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收获·欢乐》及其他

1961年毕业后到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任教

在这本壁画集即将出版之际，我的心情异常复杂。1982年，即十九年，这幅巨大的壁画终于完成了――就像诞生了一个孩子，而且是我们的头胎。本书的出版是献给这“孩子”的生日礼物。然而一年前――2000年5月，这幅壁画被拆毁了――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夭折了。这无异于一次谋杀。所以本书又是一束祭奠的鲜花。所幸的是出版界的朋友并未忘记她曾经存在过的价值而毅然将她精印成册以抚慰我们哀痛的心。

时间飞快，完成那幅壁画已过去十九年了。人也老了。绘制壁画的经历与其说是运用智慧和技巧，不如说是用一种精神，用毅力、勇气，用信念和对美的向往去完成的。所以，凡大艺术家不仅应具备绘画的技巧，更应具备足以发挥技巧的精神品质。

1982年北京饭店大壁画接近完成时与女儿字升降机上

绘画（包括壁画），是应用美的形态通过载体显现在公众面前，让人欣赏，让人共鸣，同时也教会人们如何运用美的观念去思考。而不是孤芳自赏的清高，不是故弄玄虚的标榜，不是剑拔弩张的张狂，不是远离公众的自我炫耀，同时，更不是一件欺世的“皇帝的新衣”。一切都是可以评判的，可以捕捉的。

那面墙很大：宽17米、高5米。壁画在墙上应该好看，更应该与环境和建筑和谐，它应该是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壁画的主题、风格样式和情调意境都应与原有的建筑形式与使用功能和谐一致。

自1961年到1980年的二十年时间里，我们一直从事着民族工作，研究民族文化、体验民族生活，使我们自己的生活与边疆的生活始终联系在一起，因而促使我们的灵感多来自远方。在我们心中深刻上原始质朴、馨香与神秘莫测的民族生活的印记。所以一个民族团结、智慧、劳动与欢乐为主题的构思雏形便形成了。自古至今还未曾有过这样众多民族合璧一处的大作品，它是大中华一统的文化象征。

以中国人的精神吸纳西方文化，以现代人的理念去评判古人的成就，我们从来都是站在这一立场的。中国壁画的传统风格是装饰风的，敦煌、克孜尔、永乐宫以及一切寺庙道观和墓穴中的绘画无一例外的呈现为装饰风格。这一特点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古代壁画艺术在世界上是独特的，它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审美取向。然而传统的魅力，不在固守旧窠，而在爬出旧窠。而我们，在二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中已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1960年董希文先生带领我们去敦煌，听先生讲解，在他指导下临摹。在理解佛教艺术中的人文精神及绘画的装饰法则上，先生给了我最启蒙的教育。可惜，文革来得太快，先生过世又太早，我没有得及做更多得实践。70年代初，幸遇黄永玉先生，并见到他在挨批判时的一批作品，深得启发。于是我和周菱开始画了一批重彩画，使我们在视觉经验上获得了新的空间并以抽象的意念和构成的手法锤炼了装饰艺术的语言。这些画得到了黄永玉先生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得到我的老同学丁绍光的热情赞扬。丁绍光在1978年5月10日给我的信中写到：“……看了你给云南的三幅画，特别是新画的两幅画，你想象不到我有多么兴奋！昨夜几乎彻夜不眠，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你在大步的前进，中国新的文艺复兴伟大情景，通过你的画似乎正在清晰起来，她快要到来了！……”周菱在给傣族长诗《苏文纳和她的儿子》所作的插图也充分表现出她的装饰艺术领域上的卓越才能，因此，她荣获了1979年全国插图大展的一等奖。没有想到的是：70年代我们所做的这些努力在80年代初的这幅壁画上找到了一个一显身手的机会。

整个创作过程是漫长的，壁画主题以及与建筑环境相适应的装饰风格也已确定，如何在白描稿中体现是至关重要的。白描是全面的基础框架、是作品的灵魂。

在长17米、高5米的大墙上如何处理右侧大门所造成的缺口，以维护画面的均衡与稳定，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几经周折，我们在大墙的主要面积上，即墙的左上侧部分设计了一个巨大的椭圆形，以它和右下侧的门的方形形成左圆右方的均衡与对比的态势以期墙面的稳定。在后来的草图中，这椭圆形内设计了一组各民族欢乐舞蹈的场面。而右侧的大门又与壁画中的人物、花鸟联系在一起考虑，使这本来碍事的大门化为壁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围绕大门的左右上方我们设计了花与鸟的图案，左方的花鸟与新疆各族人物相接，而右方的花鸟则与佤族、景颇族姑娘相连。门的正上方设计了一组顽皮而略有人性化的猴子家庭。如此设计，便使门成为壁画的一部分，而不再是破坏画面完整的缺口了。然后用两条横向平行线将17米长的墙面分割为上中下三层并与上述的椭圆形交叉分割出几个独立的局部，将各民族的形象与动植物形象分组置于这些独立的空间中。一种超越于自然形态的，具有主观情感的和谐秩序形成了，这一基本构成决定了人们远观壁画时的大印象。昔日，董希文先生常说：“画要远看惊心动魄，近看奥妙无穷。”这是他对绘画，尤其是对壁画的最高审美理念。

当整体构成的大气势确定之后，安排局部、刻画细节、塑造形象，并以此一一造势于全局，精雕于细微之中便是重中之重的大事了。

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我们摈弃了一般装饰画中人物形象缺乏生活基础程式化的符号式的弊端。我们不赞成这种失去生活真实和艺术深度的浮浅作风。而是以真实形象特征及服饰特点为依据加以概括、提炼，并纳入线的疏密与节律之中。

