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愁前路无知已

振宽先生的画其实无须多说，他的画面感觉已经给了我们很多享受。在某些场合，人们把他与他画焦墨山水的画家放在一起谈论，这是不对的，在我看来，振宽先生在他酣畅淋漓的焦墨运用中蕴涵着他特有的柔情，这是比较罕见的，许多西北地区的画家容易走极端，将笔墨的表现等同于造型或造像，使得画面僵硬有余而弹性不足，显然，如果一味寻求画面的苍茫浑厚，因而堆积大量毫无灵性的墨汁，不仅造成了刻板的样式，同时还会在这种无意义的追求中不知不觉走进死胡同。在西北的中国画家里，做得最好的是石鲁，石鲁的有些作品（而不是全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称之为现代中国画里的经典毫不为过。但是，在我的视野中，石鲁周围的画家，不管是同代人还是后辈，极少有人像石鲁那样的才情和认识，他们没有吸取甚至不懂得吸取石鲁的营养，实在是可惜得很。

有的评论者把振宽先生和黄宾虹先生比较，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实际上两者所处的生态环境差异太大，可比性很小，因此我以为，外表的某些类似不足以说明问题。当然，任何画家能够取得成就都不会是凭空产生，都会或多或少传承前人的经验。在现代中画坛上（主要指山水画），黄宾虹对后人的影响力是越乎寻常的，我可以历数许多得他恩惠而有所建树的画家，并从他们的作品的背后窥见黄氏的影子。振宽先生有黄氏画法的痕迹，这一点是无疑的，但由于地域的关系，关键还是由于对艺术的理解不同，振宽先生并没有真正进入黄氏系统。除了山势地貌的差异，最显著便是笔墨上的深浅，我想，即使黄宾虹去画大西北，画黄土高原，也必定与他画江南山水大致不差。对于一个成熟的画家来说，对象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我早说过，很多画家辈子尽管画了成千上万张画，其实却只画了一张画。

在当下，从事中国画实践的画家面临着这样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在市场这一块如鱼得水，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换句话说，他们仍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画的权威地位已经旁落，在文化潮流中成了配角，失去它以往唯我独尊的形象，它的学术性遭受着重多质疑。这是因为，当代社会所要求的艺术是多元化、多样性的艺术，它反对定于一尊的观念，抵制一成不变的程式化。例如，年轻一代画家都将自己的作品冠以“水墨画”，激进一些的更是将水墨之前冠以“实验”二字，这说明，潮流的速度和力量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传统的画种正经受着强烈的冲击。我觉得，振宽先生与他那些有志于继承传统的同代画家一样，具有一种既定的模式：画向传统面向生活，同时又力求创新。这是一个看似古老的话题，不仅在中国画，其他画种如油画、版画之类都一样，如何在原有基础上扩充表现力，使其与变化着的时代相适应，是画家们绞尽脑汁思考的事。但是，中国画的情况更加特殊些，因为它背后的文化支撑更为显著，它不单是一个“画种”，同时还是一种文化的形象化表征，譬如有些人将它与京剧并称为“国粹”，那么，国之粹何在呢？如何解释呢？我的观点是，中国画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无法做过多的具体分析，这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它的局限所在。

振宽先生喜欢浓重的画面效果，敢用焦墨枯墨作画，这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不光是振宽先生，在当代中国画家里，有许多人为追求画面的厚重和结实，于是不惜堆积笔墨，弄得密不透风，最终不过是一片死墨而已，因此特别需要引起重视。当我们评价某件作品厚重结实，并非它黑它密，说到底，厚重是一种气质，古人区分逸品、神品、妙品、能品均出自气质不同，结实则是一种方法，因画家的趣味不同而结果相异。我看到大多数画家用黑的密的输入法是出于无奈，他们驾驭画面的能力不够，笔墨质量的毛病太显著，因而以繁琐来覆盖和遮掩缺憾，表面看来似乎有一定效果，但根本上，这种遮丑的办法是适得其反的，娘胎里的病不可能用整容的办法去改变，明眼人都知道什么叫做天生丽质，什么叫矫揉造作。振宽先生的特点是，他有底子，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把握目的的能力，他在营造画面气氛时已非刻意，随意的挥洒和率性的表达成了他的绝招，一般的画家若像他那样不断堆积，或许早变废了，而振宽先生却从中大大获益，他的某些作品（像石鲁一样，是某些作品而不是全部）相当精到，无论在用笔用墨方面，还是整个画作体现的视觉感，都让人充分的信任。说实话，我对中国画的前途始终不太看好，在我的一些文章中也经常就这个问题做过探讨，但这不妨碍我欣赏当代中国画里的好作品。

我还想说，地域性对于画家来说既是营养又是制约，例如曾经活跃在画坛的长安画派、岭南画派、金陵画派等等，它们都带有典型的地域特征，这种特征成就了一个画派的名声及地位，一定程度上又抑制了它创造的持续性，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是它们的通病，况且，上述画派都是在整个画坛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产生的。如前所说，当代社会是全面开放全面交流的社会，在此境遇中，如何使地域性不成为画家障碍，是一个突显的问题。

在人们的印象中，岭南画家的作品不免带有艳俗的色彩，而江浙一带的画家则总是穿着文人画外套，西北地区的画家似乎逃不了天生的土气。这是为什么？其实，本质上它们均是不同地域的文化趣味的反映，譬如广州那块地区的市民文化相当突出，江渐这边却不自觉浸染传统文人习惯的东西，西北地区相对而言比较闭塞，市民文化和文化趣味都难以立足，所以土气则是顺理成章了。古典学者丹纳在研究艺术史时归结为三个要素，即气候、地域和环境，虽不能死搬硬套，具体到某个现象上还是很有道理的。我在广州或在西北，从来没有看到过那种纯粹的文人画家，在那里的画家笔下，即使出现文人画的用笔或构图，也只是表皮，趣味的培养经过日积月累已成为人的第二自然。有的评论者强调振宽先生画中与黄宾虹相似的样式，可能是出于另外一种解释，某些方式的借用或移植仅仅是外壳，内核才是真正起作用的。

振宽先生在许多年的勤奋探索中把握住了画法上的独特性，在西北画坛乃至整个当代中国画坛建树了自己的形象，可以说也是有意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