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湖帆和他的收藏圈朋友

2015年12月17日09:49 来源：东方早报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吴湖帆和他的收藏圈朋友

1946年12月，吴湖帆与友人摄于黄山艺苑，右起：郑午昌、张充仁、张大千、吴湖帆、许士骐、汪亚尘、颜文樑。

南宋佚名《鹌鹑图页》

海上著名书画家兼收藏家吴湖帆得其祖、外祖和岳父之荫，积得古物收藏近半壁江山，已早为世人周知。他进一步更凭自身努力，不断通过各种方式，丰富、精粹化本身的藏品，这其中的故事经常为人们津津乐道。吴湖帆是过去百年中国收藏界的具识巨擘，然而，他是领头人却不只是独唱者，在他身旁和背后，还有一批分担着伴唱、和声部角色的人物。

李维琨

翻阅《丑簃日记》会发觉，围绕着梅景书屋的书画收藏，主要有三类人物，一是像庞元济、周湘云、狄平子、谭敬、蒋榖孙、张葱玉（珩）、孙伯渊、孙邦瑞等收藏界名人，不时出现在吴湖帆日常活动的记载里。在那些把酒迎送、品鉴交往、古董流通之余，尚可发现他身边一些像沈尹默、叶恭绰、张大千、冯超然、沈剑知等书画界人士，间或也会发表一些对于收藏观念、时尚风向的看法。再有就是像古玩商吴宾臣、汲古阁主人曹友卿、装裱师刘定之、周桂生……这三类人大体上构成了梅景收藏圈子的核心与外围主力：吴湖帆从他们当中获取信息、探索行情、确定优劣、积聚实力、实现交易，不断丰富和完备自己系统的中国艺术品收藏。

俗称具有三才亦即“财力、精力、功力”者，方可为收藏家之基础。论财力，吴湖帆或许不能跟庞虚斋、周湘云、孙邦瑞等兼有地产、企业的人相比、他主要依靠祖传以及自己的全副身心扑在收藏这条道上执着前行。因此他离不开像沈尹默、叶恭绰、张大千、冯超然这样的书画名家辅助左右，日夜切磋，以他的精力和艺术功力不懈地去粗取精、剔伪存真，积蓄自己的私家收藏。

举例来说，身兼书画、收藏大家的张大千见多识广，北宋郭熙的《幽谷图》轴、元代吴镇《渔父图》卷等一批传世绝品就是通过他的搭桥牵线，成为梅景书屋珍藏的。《幽谷图》以前藏家是庐山蔡金台，是由大千携带到上海，向吴湖帆推荐的，而吴湖帆用旧藏金任君谟《古柏行》，王蒙、饶介之书画合卷“由大千经手易吴仲圭《渔父图》卷，亦一快事！”1931年5月29 日，通过曹友卿经手，吴湖帆支付“数千金”得到传为南宋郑所南画的《无根兰》，吴赞之“可与《梅花喜神谱》同宝”。不过三年，1934年1月27日，此吴藏郑氏《兰花》经过徐竹荪中介，便以5700元售与庞元济。吴湖帆得到《郑兰》不久，曹友卿又携来张中（子政）《芙蓉双鸳图》，吴以800 元代价收为己有。

