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与建设开发矛盾“国宝”如何保

　　图①：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的顾炎武墓（清）。

　　图②：北京市延庆县的延庆古崖居（明以前）。

　　图③：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桌子山岩画群（新石器时代）。

　　图④：湖北省武汉市武汉长江大桥（1957年）。

　　制图：蔡华伟

　　近日，国务院核定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1943处不可移动文物名列其中。截至目前，我国国保单位的总量已达4295处。这一数字，意味着更多不可移动文物从此拥有法定身份，纳入国家重点保护的视野之中。

　　然而，面对文物保护与建设开发的矛盾，“国保”身份并非一劳永逸的“保护伞”，后续经费如何引入、保护措施如何跟进、监管手段如何到位，将直接影响着这些“国宝”的生存质量。一旦保护不善，受损的不仅是弥足珍贵的文物，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记忆。

　　——编者

　　评定

　　新增1943处，工业遗产等新类型首次入选，名人故居从严把握　

　　据介绍，国务院此次核定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1943处）以及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的项目（共计47处）。“随着七批国保单位的公布，意味着4295处不可移动文物纳入了国家重点保护的视野。”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说。

　　“第七批国保单位仍沿用第六批国保单位采用的分类法。其中古遗址516处、古墓葬186处、古建筑795处、石窟寺及石刻110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329处、其他7处。”励小捷表示，在国保单位数量上，山西、河南、湖南、河北、江苏等省份排在全国前列；湖南、重庆、青海、新疆等省区市增长幅度较大。

　　相比于以往，第七批国保单位数量为历次之最。“在2009年以来展开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评审工作过程中，全国各地踊跃申报，上报数量多达5000余处，比前六批国保单位总数还上翻了一倍多。”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之平说。

　　“数字不是我们考虑的重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评选历来都是重质不重量。”励小捷说，国家文物局针对不同类型文物制定了明确的评选标准，规定了严格的申报评选程序。所有申报项目都是由各省文物局报经各省人民政府同意后上报的。“我们还组织了上百名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和实名投票，部分项目还进行了现场复核。”

　　对于近期颇受关注的名人故居，此次评选增加了从严把握的三条原则：即与本人做出的重大贡献或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没有紧密关联的不列入，已有一处故居旧居列入国保单位的原则上不再考虑第二处列入，新中国成立后复建的不列入。据悉，第七批国保单位中原保护级别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项目接近90%。

　　“4295处这个数字乍看不小，但与76万余处的基数相比就显得很小，仅为0.56%。”励小捷说，我国的国保单位数量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也不高，比如埃及由中央政府管理的文物古迹有2万余处。

　　投入

　　中央经费按地方能力分配，文保资金主要由省内自行解决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吕舟看来，国保单位的增加，使大量有突出的文化价值的遗产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保护的对象从原来的古建筑、石刻、石窟寺、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等，扩展到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20世纪建筑遗产等新的类型。”他认为，这种变化反映出世界遗产保护对我国国家一级文化遗产保护的带动作用。

　　不过，文物有了法定身份后，更大的挑战在于后续保护。有专家直言，缺乏经费已成当前文物保护面临的现实困难，保护资金如何保障和跟进是国保单位必须要迈的门槛。据了解，申请到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意味着有资格申请经费，但并不确保一定能申请到。国家会根据项目的重要性，以及地方的具体能力来分配经费。“比如西部省份，有的一年能得到几亿元的经费，而上海就完全没有申请中央经费了。”

　　以浙江省为例，有部分国家级文保单位申请到了中央经费，比如飞来峰造像，国家给投入几十万元，但主要还是依靠省内的经费。对于没有申请到国家经费的国保单位，以及省级和县级的文保单位，都是由省内自行解决经费，进行维修和保护。

　　浙江省文物局局长鲍贤伦介绍，省财政每年支出文物维护费用达4000多万元，在全国各省中投入并不算多。“我们的做法是调动市县的积极性，将财权往下移。比如像经济比较发达的杭州市，每年会支出5000万元专门用于补助其下县区的文物维护，目前已经坚持了5年。杭州市余杭区每年也会投入2000万元。而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市，每年也会投入几百万。”鲍贤伦说，对于此次新核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们也会向省财政申请专门经费，“还会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引导企业保护好产权私有的文保单位。”

　　“解决资金保障和跟进难题，除了加大政府投入外，可以探索建立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和渠道，并充分发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作用。”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说。

　　监管

　　国家抽查省内巡检，对保护不善的国保单位应亮黄牌或除名　　

　　近年来，一些文保单位保护不善的新闻屡见报端，其损毁之状令人痛惜。文物保护，不在一朝一夕，挂牌、投钱之外，更需长效监管。对于这一点，鲍贤伦很赞同，“资金投入固然重要，好的法治环境也十分重要，文保单位有了法定身份后，需要强硬的保护措施和监察手段。”他介绍，浙江省成立了文物监察执法总队，有专门编制，每年在省内巡回监察。

　　上升到全国层面，国家文物局也会不定期抽调全国专家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抽查，比如浙江文澜阁维修，国家文物局就分别在中期和后期进行了检查。“各级文物主管部门要按 ‘轻重缓急、先易后难’的原则，尽快编制文物保护规划，统筹安排，继续加大保护维修力度。”励小捷强调。

　　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功能强大、覆盖全国的监测预警体系，被张柏视为解决监测国保单位的抓手。“应在《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部门规章中，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监测预警的内容。实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病害调查与监测工程，并根据监测结果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张之平建议，要增加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罚则，对发生文物价值严重损失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亮黄牌或除名，并追究管理者相应的行政和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