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事屐痕 何家英 自述

绘画对我而言也许是一种天性，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它。那时只要有个纸头，就要画上点东西。小时候家里穷，哪有什么纸张供我画画呀！母亲为维持生计给服装厂做外加工活，盛扣子的小纸盒就成了我画画的宝贝疙瘩。虽然父亲总在家里写文章，有稿纸，但一张都不许我们用，因为那是公家的。

四五岁时，随母亲上街，回来总是把看到的东西画出来，什么马拉车、汽车、电车、桥梁……尽收笔底。有一次母亲说我画的电车不对，说人家电车的连杆是弓形的，而我却画了两个小辫子。我辩解到：有轨电车是弓子，无轨电车是两个小辫子。可见，我是很注意观察的。我家临街，常见有马车过往，我把马画得像模像样的，于是大人们都夸赞我。哥哥也跃跃欲试，画了个毛驴，结果把驴头画成了人脑袋，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种画画的天性也许是有些遗传的，祖父就会画画。小时候我们家挂过他的画，至于好坏就无从判断了。他写得一手好字。我姐说，她写大仿（描红）都不用买字帖，而是由爷爷给写帖。不过因为爷爷在乡下老家，不和我们一起生活，对我画画也没有直接的影响和帮助，我想大概就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

1964年，在天津“石墙子一小”上小学时，班主任范老师家访时得知我爱画画，就送我参加了学校的美术班。我只上了一次剪纸课，就赶上了“文革”来临而停了课。那位美术老师再也没见着过（记得他姓李，形象我还记得很清楚：不胖，高高的个子，两个大鼓眼儿）。在停课的日子里，我总帮着给街道上的大人们搞宣传、画漫画。复课以后，也帮着班里搞专栏、画板报。四五年级时还在学校宣传队干过一阵子，但我不是当演员的料，根本没有那个“范儿”，最后还是给同学化化妆、接个短什么的。

1970年，我到天津卫国道中学上学，又因我有绘画的特长而参加了学校的美术班。老师叫毕文金，可又只上了一次课，学的是象形文字，老师便走了，再没有了音讯。因为宣传的需要，学校政工组组织起几个同学来负责宣传工作，什么写标语、出专栏、写通知、画宣传画、刻蜡板、印小报、印试卷，都由我们干，就是学校文艺宣传队演话剧的布景也由我们搞，那真是一种锻炼呀！也许这就是命里注定了要成全我，在没有老师的状况下，一切问题都由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锻炼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的组长是一位比我高两届的学兄叫门如山，他对我的帮助很多，他善于思考，思想活跃。我真正学画入门实际上是从他开始的，在那时我才懂得了学素描、画速写的道理，也从他那见到了前苏联的《素描教学》一书，知道了黄胄，见到了黄胄作品的剪贴图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阿娜尔汗》招贴，那实在是太美了！从此，我的速写便从学习黄胄开始了。对我学素描帮助最大的还有那本《工农兵形象选》，里面有靳尚谊、朱乃正、伍启中、林镛等先生的素描头像。在那个很少有书看的年代，大师们的这些作品成了我学习绘画的唯一学习范本，它们让我始终全神贯注、如饥似渴。

我真诚地感谢门如山，是他把学画的师傅一一引荐给了我，其中有孙长康、尚鸿玉、李墨等老师。最初，我是从西画开始学画的，因为我的几位老师他们也都是学西画的，如我父亲同事杨金岭，我哥哥的同事崔俊臣，还有印染厂的设计师张学强。从他们那里我渐渐入了门道儿。师傅们也特别喜欢我，因为每次求教我都带去一大卷子画，而且进步非常快，老师们总是喜欢比较聪明和勤奋的学生。

与门如山在一起的日子令我难忘，我俩时常形影不离，总在一起搞宣传、一起画画，几乎每天画到半夜两三点，早晨预备铃响了才起床。后来我们一起参加过河东文化馆和二宫办的美术班，从此走上了正路。记得文化馆的孙项博老师上的第一课教的是用大直线起稿，这是素描的基本手法。他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路子很正。在文化馆学习期间，还第一次看到了张德育、于复千老师表演水墨人像写生。那时我们不知天高地厚，胆子特别大，上中学时就开始搞创作了。

