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震撼与流连

　　去欧洲自由行的人私底下流行一个说法，叫做“宫(宫殿)保(城堡)鸡(谐音，指基督教教堂)丁(市政厅)”。这些地方大家认为是必看的，博物馆却被大家忽略了。“博物馆”三个字，就像它们的大理石建筑那样显得冷冰冰的，让人难以靠近。湛蓝的天空下，斑驳的老城里挤满了人，在刺目的阳光下贪婪地挥霍着当下的一切。荫翳的角落里，博物馆作为历史的废墟被今天的时尚封存了。

　　但是艺术作品的原真性，只有在博物馆的现场可以目击，长久的停留，你甚至可以嗅到大师的气息，粗粝的笔触后边是大师的眼神和力量。想到博物馆三个字，总会有一些片段浮上心头。

　　出门的时候带了一本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散文书信集，一下子翻到有关博物馆的文字竟让我潸然动情。女诗人的父亲是莫斯科艺术博物馆的创始人，一生为博物馆的建立而奔走。茨维塔耶娃写道，当以亚历山大三世的名字命名的精美艺术博物馆不幸失火时，“爸爸默默地流着眼泪”，“母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钟还想着博物馆”，就连女诗人的外祖父“也把自己的部分财产遗赠给博物馆”。为了两代人的心血，茨维塔耶娃记下这样的文字。只是，博物馆还有人看么?恐怕没人知道一百多年前在俄罗斯的乡下，有个打着赤脚，点着松明火烛学习古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的弗·茨维塔耶娃教授，憧憬着建立俄罗斯博物馆的幻想。

　　喜欢淘一些画册，当然印制要精美。但画册就是画册，绝没有博物馆的“现场感”。曾经有一年夏天在莫斯科的特列恰科夫(兄弟)美术博物馆蹲了一个下午，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毫不过分。且不说它与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伦敦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齐名，让我瞠目结舌的是原作的“光韵”。列宾的《伊凡雷帝杀子》看得我透不过气来，画面上，误杀儿子的伊凡搂住垂死的儿子，那双恐怖、悔恨、绝望的双眼直视着观者。阴暗的背景和深重的紫红色调只有在现场才更加“血腥”，瞪着惊恐眼珠的伊凡，那种无可挽回的杀子之痛力透纸背。站在苏里科夫《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前，仿佛你也置身其中，过去都是在大16开的纸张上看，忽然画面成了一面墙，它们之间的差距可以想象。画里的人物就在你的身旁，触手可摸，巨大的体量感包围了你，那种历史的悲剧性没法不击中你。艺术作品的原真性，只有在博物馆的现场可以目击，画册和其他的复制品无疑丧失了其独一无二性的光韵。长久的停留，你甚至可以嗅到大师的气息，粗粝的笔触后边是大师的眼神和力量。

　　比起参观博物馆，人们普遍认为还不如看老城市政厅钟楼上的整点报时“玩偶表演”，慕尼黑有，布拉格有，连捷克小城布杰约维采都有。但都是大同小异，几分钟就可以看完，还不用花钱。博物馆不同，欧洲的博物馆票价大都在12欧元左右，还要搭工夫，对于走马观花的人这不值得，对于购物者更不划算，他们的要津在于哪个城市的哪个店，哪个牌子的东西更便宜。此外参观博物馆还得了解西方艺术史，不然进去了，十分八分钟也得出来：有什么好看的嘛。剩下的就是些老年人、专业工作者和远道慕名而来的人，在残破的雕像、断裂的铠甲和头盔前，他们聚精会神地看着，琢磨着，他们和退却的历史一同衰老、枯竭，也和历史一同沐浴在永恒的辉光中。

　　德累斯顿算得上是个博物馆之城，“绿色穹隆”是欧洲馆藏最丰富的珍宝博物馆，交通博物馆的宣传语是“一座历史博物馆，五种交通方式”，钱币博物馆是另外一种历史的见证，自然历史博物馆打开了人文科学之外的另一扇大门。我径直进了茨温格宫国家德累斯顿艺术博物馆(古代大师画廊)。一层大厅刚好在举行“拉斐尔1510年在罗马”特展，二三楼是常年展。这里的镇馆之宝至少有两件：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和乔尔乔涅的《睡着的维纳斯》，单这两件真迹，千里迢迢跑过来就值。何况还有意外收获。特展中展出了《西斯廷圣母》几百年中的演变，一些后来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对这幅名画进行了颠覆。其中有两幅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幅画上小天使的形象被恶搞成了两只小猪，另外一幅是二战胜利后，两个持枪的苏联士兵站在画面的两侧，一位救护的护士特别关照着小天使。一幅画的变种见出了西方基督教精神式微的蛛丝马迹，记录了特殊的历史时刻。《睡着的维纳斯》在二楼，美人与风景一样安详，只有现场才能真正感觉永恒的宁静。虽说乔尔乔涅去世后他的朋友提香替他续完了作品(部分风景和维纳斯卧榻的丝绒是他的手笔)，但即便是仔细辨认也难以找到续作的痕迹。

　　博物馆是艺术的画廊不假，也是历史的见证。60多年前苏联对德国的那次掠夺就发生在这里。1945年德累斯顿被攻陷之后，1240幅画作神秘消失了。毫无疑问是苏联人拿走了，但是没有证据。直到十年之后的1955年，莫斯科普希金画廊在当年的5月2日到8月20日举行了“来自德累斯顿的展览”，一切才真相大白。在艺术博物馆的橱窗里，我亲眼看到了当年的真理报，还有复制的照片，一些士兵正在把密封的画箱从卡车上卸下来，另外的照片则是排着长队等着看展览的莫斯科市的市民。虽然这次展览之后，苏联当局在两三年内把从柏林和德累斯顿掠夺的150万件艺术品陆续归还给当时的民主德国，但这段抹不掉的历史被博物馆记录在案。

　　下午六点差一刻，馆内轻轻响了一声锣，示意观众闭馆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一下着急起来，不少地方还没有来得及看。此时一位四十几岁年纪的母亲在我的旁边，正在给上中学的女儿轻声讲着普桑的《遗弃摩西》，一幅圣经故事画。这并不是一幅出名的画，但画面的场景十分生动，摩西的父母正在把婴孩放进一个用纸莎草做的箱子里，让箱子浮在尼罗河上。远处一位妇女正在警惕地张望。女人关切的眼神，婴儿熟睡的小脸，无论构图还是人物刻画堪称上乘之作。尽管我听不懂德语，也看得出做母亲的循循善诱。女儿还是乖的，听得也算认真。我好奇地跟着她们，见母亲似乎并不在乎是否要闭馆，仍然一幅一幅地讲着，直到管理人员上前催促才最后离开。出了博物馆，一高一低的身影已经很远了，我还是望着她们。

　　街上的光线渐渐暗了，一切都在慢慢地减弱，脑子里闪回着博物馆里的画面，还有那些伟大创造者的全神贯注与生命的投射。只要人类的历史还在延续，博物馆就不会消失。想到茨维塔耶娃书里的另外一段事儿，心里不由得庄严起来：在亚历山大博物馆开馆的前一天，女诗人的父亲，也就是馆长陪着一位患有精神病的女士独自参观(为了一个病人，在没有开馆的时候陪同参观，这种事情怕是绝种了)，没有人说话，馆里静静的，一只滚动的轮椅，沿着空无一人的展览大厅，在白色的雕像之间缓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