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畔皇家多富贵：京畿收藏家的特质

　　收藏大家张伯驹

　　作者：赵榆

　　中华民族对于祖先创造的灿烂的宝贵文物，有着珍爱、保护、研究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到三国两晋时期(公元220年)，上层社会的一些显宦士大夫进入文物艺术品的收藏、研究、理论著述等，指导了文物收藏工作和艺术创作的方向，促进了文物保护的发展以及艺术的进一步繁荣。这些上层社会的显宦士大夫以及家财万贯的富商巨贾，大多数居住在国家的京都，构成历朝历代京畿收藏家独有的特质与品位。

　　各朝代的文物收藏都是以皇家收藏为巨。自宋人开始，收藏家把对文物的鉴定当成一种专门学问来研究，逐渐形成鉴定学

　　各朝代的文物收藏都是以皇家收藏为巨。特别是到了宋朝，赵宋的宋太祖、宋太宗尤为重视文物收藏，他们在统一五代十国的过程中，每灭掉一国，就将其国君收藏的文物，运回北宋国都汴京。皇家的鉴定、观赏、收藏，又培养了下属，京畿的收藏家，承平日久，收藏日富，几代相传，不断积累，成为收藏世家。诸如米芾、王诜、李公麟、赵令穰、贾似道、赵明诚、李清照等。

　　宋代私人收藏之风特盛，差不多的士大夫和巨贾人家，或多或少都有书画收藏，民间流传“家中无字画，不是好人家”之说。由于收藏之风日长，带动出现文物市场。文物市场的发达与活跃，又刺激伴生出文物作伪之风，为此，促使文物鉴定应运而生，书画鉴定不再是画家来兼任了。自宋人开始，收藏家把对文物的鉴定当成一种专门学问来研究，逐渐形成鉴定学。他们经常一起聚会，交换收藏，切磋鉴赏经验，其中在驸马都督府王诜家的“西园雅集”聚会，好似是当今“沙龙式”聚会，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北宋最大的收藏家首数米芾，米芾也是一位“砚痴”，一次他用一幅唐代韩干的《马》图，从朋友职方郎中刘泾手中换得一方心仪的砚台，赋诗云“刘郎收画早甚卑，折枝花草首徐熙。10年之后始闻道，取我韩戴为神奇。”米芾也是当时最著名的书画鉴定家，凡经他收藏过的书画，均要钤上他的收藏印记，从米芾使用的印记可分出他对每幅书画所定的级别：最上品、神品、绝品、次品，文物分级始于此。

　　由于文物艺术品收藏之风盛行，促进了古玩市场的繁荣，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相国寺内，殿后资圣门前，就是巨大的古玩市场，米芾曾经以七百金在这里购得王维的《雪图》。

　　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李清照，大家都很注意她是宋词大家，千古第一才女，其实赵明诚、李清照夫妇还对收集古物颇有建树，尤其对从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以来钟鼎彝器的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进行鉴赏考证，学术上取得成就，编撰成《金石录》三十卷，前十卷为目录，后二十卷为跋尾，考订精核，评论独具卓识，是我国最早的金石目录和研究专著之一。

　　我国历史上元代以后京师北移，但元代以后各朝京畿收藏家，除了保持宋以前收藏家成分构成、藏品高贵、考究精深、专著丰富，在收藏家学识特质和素养品位等方面又有新的提高

　　元朝内府文物的收藏主要来源是接收金及南宋内府的收藏。私人收藏主要有大收藏家皇姊大公主，元世祖忽必烈直系曾孙女，名祥哥剌吉(1283-1331年)，封“鲁国大公主”，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有收藏书画之癖好，是中国书画收藏史上一位重要的女收藏家，藏品来源主要是元朝内府收藏的宋、金内府之物，作为出嫁的陪送，也有少数当代作品，诸如隋展子虔《游春图》、黄庭坚书《松风阁诗》卷、王振朋《锦标图》、宋高宗草书《洛神赋》卷等，钤“皇姊图书”印章。

　　明朝内府的文物收藏，主要是接收元朝文宗奎章阁所藏，因没见明代皇家内府著录传世，缺乏文献可考，但到宣宗(宣德，朱瞻基)、宪宗(成化，朱见深)、孝宗(弘治，朱佑樘)三朝，内府收藏的文物之富，不亚于宋代宣和与绍兴两朝，只是管理制度上不如以前朝代严格，经常把内府文物奖赏颁赐给大臣。

　　清代皇家收藏超富且重著录，诸如《石渠宝笈》《天禄琳琅》《西清古鉴》等。清代私人收藏出现一些收藏甚富的大鉴藏家，每人都有独到的特点，诸如：梁清标康熙朝任相国，古书画收藏有“甲天下”之称，重视对书画的装裱，使用的印章、印泥都十分考究精良，不易仿制。安岐先世入旗籍，居天津，从事盐业，学问渊博，尤精鉴赏，书画收藏许多皆为历代精品，完好而不敝旧，经过历代名家收藏和著录，附有前代名贤的题跋或歌咏，流传有绪，花了几十年的心血，写成著录书《墨缘汇观》。

