室选购。

故宫博物院所售物品虽然都是生活用品,但皇家之物品质之高、数量之大,可想而知。原存于养心殿的皮货有两千多件,永寿宫里存的金砂有995两多。出售前,故宫博物院请金店在宫里设了炉房,在监察员的监督下将金砂化成金条。

据记载,故宫博物院先后进行过三次处分物品,而易培基被人举报时,正是在第三次处分之后不久。

当时主政北平的张学良是个见过世面之人。有人向他吹风说:“现在外面有好多盖着乾隆御玺的字画,都是故宫盗卖出去的。”张学良驳道:“这些有乾隆御玺的字画,前清的时候就流到外面了。溥仪没出宫之前我就买到过不少,你们怎么说是他们偷盗的呢?不要被人笑话了!”

故宫方面以为张学良一番话,控案便打下去了。没想到,两个月后南京监察院派来两名监察员周利生、高鲁,专程到北平调查此事。周高二人在故宫调查了两个星期,虽然没查出什么所以然来,但他们还是向国民政府政务官惩戒委员会提交了对易培基的弹劾。弹劾中说:“关于盗卖古物一层,虽未查有确切证据,而出售金器一项,殊有违背法令之嫌。”

消息传来,故宫博物院上下大哗,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大家觉得国民党元老、时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张继的老婆崔振华,嫌疑最大。

不久前,崔振华听说故宫在出售皇家用品,也赶来选购。发售室设在神武门附近,选购者照例是要买了故宫的参观券才能进入。崔振华认为自己是堂堂馆长夫人,要什么门票,于是昂然直入。可门卫并不认识她,硬是拦住她不让进。

崔振华是有名的“河东狮吼”。据说,当年宋庆龄、何香凝提出“联俄抗日”的提案,张继原本签了名,但回去向老婆一汇报,劈头盖脸挨了一顿臭骂。于是他又找何香凝,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勾去。众人问他为何出尔反尔,他红着脸说:“老婆不赞同孙夫人的主张,不让我签字,奈何?”

崔振华把张继都收拾得服服帖帖,别人就更不放在眼里了。眼看被一个门卫挡住去路,她怒不可遏,大呼小叫起来。经过神武门的人,闻声凑来看热闹,一时间连交通都堵塞了。此时,故宫的一名职员看到这一幕,心知这个乱子可不小,连忙告诉门卫:“此乃文献馆张继馆长的太太。”门卫一听崔振华来头不小,登时泄了气,忙不迭请她进去。

崔振华哪肯善罢甘休,口中骂骂咧咧一路来到售卖室。赶巧儿,当天秘书长李宗侗当值。崔振华见了他一通发泄。李宗侗是易培基的女婿,也是大少爷脾气,当面锣对面鼓地说:“你又没告诉我今天要来买东西,门卫不认识你,何能怪我?”俩人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闹得不可开交。

易培基素知崔振华是个“疯婆子”,事后并没有责怪自己的女婿。但以崔振华的性格,怎么甘心就此罢休,于是一个惊天大阴谋便这样出炉了。

结怨于人事

多年后,许多故宫博物院的老人回忆起这场风波都说,崔李之争其实只是“易培基冤案”的一个导火索,其更深层次的矛盾,早在几年前的人事安排上就埋下了。

易培基与故宫博物院关系至深,可以说是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1924年,易培基在北洋政府任教育总长。素来醉心古物的他,对溥仪霸占着紫禁城十分不满。当年10月,冯玉祥成功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上台的大总统曹锟。冯玉祥反清立场一向十分鲜明。于是,易培基与同是国民党元老的李煜瀛一起,策动冯玉祥驱溥仪出宫。这才有了溥仪拖家带口仓皇辞庙的一幕。

故宫收归国有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从那时起,易培基和李煜瀛一直都是故宫博物院管理层的核心成员。1928年北伐成功后,作为国民党和故宫博物院的元老,易培基被委任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李煜瀛被委任为理事会理事长。从历史渊源看,他们二人领导故宫博物院乃众望所归,而另一位被国民党塞进故宫的张继,就显得有点儿不能服众了。

