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创造与时代同步——陈忠志艺术探索的轨迹

中国人物画的历史悠久，曾出现过光辉的高峰，也形成了独特的人物画理论体系。但到了晚清文人画的末流，因袭守旧，远离现实，而日见式微失去了艺术的生命力。

近代以来，西方写实绘画的引进，既给画坛以冲击，又给古老的中国画注入活力。人物画革新的先行者们，面向现实，创作出呼唤民族觉醒、别开新生面的作品。给后来人物画的发展以重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我国画界又学习、引进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的创作方法，曾涌现出一批主题思想鲜明、艺术风格新颖，揭开了中国画人物画历史新篇章的作品。这些昂扬着时代新风的艺术创造，有相当一部分出自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中青年画家之手，他们朝气蓬勃，艺术感觉敏锐，一时群星灿烂。陈忠志是其中成绩不凡的一位。

当时活跃在画坛上的新星，如周昌谷、杨之光、方增先、卢沉、陈忠志等，所创作的新形式、新语言，与时代精神相共振的作品，无论从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审美心理、乃至接受对象等角度来观察，都发生了空前的全方位的变化，无庸置疑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价值。

陈忠志五十年代末创作的《黄河之鹰》等作品，就很富有时代的独创精神。在《黄河之鹰》中，画家用独到的审美眼光发现了从封建文化“最底层”解放出来的中国女性，走上建设工地，她屹立高空、指挥调度的“英姿”，像雄鹰展翅一样矫健，画家塑造的这个女性形象的“形体动态”，既有造型的美，又富涵象征意义：她成为妇女解放的象征性符号，成为历史文化转型的审美定格，成为民族昂扬奋发的音符。画家融社会文化的革新与绘画形式语言的创新于一体，画出了“中国风格和中国道路”（邓拓评语）。使传统水墨画艺术的魅力在新时代得到张扬。

陈忠志五、六十年代的创作最闪光的亮点是丰富的感性真实。他塑造的人物，如在《评五好社员》、《送跃进粮》等作品中，都是世代生活于黄土地上的农民，他(她)们对社会主义充满信任和真诚，他们淳朴厚道、勤劳节俭，又各有各的性情脾气，画家把他们的心理、渴望与生活状态作了生动入微的艺术表现。随着时日的推移，已越来越具有文物价值，犹如延安木刻一样，具有历史插图和形象地记录那段历史的作用。重温这些再现当年生活和人物情状的画作，有看到当年老照片的感觉，顿时唤起百感交集的回忆。历史具有不可重复性，绘画中丰富的感性真实、情感状态，若不是身居其中同样难可重复。“一个时代只能够由它自己的艺术家来再现”(库尔贝)。因而弥足珍贵。

陈忠志于改革开放初期创作的《黄河儿女》，是五、六十年代主题性创作思想的延伸、完善和更加走向成熟。这幅画被选进小学课本，作为中国少年儿童艺术启蒙读物，决非偶然。从作为主体群像的儿童典型形象的塑造，从众多人物多种情态的个性刻画及登高远望、高昂情绪的复杂统一，到革命正义性、人道性所获得的军民和谐与水乳交融，以及象征民族的黄河波涛、峥嵘河岸，都汇拢、聚集、指向希望明天的宏伟主题，具有宏大叙事的广度和深度。艺术形式的工笔画、年画特点，写实技巧与线描观念的融会造型方式，又流露出文化民族性的追求与思考。语言的质朴、情调的明快，动人以情思的艺术魅力，都达到时代的水平。

如果说陈忠志的创作可分为两大阶段，那么七十年代末以前，他创作的《黄河之鹰》、《评五好社员》、《黄河儿女》等可作为第一阶段的代表作，这个阶段主要在研究、探索素描体面造型与线描形式的融合，特别是用中西融合的写实造型语言来表现社会重大主题的潜力、方式与可能性。这是时代提出的学术课题，陈忠志的艺术实践说明他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作出过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历史局限性。

中西融合创造新型中国人物画的学术课题，决非一蹴而就的短期之功，而是几代学人不断努力的前进过程。进入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日盛，振兴民族文化的呼声愈高。陈忠志与时代同步，把学术探索的主攻方向放在水墨写意方面来。他画肖像、戏曲人物、抒情小品，又画动物、花鸟，还画山水。在多个领域研究水墨语汇、句法结构、媒材效能，探求写实技巧充实、提升意象造型的方式，以及主题性创作的意境创构，并越来越深入的探索水墨画中的诗境与象外之象的创生问题，而且把他的探索扩展到多个画科之间的互通与互补。这从他一系列的创作中，可以看出他曲折前行、韧性求索的轨迹。

