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济众与长安画坛

“长安画派”形成之初，方济众先生就参与了他们的每一次活动，随“长安画派”的发展，到后期，方济众先生已成为名符其实的旗手。这一时期，他的艺术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还以高度的责任心，培养了一批对今天长安画坛至关重要的绘画人才，开创了陕西画坛继长安画派之后新的繁荣。他是一位将“长安画派”精神继承下来，传承下去，对陕西画坛有着深远影响的关键人物。

谈方济众先生，仅仅谈他的书画艺术，他的诗风画意是不够全面的，我们还应注意到他高贵的品格和高深的艺术思想，注意到“文革”后由他努力恢复的陕西省美协，他创建的陕西国画院，在他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优秀画家。只有了解了这些，我们对他的了解才可能更深入一些。他不仅是当年“长安画派”的一员骁将，还是今日长安画坛的精神导师。

著名学者王宁宇教授将“长安画派”形成以后的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文革’前以聚变型集体风貌为主的阶段；‘文革’期间集体被强行拆散，赵望云、石鲁各自完成生前最后裂变的阶段;‘文革’以后重建陕西美协，但不复存在集体性风格制约，各位画家多向寻求自我个性价值的发散阶段。”

在“长安画派”形成后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中，方济众先生以赵望云先生学生的身份，以陕西省美协画家群体中普通一员的身份参与活动，这两个阶段是他学习、思考、提升的阶段。在赵望云，石鲁二位“长安画派”巨匠的启示下，他对中国画艺术有了深刻的认识。特别在第二个阶段被下放十年中，他抗住了逆境中的压力和困扰，以超常的毅力，潜沉到生活的海洋中，反思传统，体悟生活，将自己的根深扎于泥土之中，汲取自然和生活的营养。他虽然过着农夫般的生活，但他始终坚持着书画艺术的研究，深化着对生命本义的认识，那时的方济众先生，更像是一位胸怀大志、潜心修炼的高逸隐士。也就在这一阶段，他完成了个人艺术风格的完善，形成了他日后卓立于中国画坛的、情深意切的、淳朴华润的田园诗意般的画风。

传统中国画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艺术领域，它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手法都是独特的、民族性的，只有个中高手才会体会到这一层。方先生在画上多次题道：“丰年懒摘瓜，任它满架爬，待到重阳后，还可赛菊花。”这首小诗生意盎然，瓜架上的瓜没有被当作食物，而是通过画家的思维，产生了意味的转变，被当成了比菊花还漂亮的观赏之物。这种中国式的审美，显现了一个优秀中国画家深厚的传统功力和自我感受生活的角度。

方先生的画是他的心声，他的诗也同样是他的心声。《易传?系辞》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这句话阐明了古人在表达心志时图像和语言相互补充的关系。方济众先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善于用诗句来表达画面末竟的意境，或将画面的意境引伸、阐释，将读者引入更高深的体悟。在一幅画兰花的作品中他题道：“攀藤扶葛不计程，绝处登临汗雨身，重林深深群兰翠，一路幽香欲醉人。”读罢这首诗，我们的思绪已经被引至一处幽兰飘香的世外桃源。但这首诗如果我们作进一步体会，也可感到方济众先生所表达的更深的意思。艺术探索道途上“攀藤扶葛”前行不易，“不计程”指道路遥远，当我们艰难前进登临绝顶时都会汗水湿身，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一路幽香欲醉人”。这种付出和得到、艰辛和快乐，不就表达出方济众先生在艺术道路上探索过程中的境界吗?他常常用这种画面的意境，配以诗的表述，将观众引入他诗情画意的艺术世界中。

中国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领域的历代高手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方济众先生曾说：“重新返回传统，认识传统(特别是民间传统)”“敢于同传统决裂的人，应该是对传统最有研究、最有认识、最有批判能力的人。”这两段话的意思基本相同，艺术要创新，必须先学习传统，达到熟悉的程度，才有可能突破传统，同传统决裂。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继承的问题。中国绘画传统，不仅有宫廷绘画传统，文人画传统，还有一路民间艺术传统，通过这三支脉流传下来的传统，我们该如何对待?方济众先生的回答是：“我们必须在借鉴古人传统的基础上，在美的海洋里，去探寻你自己的珍珠”。“长安画派”的艺术主张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这一主张中前者对待传统的态度是“拿来主义”，并没有要决裂的意思。所以我们从方济众艺术思想分析，也就不难理解他晚年所说：“要和‘长安画派’拉开距离”的涵义。也许正因他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树立了他艺术创新的自信，他的艺术作品才能呈现个性鲜明、多姿多彩的面貌。

