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

作品局部

作品局部

　　2004年12月10日，全国第十届美术展览的授奖仪式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著名油画家陈坚创作的巨幅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荣获本届美展油画金奖。陈坚以气势恢宏的整体构架、细腻娴熟的艺术技巧和真实笔触，将南京日军投降仪式的历史瞬间展现给世人，引发众多观众对一个逝去时代的思考和关注。

　　身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的陈坚，抵御成名后的种种诱惑，潜心创作这幅油画巨作长达10年之久。笔者带着一个个问号采访他，感受着一个中国画家浓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之心。

　　一则旧新闻的启示

　　陈坚在当今画坛的名气，与一幅幅优秀的历史题材巨幅油画紧密相连。北京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有他的《攻克娘子关》，天津平津战役纪念馆有他的《攻占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有他的《决战》，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有他的《天京保卫战》，南京近代史博物馆有他的《1949年春：进驻总统府》。透过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陈坚给人以震撼、以警醒。

　　“四人帮”被粉碎的那一年，从士兵成长起来的画家陈坚由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走进了南京军区机关大院。这是紫金山下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大院，曾是刘伯承元帅主掌的解放军军事学院所在地，再往前则是当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所在地。

　　1987年，陈坚买了一本《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书中收录的一篇40多年前的旧新闻，是写中国战区受降大典盛况的，题为《日军签降一幕》，原载1945年9月10日重庆《大公报》。虽只有千余字，他却读了几遍。旧新闻给他一种新视角，让他感受着中国人在抗战八年后迎来胜利的激动时刻。他似乎觉得，那激动时刻并没有远去。

　　也许真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吧，陈坚的画室就在军区大礼堂侧楼，他每天进出的大礼堂，正是1945年中国战区举行受降大典旧址。他站在大礼堂前，久久凝望这座西洋式的高大建筑，倾听着胜利者的欢呼声和鼓乐声，也倾听着中日双方代表的心跳声。

　　这是一个中国人应该铭记的时刻，但很久以来却无人提及，在中国绘画史上更是一个空白。陈坚想用画笔把它们记录下来，激动之余又有些惶惑。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尊重历史原貌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也给陈坚一个实现多年梦想的宽松环境。他已在专业创作岗位上奋斗近20年，屡获全国或全军美术大奖，锤炼了驾驭这一重大题材的深厚功力。他像一个学者那样，四处搜寻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和画册，尤其是一张张发黄了的老照片。要画，就要画得真实，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1993年，他着手构思草图。那些走进历史的人物又从历史中走出，与他朝夕相伴。他不仅揣摩他们在那一瞬间的神情，还沿着他们的人生轨迹，触摸着他们各自的灵魂脉络，直至中日之战的远因与近果。他大胆跨入历史迷宫，诠释一个个被岁月遮掩淹没的谜团……

　　定格在“三九良辰”

　　史料记载：1945年9月9日，南京满城欢腾，披上节日的盛装，到处喜气洋洋，人们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

　　定为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主会场的大礼堂，也一洗蒙羞的窘态，恢复了庄严的气派。大礼堂的正面，是一幅用松柏枝扎的匾，上书金色大字“和平永奠”，礼堂正门上，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各个入口处都有士兵和宪兵守卫，戒备森严，气氛庄重。

　　为什么正式受降时间选在9月9日上午9时？中国人向来最崇尚九，以为天地之数，始于一而终于九，逢九即为大吉大利。因而将受降签字仪式举行之时定在三个“九”字相遇的时候，寓意“三九良辰”。

　　陈坚构思的画面，不是古城的狂欢，也不是广场的盛况，而是锁定了“三九良辰”。最寂静的时候，也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候。他先给他的画起名为《落日：1945年9月9日9时》，后来他感到，应该更公正、更客观，去掉主观评说，索性改名《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

　　投降席的“三色布”

　　太多历史细节的碎片，在岁月长河中难以找寻了。陈坚对于一个个细节真实的考证，几乎到苛刻的程度。受降会场上有联合国52个国家的国旗，是按字母排列的，他求证这些国旗，并且是1945年时的国旗样式，然后买来白布，画出20多面国旗，缩小排列成悬挂状，成为他绘画取样的实物。

　　从许多黑白老照片上，陈坚有他的独特发现。日军将官的领章钉法与中方将官不同，将星不在领章正中，而是从边沿钉起，即使一颗星也在一侧；日本军官的袖口都有军衔标志。日本陆军皮靴有模糊的“马刺”，包括高级将领，这是为什么？陈坚翻阅大量资料，得知日本虽属轴心国，但其军队的机械化程度并不高，封建军国主义色彩甚浓，陆军高级将领在战场上普遍骑马行军，因此皮靴镶有“马刺”。

　　军人在室内脱帽，中日双方均如此。陈坚先在投降桌与受降桌上都画了军帽。后来他从照片上发现，日本军人坐着时，军帽是拿在手里的。他再画军帽，中方将领的军帽在桌上，日方将领的军帽只有一顶，是冈村宁次的（他要签字盖章），其他日将的军帽都应该在手上，这才符合历史的真实。

　　中方军人的服饰、领章、“中正剑”的佩挂、受降时特有的臂章标记，陈坚也都做到有根有据，绝不草率。他还亲手将它们制成道具，放在不同的光线中，供绘制时参照描摹。他的努力超出常人，他的收益也超出一般。

　　在史料记载和纪实文学中，投降席和受降席是个很简单的概念，而在陈坚的眼中，它们的形状和颜色，都不可随意想象，要给后人一个真实的记录。他对照当时的几张照片，得出结论，投降席和受降席的大小是不同的。中国将领面前的受降席，比投降席大一倍，日军将领坐的是帆布垫的高背木椅，中国将领坐的是带扶手的太师椅，扶手雕有回纹形曲线花纹。

　　听说南京博物院陈列有投降席和受降席的复制品，陈坚专门去看，画了速写。老照片上的投降席和受降席包有“三色布”，深浅不一，南京博物院复制时做成了蓝色、白色、蓝色。陈坚认为不对，黑白照片上的“三色布”有三种色差，不可能有两种同样颜色。他参照会场立柱等处的色彩搭配，断定“三色布”应遵照中华民国的国旗色：蓝色、白色、红色。这三色是当年受降仪式会场布置运用的基本色。

　　创作这幅画时，陈坚征求了同行和非同行的许多意见。曾亲历受降仪式的南京政协委员、90多岁高龄的王楚英老人当时在新六军，是史迪威将军的英文翻译官。老人专门到画室看他的画，肯定了陈坚的画作，只提出在会场的新六军士兵的美式装备，背囊上有一条卷起的军毯。陈坚找来自己的军毯，反复折叠，终于逼真地添画上去。老人的意见加强了中国军人的威武形象，陈坚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