除了在学校搞宣传、画画外，我还要帮班里出板报，组织课外活动，如航模、木偶，都是由我和其他班干部一起组织的。现在想起来，中学丰富的课外生活造就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为日后在事业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4年，初中毕业后，我本来可以继续读高中的，但由于“四人帮”的影响，教学又陷入了无序状态。学不到什么东西，于是我选择了插队。在等待分配的半个月里，我和几个画友天天到美院门口的金钢桥公园画速写。这种突击性的练习进步非常快。

我来到了天津宁河县赵东公社大邓大队，这是个学大寨先进队。村不大，只有两个小队，大队书记陈作中算是个知识分子，为人正直，思想活跃。我在这里确实的到了锻炼。这个村人不多，地不少，但都是低洼地。大队搞农田水利工程，我干的最多的活就是挖沟，每人每天要甩出十个立方米的土。有时干不完，常有乡亲帮我收拾残局。虽然艰苦，但我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偶尔包工回来得早一点，哪怕只有20分钟我也会提着小画箱出去画张色彩风景。下地干活时我的口袋里也总装个笔记本，当速写本用，一休息便掏出来画上几笔。到了晚上还经常到老乡家画速写。有时夜里开会，没有电，我便躲在农民背后，摸着黑画那在马灯前讲话的人。这样的情景，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

县文化馆很快知道了我的特长，由张扬老师来看望我，他的主要任务是来组织农民画创作的。张杨老师从不以老师自居，而是耐心地启发我，讲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在这两年的艰苦岁月里，正是有张扬老师的帮助才使我能够坚持创作，并不断进步。每当我持续挖沟两三个月实在难以支撑下去而不知哪一天倒下就起不来的时候，就会接到文化馆的通知，调我到县里或市里去搞创作，真是上天的关爱！

1975年，我被借调到天津搞创作，有幸与天津的著名画家孙克纲、张德育、杜滋龄等老师一起画画，有了他们的帮助指导，进步非常大。创作的《小兽医》参加了在日本的展览，此作后来被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1976年我又被借调到天津文化局搞农民画，很巧，张杨老师也和我一起搞。在画一位赤脚医生撑船出诊时，我不会画水，张老师就带我去天津艺术学院找到王颂馀先生，让我跟他学画水；不会画芦苇，又找到孙其峰先生。记得孙先生总是一边示范一边指导我：“别换墨、别换墨，这样从浓到淡层次会特别丰富”。孙先生的教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的两张画完成后，与张老师商量，说我明天就回村里。张老师关心地说：“你还是休息一天再回去吧！”的确是太累了，是应该好好睡上一觉了。这一夜我睡得特别死，就在我酣睡的时候，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在万分惊恐之中，等我冲出房间时，地震已经停止。当时我手里拽着一条毛巾被，我与张扬老师和王春景老师三个人就是用这条毛巾被在凄凄沥沥的小雨中度过了终身难忘的凌晨。天亮了张老师首先想到的是让我回家看看。还好，我的家人都平安，于是我赶紧骑辆自行车返回文化局，本想让张老师骑车回家，谁知张老师已经徒步回芦台的老家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后悔没能给张老师骑上自行车。庆幸的是张老师一家人都平安无事，真是好人有好报啊！

半年后张老师把我送进了天津艺术学院，对我充满了期待。他经常来看望我，也经常给我写信，鼓励我学习，还许愿将来在他百年之后把他的所存画册都送给我。张杨老师待我恩重如山，让我终生难忘。

进入了艺术殿堂，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我梦寐以求进入艺术殿堂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此时，正逢“十年浩劫”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学校的课堂上终于可以讲“形象思维”了，教学也走上了正轨。天津艺术学院的老师绘画基础很扎实，我在这里得到了众多老师的指导，进步是突飞猛进的。尤其是刘天呈老师，他使我在素描的认识上开了窍，懂得了处理关系的微妙性。他说：对和错就差一点，甚至要靠错觉来表达。我们学院有一张李天祥画的大卫石膏像素描，如此的深入程度使我惊讶，我才知道素描是不能停留在大感觉的“素描味”上的，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终于敢画出我看到的事物真相了。