张继,字溥泉,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闹革命。1920年任广州军政府顾问、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主持人,也是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孙中山逝世后,他因反对“联俄联共”的主张,成为了“西山会议派”的首脑人物。

从履历上看,张继与故宫博物院没什么渊源。二者唯一的交集是,1928年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拍卖故宫”的提案时,张继以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名义给中央政治会议写了一篇驳斥呈文。张继的文章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一场“拍卖故宫”的风波平息下来,而他也因为守护故宫有功进入了故宫博物院的管理核心。在1928年底召开的故宫博物院第一次理事会上,李煜瀛、易培基、张继三人均被推为常务理事。经大会讨论,李煜瀛任理事长、易培基任院长、张继任副院长,但后来张继并没有当上副院长,他与易李二人的梁子也就此结下。

1928年,可以说是易培基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当时他不但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还兼任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农矿部部长。由于农矿部在南京办公,所以起初易培基并没有来北平主持故宫博物院的工作。院长没到任,按说故宫的日常工作应该由副院长负责,但易培基并没有把这个重任交给张继。他的同窗好友、时任故宫博物院简任秘书吴瀛回忆,易培基对他说:“张继神经,又要听神经太太的支配,不能让他当家。那是石曾(即李煜瀛)的意思。”

在易李二人的运作下,张继没当成副院长,只捞到了一个文献馆馆长的位子。主持故宫日常工作的则是秘书长李宗侗。李宗侗早年留学法国,后又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看似资历不浅,但他能得到秘书长一职,主要因为他既是易培基的女婿,又是李煜瀛的侄子。

李宗侗的上位,不但引起张继的强烈不满,许多故宫的老人也不太服气。易培基的同窗好友吴瀛,从草创期就为故宫博物院奔走呼号,如今只得了一个简任秘书之职,不少人为他鸣不平。他在《故宫尘梦录》中回忆,易培基的老友左霖苍曾直言:“论劳资、论辈分,某决不应在某之下。”这两个“某”指的自然是吴瀛和李宗侗。就连易培基自己也觉得有些说不过去,一再表示所谓“简任秘书”实际上是院长助理。吴瀛自己“因为太喜欢这个博物院了”,所以并不在乎职位,但张继和崔振华却没有这么大度,他们一直在找机会报复易培基和李宗侗。

就在周利生、高鲁发出对易培基的弹劾不久,北平《快报》记者谢振翮等7人联合向北平地方法院检察署检举易培基图利渎职。他们举报,故宫博物院在出售金器的时候价格太低,而且还处理了具有历史价值的金八仙碗。这次举报随着媒体的介入,变得沸沸扬扬,人所共知。易培基不得不在1933年1月向国民政府呈文,为自己申辩。

易培基指出,处分金器是经过故宫理事会和国民政府批准的。所谓的“金八仙碗”其实是残品,“制作恶劣,绝无美术可言”,而且故宫里类似的八仙碗很多,就连寻常金店里也有销售。临时监委会认为,它们并不具备历史和艺术价值。至于把出售之款用于发工资,更是无稽之谈。处分物品的收益均作为基金,专款储存,账目清清楚楚。

易培基的答辩有理有据,周高二人的弹劾自然落空了。然而,幕后指使人并没有这么容易善罢甘休,他们很快又罗织了罪名,卷土重来了。

报错电报露了底

1933年5月1日,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拿着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绍信,以参观的名义来到故宫博物院。当庶务科虞科长接待他时,这位朱检察官却提出来要查看院里的文件卷宗。虞科长连忙打电话请示。易培基得知此事后,本待应允,可吴瀛却觉得不妥:“他拿着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绍参观信,如何能看文件呢?”于是,经过双方商议,朱树森只在院内看文件,但经手过处分物品的人员要随时听候他问话。

第二天一早,朱树森来到故宫,李宗侗、吴瀛等参与过处分物品的人都纷纷到齐。开始朱树森问了问处分物品的经过,并没什么新发现。正待作罢,负责处分绸缎的书记员尹起文忽然站起来,期期艾艾地说:“就是有一笔秘书长同院长购买的3000块钱的绸缎皮货……并不是在星期日买的。大家都有一些……”朱树森想抓住这个“话柄”,连忙追问李宗侗。