中国是诗的国度，绘画中亦追求诗境，这是我们的珍贵遗产。陈忠志的创作富于文学性、浪漫的抒情性。他十分讲究构思、造境，讲究语言的推敲、形象的锤炼，追求画境空间的空灵与精神性的荡漾。他的这种内在艺术气质，在《黄河之鹰》等作品中已有流露，以后又深刻地影响到他对写意笔墨形式语言本身的探索，他把笔墨形式语言的探索与意象的创造、意境的创构紧密结合起来进行。

《功勋与流逝》可说是一幅承前启后的作品。他开始探索水墨写意语言塑造象征性意象与结构意境的主题性创作。画家把战马作为意象塑造的象征性主体，把饱含丰厚文化积淀的咆哮黄河形象作为精神环境，推出了英雄长眠、战马默哀，悲歌一曲从天落的绘画意象。笔墨洗练、凝聚着无限悲情的战马形象，在画家的构意造境中，此时无声胜有声，让人荡气回肠。这件创作尽管还不尽如人意，但东方浪漫抒情的基调，已经初现端倪。我想强调的是，画家重创意，重提炼，重诗境空间的营造和“境生象外”的艺术追求，丰富了主题性创作的艺术思维方式。

这幅画所深涵的悲剧意识，悲情思维，悲悯情怀，发人深思与警醒。中华民族脊梁的英魂和他们的卓著功勋，能像这东流去的波涛一样“流逝”吗?忘怀吗?抚今追昔，不禁让人扼腕长叹!

陈忠志的创作，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末，基本上以写实的方法为主导，大体上可以归类于现实主义传统的范畴。进入八、九十年代，特别是二十一世纪初的几年间，则越来越向传统写意回归，更倾心于东方浪漫主义的追求。他的《沐浴》写意的笔法酣畅淋漓，团块结构与线的舞动相辉映，体面过渡的起伏感与雕塑般的整体感相互补，那湿淋淋的浑朴感，让人联想到汉代石雕的浑囵气象。他的一系列肖像作品，《长安老汉》堪称代表，该画以线构架，结构严整，离披点画的淡墨，薄敷于线的间架结构间，潇洒、率意，游刃有余地把老人的神气秉性活现于笔墨间。他的《草原的风》、《宽厚的草原》、《我愿化作和平鸽》等则又以线造型，有的辅以皴擦，有的纯以白描为之，其线条追求韧性中的力度，或柔性中的韵味，或单纯中的高洁，把东方女性的豪爽、母性、神韵、高贵演绎于线条勾勒之中。《关云长》则不但讲究线的节奏而且在取势中注入了线的飞动与旋律，把个神武将军非凡气概定格于画面。古代的十八描是类型化的，陈忠志的线描则“因地制宜”，因对象的性质而变化，是性情化的。

陈忠志的《黄土雪》是一件洋溢着清醇之美的作品，画中逆光语言的运用，既别出心裁又浓郁了烂漫抒情的情调氛围。他的《打草鞋》等又在探索逆光中的水墨没骨造型法，在意象表现中使水墨的潜能、趣味、内涵，在陌生化审美效果中得到新的开发。

而他的《地动山摇》则充满浪漫主义激情，可说是没骨造型与以线造型在意象表现中的有机融合。焦墨浓郁厚重，干涩中间以飞白，湿彩润泽，迷离中如烟似雾，整体结构气势跌宕、淋漓顿挫，似乎画家在追求飞动的“狂草”效应。笔笔气脉连贯，势若奔雷，让人想起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写出的“天地为之久低昂”的诗句。在脱略形似的写意笔法中，乡土情怀，黄土地意识，文化振兴的民族精神得到充沛的揭示。曹丕文论主张“文以气为主”，书家更提出“学书必先作气”，气在中国美学中是个重要的美学范畴。这幅创作的突出特点是“气”，通幅驾御以气运笔，汪洋恣肆，气概成章。画家意在追求民族的至大至刚之气，天地浩然之气，追求现代水墨写意画中的汉风唐韵。虽然笔墨造型尚未达到尽善尽美之境，但与传统的精神相契合。可以看出画家力图以绘画意象展示走向民族振兴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可以给我们以启示：意象美学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可以焕发出激动人心的异彩。

艺术探索的路还很长，尚存在着过程中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与不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画家富有历史意识地迈出了自己坚实的步履，难能可贵。

2006年5月于北京马坡花园大道酬勤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