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的是真实的自我

宝林是中国画坛的多面手，他早年从事人物画的创作，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专注于山水，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成绩，从艺术成就上看，山水更为突出。其实，艺术这个行当，各个门类是相通的，何况绘画中的人物、山水，仅体裁、样式不同而已。宝林正是因为绘画造型基础的功力比较扎实，又善于思考和钻研，从人物转向山水显得很自然，不了解他经历的人，还以为他一直就是画山水的呢！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学习期间，他原本就很爱山水画，对可染先生的艺术成就尤为敬佩，并得到了可染先生的传授与教诲，只是服从了当时学校的决定，从三年级起分到了人物科，毕业后又分配到海军美术创作部门，促使他在主题人物画创作方面做出了一番成绩。成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他个人的创作成果，一是他的组织、领导工作。海军的美术工作之所以搞得有声有色，“万里海疆”的展览之所以如此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是和宝林当年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在中国画的品评标准中，历来讲究画品与人品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认为人品不高，画品也绝然上不去的。画家的修养、品性、素质，有形无形地会在画面中表现出来，这应该是普遍的道理，不应有中西画之差别。不过中国画(尤其文人画传统)不像西画那样侧重于造型，而在运笔用墨中更为明显地流露出艺术家的秉赋与气质。读宝林的画，不论人物还是山水，总给人一种凝重、厚实、稳健的感觉，这和我们平素与他交往所获得的印象是一致的。宝林为人厚道，处事谦和，热心于公众事业且有奉献精神。在艺术上他有敏锐的感觉，但他不是“才子型”的，不是靠激情、才赋进行创作；也不是“技术型”的，不是单纯地靠自己的功力取胜，他属于“内秀型”的画家。他聪敏、有悟性，又勤奋、扎实、肯钻研，在气质上有点接近他的老师可染先生，属于“苦学派”。在艺术上他不走捷径，不耍小聪明，老老实实做人，诚诚恳恳作画。在中国画坛的风潮涌动中，他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和艺术修养判断是非曲直，而不盲目追随时髦风潮。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人质疑中国画的存在价值，否定20世纪水墨画的成就，他却不以为然，坚定地相信中国画在世界艺坛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有广阔的前景。正是从这时起，他用更多的精力研究笔墨。同时，他又从“新潮”中尽量吸收一些有益的养分，如构成因素和色彩运用等。他基于这样的思考：中国画一要继承，保持它的精华；二要发展，赋予它新的表现成分。在发展中，内容的变革是第一位的，但形式的变化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内容的变革主要靠自己对客观的观察、体验和研究，在山水画中，重要的是写面对自然的直接感受，这是可染先生一生持之以恒加以倡导的，这也被宝林视为不可动摇的创作原则。宝林从80年代起一方面更全面地学习和研究可染先生在山水画领域内的成就，领会“李家山水”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他也艰苦地思考与探索，如何结合自己的情况，走出一条有个性特色的新路来。假如人们向宝林发问，他这十来年中做了些什么，我想他会做以上回答。

我以为宝林的山水画创作最显著的特点是有感而发，他的作品有实实在在的内容。从在美院做学生起，他就树立了信念，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艺术家必须到生活中去观察、体验和分析研究，积累素材，在这个基础上酝酿构思，进行创作。这十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和新疆等西部边陲地区，饱览祖国山河之美，从中吮吸养分，以获得艺术灵感和创作激情。他边看边记，时常随手用最经济、最简练的手段勾画触动他感情的那些景象。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他常常对景写生，这些写生多数成为尔后创作的素材，也有一些只需稍加润色，便是“成品”。不过宝林一般不满足“小品”，而希望画出有分量的作品来。他时常在大尺幅的纸张上，用雄健有力、错落有致的笔触，安排他心中的丘壑；用点、擦、皴、染来丰富画面的表现。宝林是富有激情的艺术家，只是在创作过程中他适当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理智地处理画面的整体与细部。他注意构图整体的“势”，也注意局部的“质”，每幅构图往往反复加工，直到较为满意为止。

宝林受的学院教育是中西融合型的，也就是说，他在中国画系学习期间，除接受中国传统书画的教育外，还接受了来自欧洲的以素描为基础的造型训练。前者着重以线为主的平面描绘，后者侧重于立体的块面造型。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明显地存在着的。在他的老师当中，有许多人，包括对他的艺术影响很大的可染先生在内，都一直在探索如何在中国画的创造中，吸收西方造型观念和技巧中有益于中国画的表现因素，以适应时代审美的需求。他们——蒋兆和、李可染、叶浅予、李苦禅等先辈们，都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宝林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简单地说，他原来从事的人物画，以素描造型为主要手段，而创作水墨山水，也可以适当运用体面造型，但更要借助笔线墨色来营造气氛、情绪和创造意境。近20年来，宝林做了许多“补课”的工作，较深入地研究中国书画传统——文人画和文人画以前丰富的民族绘画遗产，研究笔墨和研究画面造型。可染先生的山水画是他研究的出发点和重点，他走的也是可染先生指引的道路，努力在中国画中有机地融合西画的造型与表现因素。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宝林最大的一点体会是：中外古今的绘画创造，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它们的本质是一致的，表现手段虽有差异，但可以相互补充，不过补充的目的不应该是改变原来的特色，而应该是使其更为鲜明。在他的画面上，可以看出他的素描造型功力，看出他的西画修养，只是这些功力和修养都被用来为写意体系的“中国画”服务，两者的结合比较自然。 与此同时，民族传统绘画的许多瑰宝，如汉画像石、敦煌壁画等，对宝林的山水画创作也有许多启发。他学习和研究这些艺术遗产，全面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并注意技巧、技法的吸收与改进，使画面的肌理、色彩、层次和空间的表现更丰富，更具有艺术感染力。他追求的目标，是在忠于客观自然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画面上他力求绘画语言的变化与生动，力求点线面和色彩的交响与组合，力求画面的厚实与深度。传统文人画淡泊、清逸的平面性和民族传统壁画重彩的语言，西方写实绘画的体面造型与现代绘画的构成、抽象，要巧妙地糅和在一起是困难的，宝林则机智地处理“融合”这个课题。他立足于民族绘画的格调与趣味，为表现的需要而“不择手段”，在这一点上，颇像他的可染老师；还有他的“倔”劲，似乎也是从老师那里受到的感染。只是宝林不机械地重复老师已经做过的，而是学习和继承他的精神，力求用发自内心的语言说话。因此，他的画有自己的个性面貌，有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烙印。我们在宝林的作品前面，感觉到一种开放的气氛、创新的追求和对民族传统深爱的感情，还感觉到他的真诚与“固执”，这构成他不同于别人的独特风格。近几年来，他正在强化自己的风格面貌。不过他懂得，风格的形成与完善是个自然的过程，是和自己的生活经验、全面的艺术造诣密切联系着的，着急不得。所以他既努力追求，又以平常心态对待之。他沉稳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他在作品中呈现的是一个真实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