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版画家：伍必端

抗日战争结束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解放区，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学习美术，不久，他成为战地宣传队的成员随同人民解放军驰骋于华北战场，他以画笔和刻刀为武器协同战斗部队作战，直到1949年北京解放，他才脱掉征衣来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被派往苏联学习版画的第一批留学生，把国外学习的各种版画技术和艺术表现语言带回国内，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岗位和艺术园地里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先生不但在版画创作上成就斐然，同时对水墨、水彩、水粉等均有一定造诣。

先生擅长文学作品插图，曾受曹靖华之邀为鲁迅赞赏的苏联文学名著《铁流》等绘制插图和封面，成功塑造了许多生动的文学人物形象，深为读者喜爱。他的版画作品内容广泛，有历史题材，而更多的是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生活，他的艺术始终深深植根在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表现出他对人民的赤诚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同时他的作品形式多样：黑白版画朴素自然，追求对生活的真情体验和优美意境的表现；彩色版画清新明丽，充满对自然的热爱之情；他又是一位出色的铜版画家，作品体现出扎实深厚的造型功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多样、多产、创新，深植在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构成了艺术人生的主线。他创作的绘画门类是多种多样的。诸如：木刻、石版、铜版、丝网版、纸版、素描、水彩、水粉、国画等，有小巧作品，也有大幅历史画，堪称丰富多姿。他的画风清丽明快朴实，既有中国绘画的传统技巧，又融合西画的表现手法，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版画家，也是一名战地画家。在他充满传奇的一生中，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重要时期，创作了许多生动而又警世的优秀作品。15岁他就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木刻画《血的仇恨》，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他创作的《列宁与中国志愿战士》等版画　精品，曾获得中国版画艺术最高奖－－鲁迅奖。他还为陈毅、贺龙等老帅们画过像。尤其是他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时创作的素描《周总理像》，不仅貌像而且神似，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周恩来选集》等众多图书杂志以及纪念品将其选为封面。邓颖超也十分喜欢这幅画，为此特地将接到中南海西花厅当面向他致谢。

第一次见到邓颖超时才12岁，当时他在重庆育才学校读书。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到育才学校，同学们预先被通知到由破庙改成的礼堂听他们演讲。当陶行知先生向同学们介绍周恩来和邓颖超时，礼堂顿时沸腾了。那时，周恩来在重庆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人，更是学生们崇拜的偶像。演讲结束后，同学们纷纷涌向前台，请周恩来和邓颖超签名留念。挤不上去，就转身请邓颖超签名。邓颖超接过递过来的笔和本子，略加思考后写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签上姓名和日期，并大声地叮嘱说：“小朋友，要好好学习。”回到教室后，根据周恩来、邓颖超和陶行知三人在校园内亲切交谈的瞬间，创作了一幅木刻画《一个有意义的日子》参加学校画展，获得了师生们的好评。

第二次见到邓颖超是在重庆办事处。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迫于国内民众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呼声，不得不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因国民党不是真心和谈，无法取得实质性结果，历经艰难曲折，终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为了落实《双十协定》和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共南方局内组建中共代表团，由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和邓颖超组成，具体负责谈判和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事宜。这段时间周恩来特别忙，中共代表团任务也十分繁重，明显感到工作人员不够。经周恩来同意，决定从育才学校借用一些人参加具体工作。被安排在秘书处工作，专门为周恩来等人看报服务。任务是每天把《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上重要消息用红笔划成框，然后送给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阅览。除了这个工作以外，还要将秘书处交办的材料复写后，分别送给王若飞、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邓发、邓颖超等人。

　　一天，将文件和简报送给周恩来等领导人时，不知怎么把送给邓颖超的那份给忘记了。11点钟，邓颖超和周恩来从楼上下来，准备外出参加活动，正好碰到上楼，邓颖超喊住说：“小伍，你今天怎么不给我送简报啊？”一听慌了，才知道自己工作出了差错，急得满脸通红，站在一旁的周恩来看见的窘况，连忙微笑着对邓颖超说：“我那儿有一份，我们俩看一份可以嘛。”邓颖超也打趣说：“别的可以，文件应一人一份，男女平等嘛！”说完两人哈哈大笑。从此工作更加细心谨慎，再也没有出现过差错。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后，解放军画报社决定出一期纪念周恩来的专刊。他们请为该报创作一张周恩来肖像，这与的想法不谋而合。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静静地构思作品，反复回忆自己见到周恩来的情景，慢慢地感悟到了周恩来的内在美和精神力量所在之处，找到了创作周恩来肖像的”神”。为了准确地画好周恩来，找出了意大利《时代周刊》记者洛蒂拍摄的照片《沉思中周恩来》作为参考。这张照片拍的很好，真正展现了周恩来忧国忧民和鞠躬尽瘁的高尚情操。但这是一张晚年的照片，同心目中的周恩来形象有点不符。于是，他又找来童小鹏在40年代拍摄的周恩来生活照来参考，经过综合思考，充分提炼，仔细斟酌，反复修改，一幅栩栩如生的素描《周总理像》很快诞生了。

把这幅画像送给解放军画报社，社领导赞不绝口，他们认为这是一张浓缩周恩来一生精神的画像，是周恩来聪慧敏锐的思维、刚柔结合的气质以及伟大杰出政治家胸怀的综合结晶体，立即让人安排在《解放军画报》上发表。发表后轰动了全国，一时成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周恩来画像。

　　后来，邓颖超看到这张画像的印刷品时，连声说：“像，像，真像！”当得知此画的作者就是在重庆天天为她和周恩来看报服务的时，心里很想见见他。一次，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抗战时期孩子剧团的罗坚，让罗坚见到时代她问好。罗坚找到转达了邓大姐的问候，并说：“邓大姐非常喜欢这张总理像，大姐心里还惦记着你呢！”听后无比激动，连忙请罗坚将这幅总理像原件送给邓大姐珍藏。

　　邓颖超收到画像原件后非常珍惜它，特地让人把它悬挂在周总理乒乓球活动室墙上。1983年4月6日，突然接到邓颖超秘书赵炜打来的电话，说邓大姐想见见你，我们马上派车去接你来西花厅。在去中南海的路上，才知道自己是邓大姐因摔了一跤住院治疗出院后第一个要见的人，更是激动不已。因心情过于激动，见到邓颖超时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邓颖超见状忙说：“不哭，不哭，大家不是都挺好的吗！”止住泪水，说：“大姐，多少年了我都想见总理和您。”邓颖超也以同样的心情回答：“我也想你们啊！'文革'后期我和总理想见同志们，但又不能见。只要是朋友都不能见，怕连累你们啊！”接着她关心地问多大了。回答：“50多了。”邓颖超笑着说：“一转眼你们也老了，我头脑中总认为你们还是小孩子呢！”

　　叙了一会儿旧事，邓颖超充满谢意地说：“谢谢你把你画的恩来像送给我，我已经把它悬挂在总理活动室里。”她说：“你画的总理像我很喜欢，很像。你把总理的精神画出来了，把总理的气质画出来了，画像就是要讲神。这张像很像他晚年的神态。”（艺术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