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摹古人,不学时尚,师我者万物之形体,惠我者世间之人情,感于中,形于外,笔尖毫底自然成技,独立一格,……
这是现代水墨人物画一代宗师蒋兆和的话语,出自1941年版《蒋兆和画册?自序一》。马振声十几岁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时初次看到这本画册,读到这段话。后来,他有幸成为蒋先生“文革”前唯一的一位研究生,却又无缘成为先生的助手,而去了蒋先生的家乡四川,在中国西南树起一面蒋派水墨人物画的大旗。但他真正从深层次上领悟“感于中,形于外”的哲理,领悟世事人情与艺术的关系,大概是不惑之年或“知天命”之后的事。
毋庸讳言,他1964年的中国画《天下大事》,1975年的黑白木刻《凉山需要你们》,1976年与朱理存合作的套色版画《重上井冈山》在当时的轰动,除艺术的因素外,题材占有相当的比重,他在当时也不可能完全地进入“感于中”的境界。八十年代之后,《爱国词人辛弃疾》、《陆游》、《聊斋》(蒲松龄像)的相继问世,标志着他从顺应任务画的状态进入了“从于心”、“感于中”、“游于艺”的艺术状态,因此,那“形于外”的艺术语言也得到了自由的发挥和释放。他说,这几件得奖作品都不是为大展专门创作,而是平日里的积累,即以平常心所作之画。我最赞赏这种心态。这种状态很像他的老师蒋兆和晚年画《李清照》、《文天祥》、《东坡与朱竹》那样,由于寄托了画家的真情,实现了主客观的统一,而进入了以心写心的层面。蒋兆和的弟子们从不轻言超越了老师,他们在复制《流民图》时深深地体会到内在思想、精神深度的不可复制性。只有在他们自己的真情诉诸笔端之际,那精神的火花才能转换为艺术语言的妙笔生花。因此,马振声不可能在《流民图》、《卖子图》之类的悲剧性的表现方面超越蒋兆和,但却完全可以在共享的历史人物空间直逼他的业师达到的高度,也正是在历史人物肖像的深入开掘上,马振声有所继承与发挥,又独树一格,堪谓蒋兆和最优秀的传人之一。
自1989至1999年,马振声转眼间由“知天命”之年进入“耳顺”之年。他说,五十岁是他的一个转折点。他已不像以前那样好激动,他的心安静了许多,放松了许多,名利之心淡泊了许多。他认为,“艺术意味着投入和奉献”,而真诚的投入又应该像童年爬墙上树那样,无拘无束。他以一颗纯化了的心看艺术,那艺术也渐入了纯化和自由之境,题材的视角开阔了,技法的大门亦为之洞开。除前述《聊斋》(蒲松龄像)之外,我又看到了他九十年代的诸多新作新样,那是一片以新疆风情和彝族风情为主的广阔的空间。
在这些新作里,他一改既往以线条为主,附以皴擦的习惯画风,时以大笔泼墨的意象,表达他新疆之行的感受,如《牧笛》、《大漠回声》,在灵动的墨团团里,流贯着画外有画的诗思。
他时而强化色彩的明度和色调的倾向性,以温暖的黄赭色画《金秋》,又以热烈的红色画《大雪将临》中的少女,在秋绿的氛围里塑造《葡萄架下》维族姑娘形象,这显然属于色彩明丽的风情诗,而同样注重色彩的《火把节》却运用了积墨法而有深厚的力度。
他重视书法和传统笔墨的修行,却又以抹布代笔,拍拓出枯湿得兼的朦胧效果,复以笔墨小心收拾,如《戈壁陇沙起》、《风雪高原》、《西州月色凉似水》等,大部分属于西域大漠气氛的表现,是现实,又仿佛勾沉着历史。
他有时候又去做雕塑,如其先师蒋兆和那样一度被称之为雕塑家。因为他深知蒋兆和如刀似凿的富有雕塑感的笔墨语言对于强化水墨人物画表现力度的意义。
马振声既走在徐悲鸿、蒋兆和开拓的融汇西画写实主义的大道上,又仿佛受到林风眠的启示,采撷了西画色彩表现的优势,或者说,他不仅由人物自身之形传人物之神,又善于利用环境、氛围的营造和象征性形象妙得其神,为神而造法,不为法所拘。然而他又较前贤清醒,并不像前辈那样去激烈地革传统的命,他既尊重传统,又主张主动地认识西方现代艺术,创造出不同于西方艺术的中国画的现代形态:他既倾向于主观的抒发,又重视客观的研究,在主客观的谐和中寻求精神性的表现。创造的心和沉稳的心在他那里形成了一种合力或者一种分寸感,因为他明白新并不等同于好,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我不愿由于迫切的求新求变而脱离了自己,脱离了传统。”他和许多同龄人那样,属于稳健的革新派。他们拥有实力,没必要做那些哗众取宠、投机取巧的事。
我曾经试图从嫂夫人朱理存那里套点马振声的“劣迹”出来,但始终没有打探出来,还是马振声自己承认他“懒惰”——画画难得启动,一旦启动又刹车不灵。我想这艺术的事原本就如此,未感于中时不启动,启动之后则忘我投入,不可遏止,儒万斛泉涌,使真性情、真感受自然而然形之于外,那外美则无不合于内美。
马振声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算起来,在四川度过了半数岁月,为此,我问他四川生活对他的艺术有何影响。他说:“四川滋润,有灵气,看似乎淡,但内在的东西有味。”其画亦然,并不走最传统或最先锋的极端,即不以外貌新异夺人目,然而却富有内在的美,像嚼橄榄似的有些味之不尽。此时此刻,也便分不清那中与外,中亦外,外亦中,内美外美和合归一也。(刘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