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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境和写境的交融

——王贵胜的山水画创作

2014年01月07日15:06    手机看新闻

王贵胜是一位有思考、有修养的艺术家。他从事中国画创作与研究30余年,其间经历攻读学士(湖南师范学院美术系)、硕士(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博士学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阶段,也长期在高等院校教授技艺、画史和画论,并勤奋地从事艺术实践。他性格平和,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工作积极负责。对待绘事,他一丝不苟地钻研技艺,系统临摹过五代、两宋、元明清诸家作品,深入探究山水画创作技法与创作原理。他重视到大自然中观察与体验,多次赴云南、西藏、三峡等地写生创作。他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创作《青藏高原组图》成绩突出,受到好评,在画界崭露头角。他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山水画景物构成研究》,基于对中国古代山水画大量图像、图式的梳理与分析,结合丰富的文献资料,借鉴西方美术史研究中图像学方法,对传统山水画表现对象的构成做出了颇有学术见解的探讨。尤其是他联系风水学的理论关于山水画理想模式的论述,很具新意。他之所以如此醉心于学术研究,一是为了使自己的创作实践减少盲目性和增加自觉性,二是为了充实自己的艺术修养,更称职地担负创作教学与艺术史论授课的重任。

从王贵胜山水画创作的文脉来看,是属于兼重丘壑和笔墨这一流派的。传统山水画自唐宋以来,流派纷呈。虽然各派理论上都讲用笔墨写丘壑来表现意境,但在艺术语言上却各有偏重,有以表现丘壑为主的,有以笔墨为中心的,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丘壑”一词,本是客观自然即第一自然的意思,但在传统画论中“丘壑内融”或“丘壑内营”则是指画家经过外师造化、法取古人,融化在心胸中的自然即“第二自然”。20世纪山水画的两大高峰黄宾虹和李可染,在美学理想上虽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具体在绘画表现语言上却有不同的追求。前者在淋漓尽致地发挥笔墨浑厚华滋的美感中,表现超然的山水境界;而李可染的写生-创作法则更多地在客观自然中提炼美。从王贵胜的艺术个性、素质和他受到教育经历来看,更接近李可染的艺术方法。他受过西画造型的训练,他在探索造型与笔墨的结合上,在彩与墨的融合中,有不少体会。他也积累了水彩画的经验。但传统的笔墨,特别是黄宾虹在笔墨上的成就,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他近几年来的山水画创作,似乎在取两家之长中寻找自己的个性面貌,即我前面提到的在兼重丘壑和笔墨中表现意境。

王贵胜的着眼点在画境的深沉、厚重。他在一篇论述张仃先生艺术格调的文章中,引用明代吕坤《呻吟语.性命篇》把“深沉厚重”列为“第一等素质”的论点,认为20世纪山水画家中“当得起深沉厚重四字的只有黄宾虹、李可染、张仃三人而已。”(引自王贵胜:《深沉厚重的性命与艺术-张仃先生的艺术培调》,载《当代中国画》杂志,2010年第4期)黄、李、张三位的画法各不相同,但深沉厚重的气质和品格相近。因此,在山水画创作中,王贵胜不拘泥于一家一派画法的师承,而在于全面的吸收,在画境的营造上狠下功夫。

首先,他重视客观自然的取景,他的作品多取材于青藏高原雄浑宏伟的大山大水和奇异景观;其次,他的画面多是满构图,表现高原变化无穷的云彩,崇山峻岭的雄健壮阔以及大自然鬼斧神工。王贵胜懂得,写大自然的壮阔景象,不论画面大小,都要注意整体感和细部的丰富性,以免产生大而空的感觉。为此,他不仅用稀有的奇花异木以及宗教庙宇、神幡来强化环境气氛,而且在运用块面构成的同时,重视笔墨的点擦皴染,并辅以丰丽的色彩,机智、巧妙地处理墨与色的关系,从而组成一幅幅既引人入胜又耐人琢磨的画面。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文艺作品“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要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王贵胜的山水画兼有造境与写境两种方法,是基于写实基础上的造境,创作的来源是来自他深入自然的观察、体验和写生,而在创作的过程中则调动了他长期积累的修养,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他取得的成绩是可喜可贺的。当然,要把造境与写境真正水乳交融,别开生面,还需要长期不懈的探索。王贵胜的艺术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期待他更大的成功。(作者:邵大箴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理论家)

(责编:赫英海、董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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