原来,处分物品时为了促销,故宫方面规定购买2000元以上者打七五折,购买3000元以上者打七折。李宗侗起初买了二三百元皮货,后来又买了二千五六百元东西,尹起文便建议他把两次购物的钱算在一起,这样可以打七折。李宗侗一琢磨能省点儿钱,便欣然应允,而且他买东西那天也确实不是公开售卖日。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大事。顶多只能算程序瑕疵,绝对不算违法,但在朱树森的追问下,李宗侗竟然支支吾吾道:“我我我记不大清楚了。”当时也在场的吴瀛见李宗侗这副表现十分气恼。事后他对李说:“物品公开发卖,为什么你买不得呢?你今天不该吞吐,高兴说有就有,说无就无。什么叫‘记不清’呢?你显得软弱心虚。这事昨日他们预先有接洽是无疑的!”

吴瀛所料不虚,这尹起文正是张继夫妇介绍来故宫工作的。在上一回合中,因为无凭无据,检举落了个空。这一次,他们在搬来最高法院的同时,还从故宫内部挖了许多黑材料。

不久前,故宫博物院会计科职员秦汉功因沾染不良嗜好,被故宫免职。他向张继夫妇告发,会计科负责人萧登青赶着办理积压数年的报销,让文具店老板改开了几张单据。

根据这个爆料,朱树森在故宫很快就从账目中查出了600元单据不符。他以为发现了什么真凭实据,立即询问了文具店老板李宝书。李宝书说:“我店与故宫博物院做了多年的来往生意,总是陆续送去各种文具先用,每届月底开一总账单交庶务科核对结账。这次会计科编造报销,要将笔墨纸张簿籍等分几张小账单开列,才符合报销册的栏目,故叫我店把每个月一张的总账单分作数张小账单。而每月我店所开小账单的合计数目,与总账单是符合的,并没有多开数目帮他浮报。”

朱树森一查,总数果然对上了,“虚报账目”一说原来是子虚乌有。这不免令他泄气,很快便返回了南京。

朱树森走了,但故宫博物院管理层仍未参透幕后黑手是谁。

1932年日本人的势力已经逼近平津,为保国宝无虞,故宫同人开始酝酿“国宝南迁”事宜。如今看来,“国宝南迁”在战乱年代保全了中华民族的文脉,无疑是明智之举。但在当时,无论是社会上还是故宫内部,反对的声音都非常大。吴瀛就曾开诚布公地表示:“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问题非常多,责任既重,闲话也多。”不过,在易培基的坚持下,第一批“国宝”还是上路了。

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造访故宫时,第一批古物刚顺利运抵南京不久。易培基、李煜瀛等人以为,发难者是冲着“国宝南迁”来的。不过,随后从南京发来的一封电报,令他们恍然大悟,原来捣鬼的还是张继夫妇。

一日,电报局将一封写着“长安饭店,朱树森先生”的电报送到了吴瀛家。朱树森当时已返回南京,电报无法投递。由于电报局的工作人员是吴瀛的朋友,知道朱树森是为故宫博物院而来,因此便将电报送给了吴瀛。电报上这样写道:

佳电缓办,即查古物有停运否?俾转政院,勿藉案停运。张嘱尹即来,费先筹给,程已保外否?并电复!烈蒸。

故宫众人分析,发电人“烈”,应该是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张”即张继,“尹”则是前文所述一直冲锋陷阵的尹起文。郑烈是张继的门生,他能谋得最高法院检察长一职多亏张继提拔。此番恩主有事相求,他自然是不遗余力。尹起文是张继太太崔振华介绍到故宫工作的,张继让尹起文速来南京,自然是要商议下一步的行动。

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吴稚晖看到这封电报后,怒不可遏。张继夫妇一回北平,他便拿着电报去找他们评理。面对吴稚晖的对质,崔振华恼羞成怒,不但直认不讳,还完全不顾颜面地撒泼打滚起来。这样一来,双方矛盾完全公开化,张继一方更加无所顾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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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鲁婧、董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