有一次刘老师布置了一张“炼钢工人”的素描作业，摆好模特，提出了要求就去北京了，一个星期后，刘老师回来看到我已经完成的作业（见图），十分高兴，认为我是个好苗子，于是就给我“吃小灶”。因此，我在刘老师那里看到好多欧洲大师的画册，并在老师的分析中知道了许多绘画的基本道理。刘老师还教我欣赏南唐后主李煜的词，那种婉约的境界深深地感染着我，与我的心境和情趣相对应，为我日后略带伤感的审美取向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我的工笔画是杨德树老师教的。杨德树老师有着深厚的传统功底，他曾从师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刘凌仓先生。我通过临摹《簪花仕女图》掌握了工笔画的基本技法，在白描写生和工笔重彩写生作业（见图）上已经初显出我在工笔画上的潜力。

后来通过对法海寺壁画和永乐宫壁画的考察和临摹，进一步对工笔画有了新的认识，也就是说是杨德树老师把我带进了工笔画的大门。当我再看到时下工笔画展览时感到远离了工笔画本身的语言和品格，形象是大眼睛双眼皮、小鼻子、小嘴、小下巴，已与传统审美有了很大的差别。我心里暗想将来我画一张工笔拿出来看看，这似乎有些狂妄，但却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我对工笔画有独到的认识。

我一直以来都是对写意画十分钟爱，尤其是对黄胄和石齐的作品非常喜欢。喜欢那种大气淋漓的感觉，为了能见到他们的作品，我到北京琉璃厂的画廊去找，只要有一张画，我也会看上半个小时。学校有几张黄胄的画，都是20世纪60年代的精品，我都临摹过，实在太精彩了！我常去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那里总有画展，记忆最深的是展出黄胄、吴作人、叶浅予等几位大师的速写。我在一星期之间，把黄胄的速写都临摹了一遍，并认真体会他素描的奥妙。当时我认为，中国画家的素描也只有黄胄能与世界大师相媲美，它是那么自由、感性、舒展，纵横于纸面，而细节处又是那么精妙。

我如此钟情于黄胄先生，却无缘见上一面，有好几次机会都擦肩而过。最初有黄胄先生的同学安民先生带我去拜访先生，不料先生不在家，郑文慧阿姨接待的我们。第二次是后来去北京京丰宾馆，正赶上开全国政协会，我就住在黄胄先生对面的房间，可惜那天先生回家了。第二天我回市里办事，中午没赶回来，恰巧这个中午先生请在饭店画画的画家吃饭，我又错过了一次机会。第三次是先生病重之时，我托朋友联系想去看望先生，因病情较重，家属谢绝了。哪知先生不久转院广州，便一去不复返，永远离开了我们……令我再也无法见到我所敬仰、崇拜的老师了，这是我终身的遗憾。

上大学时我想再拓宽一下自己的视野，不局限在天津的范围内。张德育老师给我引荐了石齐老师。我去拜访时，石齐老师开口便说：“你们天津的张德育才是了不起的大画家呢！应该好好向他学习。”事实上我也的确向张老师学了不少东西。石齐老师看了我的画说，画得很好，如果再瞎画一点就更好了。

除了学习黄胄先生以外，我更是博取众长，还学蒋兆和、王子武，还有方增先、杨之光、张德育、石齐、卢沉、周思聪等等。

当时，张德育、卢沉、周思聪、姚有多等老师都来过我院做过示范表演，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也曾拜访过卢沉、周思聪老师，他们都给予我很多帮助。可以说我学习黄胄是不纯粹的，里面夹杂了许多其他老师的东西，而更重要的是我非常注重自己对对象的感受。在大学期间我还画过《一袋干粮》、《小猪倌》等。

大学三年级时，也就是1979年秋天，为搞毕业创作，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来到了山东长岛县大钦岛深入生活。我画了很多水墨写生，但偏偏找不到创作题材，带队的杨沛璋老师左一个构思，右一个点子，很让我羡慕。后来吕云所老师也来到岛上，他开导我：你别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你善于画女孩子，你只要能找到一个理由把几个女孩子组合到一起画出她们的形象就行了。我顿然开悟，经过又一段时间的仔细观察和联想，我把每天去海上养殖厂干活的女工安排在一只船上，她们在回家的路上欢声笑语，此情此景，令我顿生创作灵感，回来后一气呵成，完成了毕业作品《海田归》。作品参加了毕业展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系领导和老师们都认为我应该留校，可是那时的分配政策是哪来哪去。我从宁河县来，自然得回宁河县去，顶好了分配到文化馆工作。当时我根本不懂得托关系、走后门，只能任由命运的摆布。好在当时浙江美术学院要招收工笔画研究生，这成为了我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于是我报考了浙江美术学院研究生。当时我又画了一张工笔人像写生，加上在海岛的写生一并寄到浙江美术学院。

