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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剑父折衷中西探索基本没有完成

2014年09月15日15:08    来源:金羊网-新快报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高剑父折衷中西探索基本没有完成

高剑父 (1879-1951)名仑,字剑父,后以字行,生于广州番禺。中国 近现代国画家 、美术教育家、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与陈树人、高奇峰 一起致力于中国画改革,后人称岭南画派。

  高剑父 (1879-1951)名仑,字剑父,后以字行,生于广州番禺。中国 近现代国画家 、美术教育家、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与陈树人、高奇峰 一起致力于中国画改革,后人称岭南画派。

高剑父 初秋图

  高剑父 初秋图

高剑父 东战场的烈焰

  高剑父 东战场的烈焰

  陈继春:高剑父折衷中西探索基本没有完成

  王嘉:抗战期间避乱澳门影响其艺术创新

  1879年10月12日,是传统历书的“大凶日”。高剑父在这天呱呱降生,却差点被家人送到育婴堂去。在父亲力排众议之下,才将孩子留了下来。正是这样一个“生不逢时”且命途多舛的人物,划破了清末民初死气沉沉的画坛夜幕,开创了 “新国画”的时代。

  ■收藏周刊记者 韩帮文

  高剑父“艺术革命”是时代使然

  收藏周刊:早年加入孙中山成立的同盟会,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及光复广州战役……高剑父的从政、从军生涯,对他“革新中国画”的理念产生了哪些影响?

  陈继春:高剑父早年追求美术“成教化、助人伦”或“经世致用”功能。参加辛亥革命对形成他的“艺术革命”有促进作用。另外,就任“广东工艺局”局长和“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校长,是他从政的标志,但为时甚短,因为学潮的关系于1921年6月12日辞职。高氏退出政坛以来,明显地将过往的革命情怀转移到绘画之中。对比其辞去公职前后,尤其是1923年“春睡画院”创立以后,高氏的“艺术革命”就有三大原则,即现实性、大众化和教育性;其所主张的艺术,要与国家、社会和民众发生关系,比过去有更高的诉求。

  收藏周刊:以高剑父为核心的岭南先贤掀起革新中国画的主张,还有哪些地域因素的影响?为什么偏偏岭南出现了高剑父这样的中国画革新的急先锋?

  王嘉:高剑父的“艺术革命”思想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背景,一方面来自于岭南地区“开风气之先”的文化氛围,作为南方沿海的岭南地区,在近代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窗口作用。此外,高剑父主张的“艺术革命”与20世纪初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和变革有着密切关系,我们知道,文学革命带来了中国白话文的激变与改革,而以高剑父为代表的“美术革命”对于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推进中国文化的更大发展,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绘画传统,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传统。一代又一代之文学,美术的发展也是如此。近代社会文化全方位的发展变化,西学与中学之间的互相促进、互相借鉴,对于中国艺术的近代转型有着水到渠成的作用。在这个年代里,岭南地区这样一个开放的氛围中,即便没有高剑父这样的领军人物,也会出现王剑父、李剑父、赵剑父之类的代表性人物。这是时代决定的,人才呼之欲出。

  参以西方观念融会出一种新的艺术

  收藏周刊:“其艺雄肆逸宕,如黄钟大吕之响,习惯靡靡之音者,未必能欣赏之。”徐悲鸿对高剑父艺术的这种评价暗含了他革新中国画的时代背景。什么是高剑父的“黄钟大吕之响”?或者说,“黄钟大吕之响”在他的艺术画面上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继春:“黄钟大吕之响”寓意正大、庄严、高妙与和谐。与之相反的“靡靡之音”无疑是清末民初时柔弱、颓靡和保守的画风。前者在高氏的绘画里具体体现出来或者是主题,或者是思想性,在技法上是用笔。徐悲鸿认为其艺“黄钟大吕”,另有“可以远传”的一层意思。

  高氏把中国悠久的绘画传统,用创新的技巧与方法,尤其是那种对西方体系折衷式的向结构倾斜的素描,以写生为手段去对抗以临古为基调的传统国画,再参以西方的艺术观念,融会出一种新的艺术。

  王嘉:高剑父的突出贡献体现在对西画的研究和推动,并把西画中的有效元素运用在中国画的创作实践中。比如高剑父对于光影的研究,他绘画作品中的水波纹,就不仅仅是远水无波,或中国传统的网格纹等表现套路,他通过水墨的渲染,表现出了光影效果。再就是《东战场的烈焰》这类作品,在背景的渲染方面,吸收了西画的审美情调,使用大笔触,其中蕴藏了对西画外光技巧的研究,是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突破。

  收藏周刊:高剑父的艺术创作有何不足?