现代人喜欢探讨梅景老人的收藏理念，下述摘抄的几则日记，应不同程度反映出类似理念及其收藏圈子的信息。“（1931年5月14日）下午刘定之携来徐枋仿吴仲圭轴……定之云徐画市价高下以印章多寡为别，可笑也。此画有七印之多……一辈妄人居然以此为别，不问画笔好歹，真是怪事。若近日海上诸大收藏家津津乐道印章多寡，自夸鉴别之精，问以如何好处，古书古画何从可贵，皆瞠目不能语，皆凭得价之贵贱为标准，直可玩钞票为愈耳。大腹贾好谈风雅，其实目不识丁，何足以语书画妙处。”1933年1月29日又记“张大千来，谈论观古画海上几无可谈之人，收藏家之眼光以名之大小为标准，一画以题跋之多寡、着录之家数为断，往往重纸轻绢，画之好坏不论也。骨董伙之眼光以纸本之洁白、名字之时否为标准，画之有意义无意义不懂也。书画家之眼光以合己意为标准，附和买画者以耳熟习闻为标准，此画之有无价值不识也”。吴湖帆深感收藏对于文化承传的意义，一次谈及清安岐的《墨缘汇观》（1933年1月31日），他认为：“名袭以传，近人之谈收藏者亦引为考据，娓娓仰奉。噫，安氏智哉！按：安氏为朝鲜人，明珠枋国时贿赂通私，明败而安亦没藉，所藏画归内府矣。观安之所藏，未尝见有只字，安之无文可知，校项子京亦不可同语，况若文若董哉。噫，今日收藏者恐并安之不若也多矣，此亦书画之一厄也。”从亲身过目的古画中，吴湖帆体察到明末项元汴与清初安岐的鉴赏水平，他抨击那种“玩钞票”而不识古书画真实价值的收藏界怪相，对徒为金钱财富着眼的好事者、投资者忧虑，为不讲文化的收藏活动忧虑。他所评价身边之人，如“沈剑知画派甚正，目光亦不偏，鉴别力殊深刻，所嫌看得不多，再多观摩，必成鉴别专家无疑。近日不可多得之同志也”。“刘定之以装潢著名，无足怪也。定之人极诚实，其艺绝佳，惜不能识画耳。”他之热心结社创作、组织观摩展览，收徒传教，正是为着培养人才，以弘扬中华画学为继绝弘念。因此，当有人持伪本苏轼书《归去来辞》来求题跋时，虽前人高士奇、梁章钜皆误为真迹，吴湖帆则仗义执言之曰伪，拒绝不题，使彼殊懊丧而去。对于社会上众说纷纭的故宫审画案，吴湖帆认为：“故宫之马麟画《层叠冰绡》（绢本，至精）、江贯道《千里江山图》卷（绢本，至精）、赵松雪《古木竹石》（晚年时作）、王烟客为其婿画杜诗意十二帧（烟客中第一精品也，七十四岁作）。以上四件及黄庭坚仿怀素书卷等若干件，俱被法院封存。法院根本不知，仅就一名为鉴定人之老糊涂颠倒黑白、乱点鸳鸯的判断而已。古人何罪？精神上大吃官司，冤哉枉也！法院之无识可想而知，而所请鉴定人之无识，真该死也。”表达了巨大的义愤。

下面，略微介绍几位梅景书屋收藏圈子的人物。

蒋谷孙（1902-1973）名祖诒，字谷孙，浙江湖州人。其父蒋汝藻（1877-1954），字孟萍，号乐庵，清光绪二十九年举人，曾官学部总务司郎中，参加辛亥革命，任浙江军政府盐政局长，为浙江有影响的实业家，并为藏书世家，以密韵楼名世。20 世纪初，受卢芹斋之邀，主持北京来远公司，经营、收购古玩字画。谷孙本人居上海期间，以精鉴碑帖、版本、书画闻名，1940年代末携家藏渡台，曾任台湾大学教授，著有《思适斋集外书跋辑存》等。

吴湖帆收藏的不少精品，都经过蒋谷孙的中介，比如他以1800 元获得明吴伟《铁笛图》卷，即是如此；吴蒋两人之间互易藏品更属常事，像蒋谷孙看中了梅景所藏的宋刻本《道德经》，便以自己收藏的唐寅《骑驴归兴图》轴和毛抄《盘洲乐章集》一册两相交易，后来成为吴家藏品的明陆师道《秋林观瀑图》轴和李流芳金笺《山水图》轴，也是用吴家旧藏的元刻本《图绘宝鉴》向蒋谷孙换来的。平时，吴蒋交游密切，或一同游逛画店，赏析书画，为藏品题跋，或同赴戏院听马连良唱全本《三娘教子》。一次，蒋谷孙还邀请法国驻华使馆秘书、伯希和弟子杜博思拜访梅景书屋，观赏吴氏藏画，老人惊讶于这位法国人喜爱王原祁画的程度，感叹 “其根柢见解可想象矣”！

