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谁是纪念碑浮雕的创作者

　　很久以来，我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始终以为在天安门广场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巨型浮雕是刘开渠先生设计并创作的。尽管刘先生似乎从未说过，这浩大的艺术品是他一人所为。那么，如果还有其他人参与创作，这些创作者又是谁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笔者解开了这个“谜”。那天，我遇到了著名画家、88岁高龄的彦涵先生。这次见面所以令人兴奋，不仅因为彦涵先生是我国现代版画艺术的扛鼎者之一，也不仅因为他在晚年仍敢于创新、被美术界誉为“衰年变法”；更重要的是，他从家中拿出了一个纸页发黄的笔记本，上面清清楚楚记录着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全体创作者的名单。

　　彦涵先生指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姓名说：“你不是问谜底是什么吗？这就是谜底，就是这个几个人的集体！”随后，他便缓缓地讲述起自己参加和了解的浮雕形成的全过程。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首都北京建立一座缅怀为国牺牲者的纪念碑，并听取各界建议，决定在纪念碑身下部装饰以革命斗争历史题材的浮雕。1952年专门成立了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并设立了美术创作组。这个组基本上由美术家和雕刻家组成。中央决定美术创作组组长由著名作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担任，常务副组长由雕刻家刘开渠和画家彦涵担任。吴作人亦为名义副组长。

　　“为什么会找您担任领导呢？”听到我这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彦涵宽厚地笑了：“这要说起来，可就话长了——”

　　彦涵19岁考入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艺术院校之一——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一大批从法国美术最高学府归来的中国画家在这里任教。林风眠、潘天寿、方子民等人的名字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已是如雷贯耳。抗日战争爆发，艺专师生撤到长沙。在那里，热血青年彦涵有幸听到毛泽东的老师，中国共产党元老徐特立的讲演，顿生参加八路军的热望。不久，这位杭州艺专的高材生就毅然投奔了抗日民主圣地——延安，并进入鲁迅艺术学院。之后即奔赴前线。在清凉山下的窑洞里、在敌后根据地的青纱帐里、在险象环生的秘密战线上、在解放大军席卷全国的进军中、在翻身农民的血泪控诉里……彦涵被锤炼成一名革命战士，他拿起了枪，但没有放下画笔，把笔也化为了另一种武器。他的作品充满了历史烽烟，难怪毛泽东有一次在看他的木刻时会说：“刻得好，很有气势。”

　　正是因为这样的人生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风格，使郑振铎把他视为美术创作组负责人最合适的人选之一。他亲自点将：“彦涵懂战争呀。他打过仗，对人民军队有切身感受。”加上刘开渠又曾是彦涵的老师，合作起来会很默契。于是师生俩同时挑起了这副必定要载入共和国艺术史册的重担。刘开渠主要负责雕刻方面的一系列组织工作；彦涵主要负责画稿设计的组织与协调。

　　说到这里，彦涵告诉我一件趣事：最初的浮雕创意是要做10块，其中还包括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后来大概是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说了话，认为黄巢没有站住脚、李自成的起义军进城就腐化，均不足为鉴。于是原创意的10块就改为了8块。这8块浮雕均由我国美术界的数员“大将”担纲，彦涵、刘开渠二人也直接参加创作。艺术家们的分工如下：

　　《虎门销烟》：画稿创作者(以下简称“画稿”)艾中信，雕刻创作者(以下简称“雕刻”)曾祖诏，助于李祯祥

　　《太平天国》：画稿李宗津、雕刻王丙召、助手谢家声

　　《武昌起义》：画稿董希文、雕刻付天仇、助手张丈新、祖文轩(女)

　　《五四运动》：画稿冯法祀、雕刻滑田友、助手王鸿文、吴汝钊、夏肖敏

　　《五卅运动》：画稿吴作人、雕刻王临已、助手李祯祥

　　《八一南昌起义》：画稿王式廓、雕刻肖传玖、助手王卓予

　　《抗日战争》：画稿辛芒、雕刻张松鹤、助手陈淑光(女)

　　《胜利渡长江》：画稿彦涵、雕刻刘开渠、助手刘士铭

　　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彦涵先生当场拿出了三易其稿，最后经毛主席周总理审定的《胜利渡长江》的画稿复印件 (原件送交国家有关部门收藏)。同时还拿出了初稿、二稿的草图。三张草图一比较就会发现，初稿中的解放军战士都戴着钢盔，后两稿都改为戴布军帽了。

　　就在记者细细端详着这些草图、画稿忙着从各个角度拍摄时，彦涵提醒我，别忘了看笔记本的另一页。那上面同样写着密密麻麻的人名。见到我投来疑惑的目光，彦涵解释道：“这些都是参加制作的石匠师傅，不能让他们成了无名英雄。我们画家、雕刻家管的是画稿、是石膏模型，真正一斧一凿的，还是他们。不要忘了这些来自太行山脚下的师傅们。”

　　下面就是“他们”的姓名——石雕组组长刘润芳，副组长王二生，工人：高生元、刘秉杰、刘兰星、冉景文、曹学静、辛庆甫、高玉启、刘庆生、曹邦玉、曹风丙、刘印登、刘志惠、刘典木、刘纪银、刘银奇、杨志金、刘志丰、王胜洁。

　　在这些工匠中，除一名为河北武强人外，均为中国石雕之乡——河北曲阳人氏。

　　“为什么后来在浮雕的创作者中看不到您的名字呢？”问话一出，我自己都觉得唐突，但这又是最关键的疑问，不能不说。

　　彦老的回答非常简单，也很好理解：“原因是我在 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创作组中还有4位也错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纪念碑落成时，我们‘当然’就‘消失’了。”

　　我最后问彦涵先生，50年过去了，您现在重新审视这些浮雕，有没有留下一些艺术上的遗憾。他坦率地告诉我，艺术总会有遗憾，但这件作品最大的遗憾是把我军指战员的形象塑造得有些“偏老”。他进一步解释说，无论是在红军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指战员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个个生龙活虎，现在浮雕上的形象都显得过于“成熟”了。再问他，在个人的声誉方面你感到有什么遗憾或损失时，他答得十分干脆：“没有。”

　　临别时，近90高龄的老人和他同样高龄的夫人白炎一定要把我送出门外。看着在秋阳秋风中站立的彦涵，看着他一头飘散的银发，我反复回味着他的两句话——

　　“浮雕创作者之谜，谜底就是集体。包括那些农村来的工匠师傅。”

　　“被苦难打了倒的人会诅咒苦难，而没有被苦难打倒的人，却会在另一种意义上感谢苦难。”

　　（秦晓鹰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