我们研究方济众先生的艺术作品，可以感受到他在处理艺术与政治关系的前后变化，在这一内容的创作上他始终与“长安画派”的整体风格保持若即若离，他的一小部分主题性绘画处理的非常艺术化，到他创作的后期基本不再涉及。我们在他的多样化题材的作品中，见到最多的是赞美自然，歌颂人性之美的内容。在笔墨技巧上，他坚持书法用笔，笔触厚重朴实。他还对画面的形式语言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与开拓。他研究西方现代派，研究中国的中西融和派，兼收并蓄，八方出击，最终在他的作品中实现了个人风格与民族风貌的统一。

1978年，方济众从汉中回到省城，负责恢复陕西美协的工作，这一阶段就是“长安画派”发展中的第三个阶段，即“长安画派”画家在“文革”后自我个性发散阶段。这一时期，方济众先生在艺术上个人的风格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当他作为陕西省美协副主席的身份观照陕西画坛状况时，他的思考变的更为宏大高远。他走出了下乡十年来埋头个人艺术实践探索的状态，开始考虑全省美术工作的发展蓝图。此时，“文革”劫难刚刚结束，“长安画派”巨匠赵望云先生已经去世，石鲁先生病重在床，何海霞先生离开西安定居北京，长安画坛一片萧条，几乎到了无人的局面。方济众先生顿感身上的责任重大，为使“长安画派”的薪火传下去，民族绘画在陕西发扬光大，方济众先生与罗铭先生一起，在陕西省政协大会上提案，请求成立陕西国画院，后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陕西国画院于1981年1月5日宣告成立。方济众首任院长。凭借这一平台和已经恢复工作的陕西省美协，方济众先生为发展陕西的中国画事业，又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方济众先生针对一批毕业于艺术院校的中青年画家强于素描造型基础，而弱于笔墨为基础的中国艺术观念和绘画功底的现状，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有战略远见的计划。最典型的事例是：他一方面要求大家面壁苦修，“五年内不急于拿作品出去。”另一方面争取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于1982年举办了学术规模空前的“全省中青年国画家研修班”，方先生亲自出面从全国请来了一大批全国一流的画家、学者，其中有吴冠中、崔子范、张仃、黄胄、蔡若虹、陆俨少，以及西安地区何海霞、康师尧、李梓盛、何正璜、刘文西等，为画院和来自全省的50余名中青年画家授课。此研修班历时三个月。在此期间，方济众先生本人经常性地演讲示范，培养大家用一个中国画画家的眼睛去看，用中国画的独特语言去表现。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次活动在后来收到了极好的效果，陕西国画院画家苗重安、郭全忠、王有政、崔振宽、张振学，以及工作在全省其他艺术单位的赵振川、罗平安等人，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在陕西及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了当代长安画坛的代表性人物。他们都经历了这个研修班的陶冶。为培养这批优秀画家的成长，方济众先生花费了极大的心血。

1985年前后，现代艺术思潮随着改革开放如汹涌巨浪般涌入中国，一时间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激烈碰撞，这是继“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思想界又一次骤变的时刻。其时，在中国画领域也形成了全国性的大讨论。以方济众先生为核心的陕西国画院，在此时做了一个应对当时国内形势的大动作。1986年6月，由陕西国画院倡议，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中国画研究院、陕西省美协在西安(杨凌农科城)，共同举办了全国《中国画传统问题学术研讨会》。因这次会议组织面广，层次高，在申请协调过程中几次陷入绝境，几欲夭折，方济众先生顶住各方压力，多次派人进京协调，最终研讨会得以成功举办，引起学术界轰动。《中国美术报》第33期以一、二两版的篇幅报导了学术研讨会盛况和部分发言摘要，在全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长安画派”对于长安画坛无疑具有沉寂几百年之后复兴的伟大意义，而方济众先生作为“长安画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旗手，充当了当代陕西画坛与“长安画派”的桥梁，也有人称之为“长安画派”精神的传薪者。方济众先生的艺术思想，艺术作品，以及他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优秀的陕西画坛的画家群体，不仅影响着现代长安画坛的艺途探索者，而且还会象古代优秀文化传统一样，代代相传，薪火永存。著名画家张仃先生曾为方先生遗作题词：“济众先生，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