  陈继春:1927年香港的报章概括高剑父画:“二十年前所作篱菊蒲石,皆能酷肖伍君(懿庄),其后游学东瀛,参与外国画法,类能出己新意,抒情肖物,兼擅其长。”我在香港高励节家中看其父遗作,发现其印度之行以后更注重笔与墨,晚年居澳门时亦曾用油画的颜色来写晨星,以及用生的鸭掌蘸淡墨印于宣纸上再据形而画《雪泥鸿爪》。他的画实验味较强,虽予人看到雄强的力量感,但题材太广,面貌不够持续,甚难让人一下子指出他最擅长的题材是什么。

  王嘉:高剑父的艺术创作,也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众所周知,上世纪30年代初期,高剑父从东南亚地区考察艺术回来,先后受聘于中山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教授,正值艺术探索的黄金年纪,不巧遇上了战乱年代。抗战期间,高剑父和部分春睡画院的弟子避乱于澳门,对于他的艺术创新是一个严重的损失。

  岭南画派不应是全国画家学习的典范

  收藏周刊:高剑父在折衷中西的探索中到底完成了多少?相比与徐悲鸿、林风眠等人,他的艺术探索完成度如何?

  陈继春:高剑父在遗稿中表明其“折衷中西”的探索仍需继续,换言之基本没有完成。这不好与徐悲鸿、林风眠等人作比较。但饶有趣味的是,高氏接触的“西”,多是经过日本“翻译”过的绘画语言,而徐、林直接触及。

  收藏周刊:高剑父所开创的岭南画派,在海外影响甚巨。但在西方主流汉学界,评价似乎并不高。比如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的论说,“正是对形式热情的缺乏,以及作品毫无个性,使得高氏兄弟以及他们的许多的追随者,最终丧失了在中国现代绘画史发挥主导性的作用”。您认同他的观点吗?为什么?

  陈继春:我部分同意。其实,苏立文先生早期在中国时主要于四川接触江浙和北方的画家,且知道传统中国画讲求笔墨和形式美。或者,中国绘画的“形式”,又或是“程序化”的绘画语言对他有先入为主的影响。我认为,中国绘画的个性不仅是绘画语言,“内容”亦十分重要。“岭南画派”是有个性的,正如政治是经济和文化的上层建筑一样,主导性作用的失落与政治生态有关,亦与文化底气有关。

  王嘉:对岭南画派的评价也罢,对20世纪中国绘画史巨匠们的评价也罢,我们要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和立场。西方汉学界的评价可以参考,但不是标准答案。一切唯西方的马首是瞻的时代过去了,唯西方论的观念其实就是一个笑话。

  收藏周刊:就目前来说,高剑父艺术创作及理念对于岭南画派还有哪些积极与消极的影响?

  陈继春:高剑父“折衷中外,融汇古今”和“对现实的关怀”无疑是积极的影响。由于高剑父没有形成逻辑性强且具思辩性的艺术理论,只有《我的现代国画观》和零星的论述。这似是个缺陷,但反过来说不正为后来者提供努力的空间?

  收藏周刊:陈传席先生曾讲:“(高剑父等人开启的)岭南画派是地区性画派,它目前还不可能是全国画家学习的典范,也不应该是目前中国画发展的方向。”您对这句话认同吗?为什么?

  陈继春:如将问题细化,我同意。正如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指出,艺术风格与植物学相似,不同的艺术风格必成长于与之相适应的土壤,“土壤”在这里既是可触摸的,亦包括不可触摸的“艺术氛围”。至今好像还没有北方画家能良好地把握“岭南画派”的精髓。它当然“不可能是全国画家学习的典范”,也不应如此!为什么?多元才是艺术真正的发展模式。

(责编:赫英海、潘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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