　　清朝中晚期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掠夺，京畿文物收藏家，除了秉承历代收藏家的传统，又多了一层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保护民族文化财产的文人情怀

　　张伯驹先生(1898-1982年)，世代书香门第，家资殷实，与张学良、袁克文、溥侗称为京城“民国四公子”，琴棋书画兼备，文化修养极深，读书《古文观止》倒背如流，《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从头到尾如数家珍，文物收藏皆为上品，著录《丛碧书画录》收录的有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张好好诗卷》、黄庭坚《诸上座贴》、赵佶《雪江归棹图卷》等118件，被称为“天下第一藏”。其中一件西晋陆机《平复帖》，是从清室后裔溥儒(1896-1963)先生手中买下的。《平复帖》是西晋陆机所书，陆机(261-303年)西晋文学家、书法家，所书《平复帖》章草纸本，纵23.8厘米，横20.5厘米，九行八十四字，用笔古雅，点画苍劲有力，章法潇洒率意，妙趣天成，为中国历史上目前发现的第一件存世法书真迹，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被称为“天下法书之祖”，著录于《宣和书谱》。这件《平复帖》赫赫巨迹原藏溥儒先生之家，当时溥儒家庭开支甚巨，其母医疗费用又无从筹措，急需变卖《平复帖》。日本人欲出20万购买，张伯驹先生闻讯，为了避免《平复帖》流入东瀛日本，经过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先生撮合，以4万大洋买下，溥儒先生也以民族利益为重，让给张伯驹先生，此事被传为佳话。当时社会极不安定，强盗绑架了张伯驹先生，通牒家属200根金条赎人，不然撕票，意在逼出《平复帖》。张伯驹先生告诉夫人潘素，“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绑架事件僵持8个月后，夫人潘素变卖首饰凑足40万大洋，才将张伯驹先生赎出。

　　还有一件是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展子虔(约550-604年)隋代杰出画家，他所绘制的《游春图》卷，纵43厘米，横80.5厘米，绢本，青绿设色，结束了我国古代山水画“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早期幼稚阶段，进入青绿重彩工整细巧的崭新阶段，距今已有1500年，被称为“迄今为止存世最古的画卷”，著录于《宣和画谱》，曾被贾似道、元大皇姊、明内府、严嵩、韩世能(万历年间苏州)、梁清标、安岐、清朝皇宫内府收藏，收入《石渠宝笈》。1949年初，张伯驹潘素夫妇在北京琉璃厂玉池山房马济川处发现《游春图》，马济川开价800两黄金，他怕此图流出国外决定买下，但如此高价让张伯驹先生进退两难，后经墨玉斋马宝山从中周旋，敲定为220两黄金，张伯驹先生为了凑足款项，卖掉了河南老家千亩田园，又卖掉北京城弓弦胡同占地15亩的豪宅，凑足220两黄金，买下此隋展子虔《游春图》卷。新中国成立以后，张伯驹先生倾其所藏捐给了国家，铿锵嘱说：“予所收藏，不必终我身，为予有，但使永存我土，世传有绪。”

　　张伯驹先生是一位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身世钩沉，他对国民政府贪官污吏见得多了，新中国建立后，他甘心情愿地想为“新生的共和国”作出贡献，于是就做出一系列的重要文物捐献：

　　1952年为了“抗美援朝”，捐献了隋展子虔《游春图》卷，明唐伯虎《三美图》等；1953年大年初一，毛泽东主席派秘书田家英送来火腿、糕点、白酒等礼品，张伯驹感激万分，回送唐李白《上阳台贴》，毛泽东说：“连城之宝，不敢归诸己手。”转交故宫博物院，并自掏一万元，让中办致信张伯驹，张伯驹对毛主席人品感佩五体投地，李白《上阳台帖》现存故宫博物院。儒将陈毅元帅与张伯驹为挚友，两人经常在一起和诗对弈，张伯驹向陈毅赠送一副清初范西屏的对局棋谱，陈毅说：“无功不受禄，这样珍宝我受之有愧，这本棋谱可放我这几天，待抄录完毕一定完璧归赵。”张伯驹感慨，共产党干部果真朗如明月，清明如镜。1956年向故宫博物院捐献了西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宋蔡襄《自书诗册》、宋黄庭坚《草书卷》、宋吴琚《杂书诗帖》、元赵孟頫《章草千字文》等20多件；1960年向吉林省博物馆捐献了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密经》、宋杨婕妤《百花图》、宋赵伯骕《白云仙桥图卷》、元赵孟頫《篆书千字文卷》、明薛素素《墨兰图》轴等30多件。

