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仓藏书”将以“大仓文库”的形式永久性整体保藏。 主办方供图
深圳报业集团驻京记者 陆云红
“一塔湖图”(谐音一塌糊涂)是对北京大学三个标志性景观的概括,这博雅塔、未名湖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历来是清雅之地。但“五一”假期刚过,一则“北大斥巨资回购‘大仓藏书的消息却令北京大学图书馆顿时“热闹”了起来。筹资1.8亿元人民币,从日本回购2万余册中方典籍,到底是人傻钱多还是物超所值?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一周,但围绕这批古籍的争议仍在继续。
岁月沉淀 典籍弥香
北大图书馆于5月3日启动馆藏“大仓文库”善本展,展示了这批重金回购的宝贝。展期只有两天,且需证件方能入场参观,因此真正得见这批珍贵古籍者寥寥。“大仓藏书”都是些什么宝贝?花这么多钱买值不值呢?为此某网站还特地发起辩论,正反两方观点鲜明:
正方观点:这么有价值的古籍善本归来,好事!对促进学术研究助益良多,支持!
反方认为:不值。古籍善本有何研究价值,能富国强民吗?能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准吗?此举只满足了部分人的爱好和部分人的虚荣脸面,仅此而已。此举不仅花国人的血汗钱还能推高文物典籍的炒作价格。应该把钱花在发展科技,改善民生上。高校更应该把精力和财富花在培养大师级人物方面,而不是沽名钓誉。
其实判断本次回购值不值关键要看这批藏书具体包括哪些典籍。
据整理统计,此次回购的“大仓藏书”共有931种28143册,其中古籍904部,包括中国古籍716部26260册,日本古籍187部2546册,朝鲜古籍1部2册。难能可贵的是,这批书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其中经部94部、史部191部、子部158部、集部412部。
“当我们仔细鉴定了这些典籍后,非常强烈地感到,这些书物有所值。”古籍专家、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研究员罗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尤其有些书过去以为已经不存世了,这次回购以后,一些书又重新面世。
所有藏书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四库全书》进呈本。《四库全书》进呈本存世仅300余种,而“大仓藏书”中进呈本估计共25部。部分《四库全书》进呈本也在展览中现身,书页上方都盖着巴掌大小的清代“翰林院印”满汉文印,整体保存完好,文字清晰可见。
罗琳介绍说,有些“四库进呈本”在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过记载,经过几百年的天灾人祸等,这些书已经“消失”了,在《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已无法查到。本次在“大仓藏书”中重现的进呈本中,有的是《四库全书》书写誊录的底本,是研究四库全书纂修史的重要佐证,还有的是重现人间的孤本,其文献价值很高。
让古籍专家津津乐道的是,典籍中还有很多珍贵的版本。藏书中的《梅严胡先生文集十卷》(明嘉靖十八年胡琏刻本),是目前存世的胡次焱文集中最早的版本,此前仅知南京图书馆收藏残本一部。而《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目录二卷》(明正德八年兰雪堂金属活字本)也属极为罕见的古书,此前仅知国家图书馆藏全书一本。
此外,这批回购的古籍中,有9部元刻本也均为书品极佳的精刻精印本。而155部明刻本中,明嘉靖、隆庆及其以前刻本占绝大多数。15部明活字本中金属活字本多达14部,而传本罕见极为难得的金属活字本的唐人文集就有11部,能一次性大批量地购入明金属活字本,迄今为止绝无仅有。
还有清顺治至乾隆间刻本153部、清顺治至乾隆间活字本(武英殿聚珍本)39 部、清初铜活字本一部、钞稿本111部,其中多有鲍钞鲍校等名家批校题跋本。善本数量如此之多,不仅说明“大仓文库”所藏典籍洵为珍贵,也说明北京大学图书馆购入这批典籍是物超所值的。
2012年“过云楼藏书”拍出2.16亿元的天价成为当时令收藏市场为之一震的大事件。其实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古籍善本收藏远远盛于书画,因此有“一页宋版一两金”的说法。但是由于古籍善本入门门槛较高,且存世量少等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书画一直是艺术品收藏的主流项目,古籍纯属小众收藏。不过随着人们文化水平提高,以及藏家、国企、文博机构对古籍善本的认识出现转变,有更多历史和艺术价值使得古籍善本越来越受到重视,古籍收藏逐渐升温。加之古籍所具有的文献价值、版本价值、艺术价值、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其珍贵程度远非金钱所能衡量。
坎坷“归家”路
说起“大仓藏书”,不得不提我国著名藏书家,“诵芬室”主人董康。
江苏武进人董康1889年曾高中进士,并入清朝刑部工作,直接参与清末变法修律各项立法和法律修订工作。董康其人酷爱藏书,自谓“积癖”。家富藏书且兼治版本目录之学。家富藏书,并以刻书知名,其“诵芬室”、“课花庵”藏书,以多精本见称,胡适曾评论他是“搜罗民间文学最有功的人”。
1917年左右,在日本访问的董康因急需资金,将所藏典籍售予其日本友人—大仓文化财团创始人大仓喜八郎。
大仓喜八郎是日本昭和时代著名的实业家,他在自己家里设立了日本第一个私人美术馆—大仓集古馆,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大仓喜八郎还爱好戏剧、书道、邦乐等,有两千多首和歌发表。1918年,大仓喜八郎亲自赴北京登门拜访梅兰芳,邀请他赴日演出。梅兰芳提出演一场2000日元的要求,这是破天荒的出场价,大仓喜八郎当场拍板,欣然允诺。
得到董康的藏书之后,大仓喜八郎以该批典籍为核心不断搜储,收藏渐成规模,世称“大仓藏书”,大仓集古馆也因此成为日本收藏中国典籍数量较多的机构。
时光荏苒,这批典籍在大仓文化财团集古馆珍藏已过百年。2005年,为筹措收购流散民间的日本文物的资金,大仓文化财团决定以18亿日元的价格出售“大仓藏书”,并提出条件:不得打散拍卖,由中国国有收藏机构永久性整体收藏。消息传出后一直到2012年前,国内许多收藏机构、企业甚至个人与大仓洽谈收藏事宜,但皆因无法满足大仓的保藏要求,均未实现收购。
2012年,在吴小如、汤一介、吴慰慈、袁行霈、乐黛云、陈熙中、白化文、安平秋等37位专家先后签字联名的建议下,北京大学决定对“大仓藏书”实施整体收购,收购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支持,并得到了有关领导的关注,收购款中50%由教育部会同财政部拨付,另外50%由北大教育基金会筹得。
2013年12月12日,历时一年半的收购工作终于完成,“大仓藏书”在这一天运抵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地库,并以“大仓文库”的形式永久性整体保藏。
大仓藏书’是继1939年入藏李盛铎木樨轩藏书后的70多年里,北大图书馆首次购藏万册以上的古籍,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首次大批量收购留存在海外的中国古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北大中文系教授袁行霈表示。
“史在他邦,文归海外”,这是著名学者郑振铎面对古籍流失时写下的慨叹。“大仓藏书”得以安然回归,实属幸事一件,但回归的只是少数,更多的珍贵古籍依然静静地躺在异国他乡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原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沈津日前表示,目前散落在国内外的中华古籍大约有5000万册左右,就收藏实力而言,国内首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次之,海外则以哈佛燕京图书馆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