1929年末，蒋谷孙收得北宋《淳化阁帖》最善本，大喜过望，新取斋号“官帖簃”，并嘱托吴湖帆为之作《官帖簃图》，吴画完便在左上题跋道：“谷孙道兄收藏宋拓淳化祖本三卷，贾师宪悦生堂旧物，明季归孙氏闲者轩者，凡六七八三卷，皆王右军书，为海内阁帖之冠。己巳冬日属图册端。吴湖帆并记于四欧堂。”此帖随蒋氏迁居台湾后流散海外，于2003年由上海博物馆购归芰藏。

吴蒋交往间，时有不愉快事。比如1938年6月26日，曹友卿携带来《汉侯获碑》二轴，元拓《史晨前后碑》二本，明拓《景君》、《韩敕》、《郑固》三碑等到吴家。以上五种汉碑皆为梅景外祖沈公遗物，是去年吴湖帆为了托蒋谷孙经售梁楷的画交给蒋的。结果梁画未成交，吴湖帆欲索还，蒋却不肯，索之再三，终不理会。于是吴湖帆在一次观赏蒋氏藏倪瓒的《江渚风林图》，便有意扣住此倪画将近一个月，蒋才不得不将原物归还。

提起传世的宋人《睢阳五老图》册，蒋谷孙难逃致使国宝离散之罪。在晚清民初时《睢阳五老图》已经遭遇一段急速换主的坎坷经历。同光年间，所有者狄曼农视为至宝，其官江西时因此被夺官。（参见狄平子《平等阁笔记》）越人王霞轩得手，便献媚将之送赠内阁大学士左中棠，左觉得此图当属五老后裔，题跋后仍归还王氏。光绪十五年（1890，见盛跋）王以三百金售于清宗室、国子监祭酒盛昱，盛去世后旋即归画商景朴荪。1915年秋吴兴蒋汝藻（孟萍）自景氏半亩园购获此册。1930年代末，吴湖帆曾在吴兴张静江处观赏过，感叹“故家文物流传易主之迅，未有若此者也”！再次见到时已经是1943年，但只剩下残本，手翻片断，吴湖帆满腹愁绪地写道：“五老宋画原象藏狄氏时尚存，闻为吴兴蒋氏分售欧美，不知何日得庆完璧？千秋功罪自有定评。”原来在二战期末，蒋谷孙串通张静江的通运公司，将《睢阳五老图》送往欧美兜售，使宋人画的五老像和部分题跋现分藏于大都会博物馆、佛利尔博物馆与耶鲁大学博物馆。剩下部分为已得明人尤求摹本的海上藏家孙煜峰所藏，后一并捐赠上海博物馆。（参见陈定山《春申旧闻》）

孙邦瑞（1903-1972）是海上实业家、古书画收藏名家孙煜峰（1901-1967）的胞弟，江苏江阴人。孙邦瑞也酷爱收藏，与吴湖帆有通家之谊，其藏品多由吴氏鉴定、题跋。1939年4月，吴湖帆筹划同仁藏古画展览，孙邦瑞送展的藏画有：陈道复的《红梨卷》、沈颢（石天）的《秋林道话图》、王翚早年佳品《寒塘鸂鶒》和《仿大痴山水》、萧云从的《书画卷》、查士标的《南村草堂图》、倪元璐的字轴、王原祁《仿松雪》、董邦达和钱维城的四尺对幅，在吴湖帆看来，这些藏品的名头和品质，相对其他人（包括钱镜塘的）“真而甚恶俗”者益显上乘。孙邦瑞藏品中査士标的设色细笔《南村草堂图》，原本纸经霉蛀，十分可惜，于是他托了吴湖帆为之修复补笔。