　　周叔弢先生(1891-1984年)，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将其收藏的宋、元、明、清善本图书3.6万册，文物1200件全部捐给国家，他说：“收藏书七十多年，来自人民，又归于人民，得到最好的归属，最好的主人，无限快乐，非昔日之情可比也。”

　　张叔诚先生(1898-1995年)，清工部右侍郎张翼之子，实业家，18岁任山东枣庄煤矿常务董事，解放后任天津文史馆员。将其收藏的250件书画，130件玉器，75件青铜器捐给了国家。其中北宋范宽《雪夜寒林图》是1860年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出的，明成化“窑变五彩观音”为海内外仅有，1900年八国联军火烧北京大报国寺流出的，都是张叔诚先生用重金购藏的，日本人曾经向其借展被其拒绝。他认为文物收藏是以鉴赏为主的，以盈利为目的是不可取的，把文物捐给国家，“如同嫁闺女一样，给闺女找个好婆家，等于有了最好的归宿，对待文物也是这样。”邓颖超同志说：“张叔城先生捐赠的文物，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用金钱买不到的。”

　　孙瀛洲先生(1893-1966年)，古陶瓷鉴赏家、收藏家，明清瓷器科学鉴定奠基人。著作有《谈哥汝二窑》《成化官窑彩瓷鉴定》《我对早期青花原料的初步看法》《瓷器辨伪举例》。新中国成立后，任职于故宫博物院，曾任全国政协委员。1950年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正义战争，将其收藏的部分藏品进行义卖，所得款项捐献国家，后又将其收藏的藏品3000余件，全部捐给故宫博物院，其中属于国家一级文物25件，明成化三秋杯是他在解放前用40根金条所购得。孙瀛洲先生说：“活到六十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点事，内心很乐意接收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上认识的一点经验，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

　　改革开放以后的京畿收藏家，伴随着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产生与发展而出现并壮大

　　改革开放以后的京畿收藏家们的特点主要有：他们都曾受惠于文博界老专家的指导。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一出现，这些收藏家就以崇敬的心情，谦恭的态度拜访文博界的老专家，尊他们为师，老专家成了收藏家坚强的学术支撑；他们的藏品来源主要是著名拍卖企业的大型拍卖会；他们在收藏文物艺术品的门类上，逐步走向系列收藏；他们对藏品都要进行精心的维修，请专家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论证，举办收藏展览，出版收藏专辑，有的建立专门系列的博物馆；他们通过文物收藏，提高了文化水品，加深了文化涵养。

　　收藏家赵心先生，从1994年进入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就结识了著名文物专家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秦公先生，从此以京畿为中心，拜谒了文博界的巨擘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朱家溍、耿宝昌等先生，学到文物收藏的真谛。他收藏的文物皆为高档次，仅被《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就有20余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大型豪华画册《五台山人藏乾隆宫廷书画》，引起社会重视。

　　收藏家易苏昊先生，曾就读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任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文物征集部，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总经理，现为瓯江草堂主人。他的系列收藏主要有海上画派作品和明清两代绫本书法两大系列。海上画派作品收藏有500余件，遴选出128位画家的四尺整纸的作品186件，在瓯江草堂1800平方米的展览大厅推出《海上画派绘画作品精品展》，引起巨大轰动，对于弘扬海上画派艺术，起到推动作用。

　　易苏昊先生尤其重视对于重要文物的研究出版工作，经他主持出版的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历代书法集》(明代卷)、《中国古代书画精品录》一至八卷、《海上名家绘画选集》(一)(二)卷、《京津名家绘画选集》《研山铭研究》《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二十年》等，可说是著作等身。他收藏的明清两代书画家绫本书法500余件，从作者名头上看包括了明代初期、中期、后期；清代早期、中期、晚期各个书法流派名家。从书法体例上分，包括了行、楷、草、隶、篆。从作品形制分，包括了手卷、立轴、册页、扇面、楹联等。易苏昊先生收藏的绫本书法，可以说超过了任何国家博物馆的收藏，十分重要，在中国书法史上，将对研究绫本书法起到重要史料作用。

　　泰丰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诚请京畿文博资深专家为顾问，收藏中国名家书画，其中仅楹联法书就收藏4000余件，建立了“京博艺术博物馆”。他们对于藏品注重鉴定真伪，考证源流，装帧维护，甚至对每件作品的尺寸、质地、印鉴、题跋、画面内容、联语出处，都要作出精密的查考、记录、评述。建立起京博艺术博物馆，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当前，京畿文物艺术品收藏家，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正处于方兴未艾，健康茁壮成长的阶段，今后一定会继承我们中华民族文物收藏的优秀传统，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