就在这个时候，天津美协主席秦征同志得知后很是着急：人才不能外流！他是见过我的毕业展的，他很激动，先找到我们学院的院长，希望将我留下，但因为“哪来哪去”的政策，院里也没办法解决。于是，秦征又找到了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白桦同志，把我的情况讲明。白桦同志说：“你回去打个报告，我批一下。”秦征道：“回去干吗？现在就写”。后来，秦征拿着做了批示的报告，骑着自行车立即赶往了人事局，扣住了我的档案。如果当时秦征晚去一步，人事局的人就下班了。那么，极有可能第二天就将我的档案送到宁河县去了，再想把我调回来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人留在了天津，秦征便找到了院长：“你们如果不留，我就将何家英留在美协。”院长回答说：“既然留在了天津，还是留在学校吧！”实际上我与秦征只见过一面，没有一点特别的关系，他就是出于爱才才这样努力的。记得那天我正在宿舍洗衣服，系书记张培舟同志通知我：“一、你已经被留校了，浙美的研究生就不要再考了。二、在学校人事处报到后立即去中国美协报到，参加中国美协赴葛洲坝深入生活小分队（这也是秦征同志安排的）。”这时浙江美院也正好发来了通知，因只有两个人报名，另一个的水平还不够，难以成立一个班，便取消了招生计划。我正好顺水推舟，转天就去了北京中国美协报了到。

在同龄人中，我和中国美协打交道是最早的一个，那时只有23岁。小分队的带队是武汉文联的张善平，队员有上海的水彩画家哈定，还有后来在中国美协工作的杨悦浦等六七位画家。时值六七月份，葛洲坝酷暑难耐，尤其站在钢筋水泥筑成的大坝上，更是火焰一般。然而我们这些年轻画家，兴致不减，每天穿梭于大坝上下，画了大量的写生。令我难忘的是：大坝上的电焊花异常绚丽多彩。特别是在夜晚，加之灯光闪烁，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它让我萌发了表现的欲望，但我是画人物的，不画风景，怎么能有合适的情节与景物交融是个问题。我在大坝上认识一些女电焊工，她们很配合，回到工棚让我写生，其中一位姓金的女工特别配合，她全身的热汗未消，边扇着草帽边让我画，于是我一挥而就，并画得十分生动。遗憾的是这张写生竟然在《长江文艺》发表之后给弄丢了，只剩下了一张类似的作品，可比起那张差多了，哈定先生就是看了这张作品才高看了我一眼。

当时我很想画一个女电焊工的肖像，后面衬托大坝电焊花的背景，题目叫《花在花丛中》，但由于没搜集到合适的人物造型素材也就没画成。

我们离开葛洲坝来到三峡写生，常见有卖栀子花的小姑娘，十分可爱。在回北京的火车卧铺上，我回想着葛洲坝和三峡的一切一切，终于把卖花小姑娘和葛洲坝女工联系了起来。其实我们常见到葛洲坝的女工头带栀子花的，我想把卖花的姑娘放在工地作为线索，一群女工围绕着，买花、戴花，便可把女工们有机地联系起来，再以黄胄、石齐的大场面处理手法描绘……灵感加构思加构图，于是取名为《花》的作品构思成立了。我回到天津又到船厂补充了一些素材。整个作品完成后，我院史论系王振德老师看到后，出主意重新命名画作为《春城无处不飞花》。情景意境一下子被点了出来，杨德树老师还给我的画题写了标题。

此画一出，反响很大，先参加了天津“第二界青年美展”，获得一等奖，我的毕业作品《海田归》也同时获得了二等奖，并双双入选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其中《春城无处不飞花》获得二等奖。正是凭借着这个成绩，我同时加入了天津美协和全国美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