孙邦瑞也是《丑簃日记》中提到的常客。他常陪吴湖帆逛街，他们合作购买“四王”山水、一同试乘双层客车，孙馈赠吴府糯米荔枝。1963年吴湖帆七十寿辰时，孙邦瑞送400支蓝牡丹牌香烟作贺礼。他曾持所借杨凝式《韭花帖》卷，约沈尹默赴吴湖帆家同观。带着文嘉《曲水园》卷，陈道复《红梨》卷、陈继儒书册，董其昌《晓山图》卷和莫是龙书卷向梅景老人推荐。吴湖帆遗失了二十多年的珍藏《愙斋公手书金石书画草目卅六叶》，于1940年（庚辰正月）以自画册二帧易得复归，从中和会而成的人，正是孙邦瑞。而吴湖帆收下孙邦瑞馈赠的王武花卉册之后，便将自己家中曾经清王士祯收藏过的李流芳八开《山水册》（今上博藏）作为回报“嘉惠于万一”。另有一件恽寿平的《携尊踏雪图》卷，用没骨法，青绿、朱粉相映，可谓恽画中绝无仅见之品。因关系到孙邦瑞家乡江阴的文献，吴湖帆也将之转赠孙邦瑞了。

一日午后，孙邦瑞访梅景书屋，携带着文徵明小幅真迹，还有八大山人、王原祁、张元举画扇，俱佳。尤其是后者，因为作者张元举是陈道复的外孙，画不多见。吴氏便托孙邦瑞代为论价，以备配入他专门编辑的《吴中明贤扇册》当中。1938年3月12日，孙邦瑞又与吴湖帆谈到，昨日在荣宝斋见《公孙侨碑》一册，因为听说吴湖帆曾经为此还过价，便问起此碑。吴氏告知自己并未还价，那东西却甚好。孙邦瑞闻之，立刻去电话问：还在否？结果却已卖掉了，为之懊丧不已。吴湖帆说起这件碑帖曾有人持来向他索要1000元，而荣宝斋仅索孙邦瑞150元，今又以180元出售，故孙邦瑞特别后悔。书画收藏上的得失悲喜固然有趣，人生道路上的相辅相侍更值得记叙。在潘静淑去世那段日子里，是孙邦瑞等友人悉心陪伴，殡礼送葬，为之分忧，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冯超然（1882-1954）名迥，以字行，号涤舸，江苏常州人，晚年居上海嵩山路，颜其居云“嵩山草堂”。擅长丹青，早年精于仕女，后专攻山水，亦精书法篆刻，与吴湖帆、吴待秋、吴子深共有海上画坛“三吴一冯”赞誉。据郑逸梅回忆，1919年37岁的冯超然定居上海嵩山路时，吴湖帆一家尚住苏州，后欲迁居沪上，结果找到的地方“与嵩山草堂望衡对宇，便是超然为湖帆代赁的”。两家在同一条嵩山路上，吴家88号，冯超然家90号，相邻没有几分钟的路。“湖帆家的前门，斜对超然家的后门，同一里弄。”两人同为沪上画坛“三吴一冯”中名人，同样喜好收藏，往往昼夜接纳宾朋，清夜才致力于艺事，所以往来十分频繁。在《丑簃日记》里，不时可以读到“晨访”或者“夜访冯府”的记载。1937年元旦，已经是午后，吴湖帆趋步冯超然处，结果冯尚未起身，不遇乃归。师长辈的王同愈七十八岁病逝后，留下了一堆画债，吴冯就各自分担了一半定件。看到梅景老人外科医生般地对所藏古书画动起手术，裁切重装补全，冯超然禁不住感叹：“我是下不了这种辣手的。”1932年初，冯超然在梅景书屋观赏吴湖帆新入藏的陆治《元夜燕集图》卷，观后感兴不已，题跋道：“此图为包山子真迹，旧藏寒碧山庄，今为丑簃所获。值此扰攘之秋，吾侪犹能日夕谈艺，以古物自娱，至足乐也。涤舸附识。”也许是太激动了，在钤朱文“嵩山居士”方印时，还不慎将印章拿倒了，如今在原作拖尾留下了这一真实的历史印记。在冯超然记忆里，能与吴湖帆等知音同赏古书名画，虽值“扰攘之秋，吾侪犹能日夕谈艺，以古物自娱，至足乐也”。不啻他们共享所寄情的精神家园，甚感幸福。潘静淑故世后，吴湖帆以亡妻名句“绿遍池塘草”征求友人作诗画纪念，结果“画中第一交卷者为冯超然先生”，“是亦余生平交谊所感也。”（第268页）