全画共分11组，有72个人物并有上百只鸟兽。有渔猎、放牧、采撷、播种、收获以及欢乐歌舞。各民族富于特色的器皿，造型各异的生活，生产用具和船只按构图所需分置于各族人物之中，象征着智慧和创造精神。而收获后的欢乐舞蹈成为壁画情绪的高潮，也是构图的中心。壁画底层正中出现的一组母亲与儿童的群像表达了母爱，寓意着蓬勃向上的精神与旷世不灭的生命力。我们用了三个月的实践画完了白描稿（现藏于中国美术馆），当白描稿上墙之后，吴作人先生看了，说：“我看白描就是不上色也很好了。”足见白描稿在“应物象形”、“疏密有致” 、“韵律节奏”与“气韵生动”上狠下过一番功夫的。吴作人先生的肯定使我们在创作的关键步骤上松了一口气，吃了一粒定心丸。

在色彩上，从主题需要出发，从与建筑相和谐出发，从中国人传统的审美出发，强调色彩感情的表现，而摈弃固有色及条件色的一般色彩规律，强化了主观的取舍。在温暖的色调中追求大的色彩布局，在整体节奏中追求冷暖变化，不管画面形象的固有色为何色，都要服从整体的色彩结构所规定的倾向，以期壁画在远观时的色彩感染力。

刻画形象时，不是简单的单线平涂，而是按形象的结构以“高染法”作为基本的塑造方法。形体中凸起的部分用暗色，凹陷的部分则用亮色画，于是形象有了立体感。其实，这在传统绘画中早就出现过。然而我们不希望“高染法”破坏了线描的原有韵律，因此在处理线与色的关系时就要保存白描的韵律，避免上色后冲淡了线的作用。围绕着线条我们根据形象的需要用暗色衬托亮的轮廓或用亮色来衬托暗的轮廓，不仅线的作用保持了，而且得到了更丰富的空间层次。用明、暗相互衬托来处理轮廓线的方法，使我们想到塞尚和莫迪里阿尼，他们使极高超的大师。

人物的面部没有画上过激的表情，则是让他(她)们都处于平静与超然之中。人的喜怒哀乐是瞬息万变的，而绘画却是静止的。如果在一面持久不变的墙面上，画上许多持久不变的过激表情，会给凝神的观众以虚假和难堪的印象。表情本来是转瞬即逝的却硬要凝滞不动地呆在墙上，而且长久地呆在墙上，再灵动的神态也会失去魅力的。

在人物形态上，要解决动与静的关系。把动寓于静中，不论是劳动或收获，也不管是歌者或舞者的动作如何，我们都使他（她）的运动回归到宁静于安定之中。用朴素自然代替忸怩作态，使整幅画的运动起伏活跃而不喧闹，在恬静的秩序之中又可见其内在的热情，以保持壁画在建筑中的安定感。

除了众多人物之外，出于主题的需要和装饰美感的需要，还画上了郁郁葱葱、花繁叶茂的植物，各类飞鸟、动物以及各民族的生活用具及器皿成为人物不可缺少的背景。大自然和人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体现了人在自然中求生息的相依相从的关系。我们根据每一组的民族特点分别点缀了南方、北方和海洋的不同花木和海生植物，以装饰语言烘托特有的民族风情。而鸟、兽、鱼类则放在牧人、猎人和渔民的身旁，鸟兽是人类最亲密的朋友，要尽量画得可亲而又富于个性：牛得忍耐和憨厚，马的英俊和彪悍、猴的顽皮和敏捷、狗的忠诚和机警……还有隐藏在幽暗而神秘丛林之中的各种野兽，使丰富、奥秘、永恒的自然与人结合成一个完整的宁静王国。

壁画不仅表达对民族团结、创造与欢乐的赞美，也表达了天、地、人，自然万物的和谐依从，天人合一这一角度更为宏观的主题。今天，对生态遭到了严重损害的世界来说，意义尤其重大。

在这85平方米的“国土”上，我们幸运地做了一次“上帝”和“国王”。我们“创造”并“主宰”了一块乐土。

回忆整个过程，从最初的构想到案头工作，从设计草图到上墙绘制，在脚手架上、在升降机里爬上爬下，前后达两年之久，可谓呕心沥血。没有任何助手，全凭我们二人自己来完成。因为任何助手都无法把握我们原创的精神，也不能准确表达我们对绘画形象的感觉。这在全国众多壁画的创作过程中是绝无仅有的。在此历程中，有艺术创作的工作，也有许多必不可少的杂事：刷底料、算比例、打格放大等等。就其工作方式而言与其说我们是艺术家，倒不如说更像可工匠。虽然辛苦，但认识到一个幻想的、半极乐净土式的世界将在我们手中诞生时，内心是快乐的。扪心自问，我们毕竟是用自己的双手诚实地劳动过。

在长达二年的创作历程中，不管我们经历过怎样的烦恼和彷徨，都必须维持一个始终如一的激情，要以科学的态度去寻找应有的工作程序，疏忽哪一个环节都会前功尽弃。我们必须把创作的冲动储存起来，一点点地施放这股能量。这需要忍耐、意志力和对信念的忠诚。从而考验了我们作为艺术家所应有的品格。

然而，时光飞逝，完成那幅壁画已经十九年了。遗憾的是，壁画于2000年“五·一”劳动节前夕被拆毁了。这真是对“劳动”的粗暴践踏。在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并且现在依然强调要狠抓文化建设的国度里，他们事先不征求我们的意见，事后也不做任何交代就把它拆掉了。身为做人兢兢业业，从艺惨淡经营的我们、在品足了“创作与收获”的“欢乐”之后，却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吞咽这本不应有的苦果。这不能说不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遗憾。

2001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