黄仲明（1893-1958）名经绰，以字行，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湖南政法学堂，民国初进商务印书馆，历任襄理、协理，后自办中联印刷公司，1949年出售家藏古画文物，创办大众美术出版社，后组合进人民美术出版社任副社长，与吴湖帆交往甚密，今存“朵云轩”店招，即其集米字设计而成。上海博物馆所藏元代赵雍《青影红心图》轴上，有“黄仲明氏”鉴藏印记；同处藏明代陈洪绶《花鸟昆虫图》卷后，有吴湖帆题跋：“前日仲明丈携示老莲此卷，适大千自蜀中来，相与共赏，叹观止矣。”和张大千题跋：“己卯（1939）十一月十日，仲明先生出观老莲花鸟昆虫卷子，欢喜赞叹题名于后。大千张爰。”此图绘桃、菊、梅、竹、牵牛、萱花等花卉，有鸟雀、蛱蝶、螳螂穿插其中，除菊叶用没骨法，其余皆以双勾设色，极尽妍态，是老莲传世最为精心的花鸟画代表作之一。吴湖帆题于本幅末尾的第一次跋语“陈悔迟真迹，后学吴湖帆鉴定”。系为原收藏者黄仲明作的鉴定。第二次吴跋就记叙了，适逢张大千自四川来沪，他们共同品赏名画的情景。

《丑簃日记》记录了诸多与黄仲明的往来交集，比如1937年3月7日记：“仲明携宋画小幅，款一‘逵’字，不知是否马逵，确非添款，画不佳，甚旧耳，盖旧假马逵也。”1939年2月26日记：“黄仲明来。出示元张孔孙画，俗笔而已，不足赏玩，劝仲明去之。”同日又记：“仲明借去仇实父《白描观音》、刘彦冲《送子观音》两图，商务书馆要照相付印《观音像册》。”又比如1939年3月13日记：“仲明带来缎本石田画，的真，惜太寥，又乏，款书则特佳，印章亦可靠。仲明廉价所收，故甚得意。”像黄氏这样既有兴趣于古画收藏，又不耻下问的勤奋求学者，在与鉴藏大师的请益过程中，增长了学识，扩大了收藏，终于成为一个颇有收获的实践者。跟吴黄相关的，恐怕无过于鉴藏元代黄公望晚年之作《九峰雪霁图》轴的经历更为有趣了。

今藏故宫博物院的绢本《九峰雪霁图》轴系81岁的黄公望赠友人班惟志的精心之作。图下方钤有“黄楼”、“黄仲明氏”二印，曾于1938年间为黄氏所得。吴湖帆1938年6月26日日记曰：“邦达带大痴《九峰雪霁图》照片来，以为真迹，非常醉心。然此画余虽未见，觉浮滑不沉着，笔致复纤弱无力，款字亦不佳，绝不真，虽有棠邨印无用也。梁棠邨鉴定印章前五六年多不注意，余极力提倡梁之鉴别在安氏之上，近年一辈子都捧梁甚力，邦达之醉此画亦一时风尚也。”可见初见此图时，吴湖帆的一种看法。时隔不到一年（1939年3月27日），又从《日记》读到：“黄大痴画真迹，余历年所见，皆不可靠者居多，惟前年庞莱翁所收之《富春大岭图》与余去年所得之《富春山居》焚余残卷两件，皆著名剧迹。余为黄仲明去年所得之绢本《九峰雪霁图》，乃梁蕉林旧物，虽不及两《富春》，亦尚佳。”由此可以看出吴氏对此件古画认识的一个转化过程。而《九峰雪霁图》的传世，对后人认识黄公望绘画多样性影响至深。他不但学董源巨然、有《富春山居图》传世，此外，这位元代山水画大家也师法荆浩、关仝和李成，借地为雪，画雪景寒林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后来据了解，黄仲明为了发展他的印刷出版事业，采购机械而出让自己的收藏。其中最著名的黄公望《九峰雪霁图》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员，本文系节选，原文将收录于上博编《吴湖帆的手与眼》，2015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