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木之色》后记

走上艺术之路大多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是一名画家，他对艺术的执著就像农夫对土地的眷恋。在我的印象里，父亲的作品所表现的主题始终依托着那片土地，生他养他的故乡。

七十年代末，母亲由乡村迁往城市。最初是不习惯的，一年里要多次回家乡看看。有一天，二弟打开他的影集，拿出一张老照片，是我的母亲。咦讶，我的影集里也有这张。三弟说，他也珍藏着同样的一张。那是母亲二十六岁时照的像，健康、美丽、灿烂的微笑。

如今，父母亲已过了花甲之年，他们依然过平常日子，做平常事情，他们的朴实无华及人格力量是我从事艺术的宝贵财富。

我平时不好言辞，却又交了许多爱说话的朋友，也有与我一样话少的朋友。有一次，几位外地友人见了我半惊半疑地说，以前老觉着你应该是瘦高个，白皮肤的。他们一边说一边递上名片，一下子有了五六张，我只记得那张大名片是彩色的，而我是好色彩的，特别是紫色的。九九年春，深圳的李松樟先生到了我的“玫瑰园”（画室名）说，在玫瑰园里看不到玫瑰，也闻不到玫瑰的气息，不知种玫瑰时的庆仁会是啥样子呢？而我至今也不明白，也许我喜欢玫瑰，是因为它雍荣华贵，凄艳忧郁，还有几份神秘和堕落。这一年，我创作了《鹤场》那幅画。

记得佛诞日，我们全家及一位朋友去兴善寺进香出来，正欲过对面的马路，忽有一男一女停下自行车，回头喊姐，朋友转身凑过去，男子悄悄对他姐说：“你咋把和尚领出来了？”我剃光头，穿长布衣，倒真像个和尚了。

八十年代初，我上大学念书的地方叫兴国寺。兴国寺曾经是古长安的八大寺院之一，那里有山有水，有撒满阳光的小路。我经常沿小路而上，行至半山腰，总要在两棵大柏树下荫凉里停留，再登上西边的“好望角”平台，观赏黄昏的樊川景角。那是一个礼拜天，山上空荡荡的，我绕到柏树的后面，发现还有一座院落，就慢慢地推开那扇发旧的红门，又在正房和两边侧房看了，还用指头沾着唾液湿了纸窗格向屋里探望，啥都没有，身后却忽地卷起一股风，使人胆颤心跳，惊慌地跑出门外，望着锅炉房旁边开放的红玉兰发瓷。

冬天的兴国寺虽说寒冷，但景色迷人。我们上课作写生总离不开那个大火炉，搞得辅导教师只好伸长脖子从外圈看。一天，老师进门就喊：“刑庆仁，形不准”。教室里发出噗哧的笑声，老师也笑了。虽然我当时尽了努力，但科目的分数还是落后。毕业了，我求一枚印章“形不准”，更丑的是，印章所用的石料外形也极不规则，这下倒真成了“邢不准”。

闲暇时间，我好收藏，屋子里摆满了许多的奇石汉罐魏晋的字画拓片，把它视为珍宝。每每感受那些黄昏的陶俑、汉罐，我好像看见了他们的生活，婚姻和生育，那不是历史。作家贾平凹先生好佛,得知我收藏佛像,就三天两头打电话，要拿他收藏的古董跟我换。又在电话里说，他想我了。不会吧，你是想佛了，我说。平凹哈哈笑了，我问他，听说几天前有人送你一尊顶好的佛像？“唉，你想，能有多好吗？看长相和咱俩差不多”。平凹说。

我有爱好，更愿与朋友分享。供在我家的几尊佛像是仿制的，我想：佛没有真假，惟有心灵真实。二十九岁那一年，我有缘在终南观音山法华寺拜见圆照大法师，法师慈祥恬静，平易家常，我听她说的第一句话，“阿弥陀佛”声音不大，却宽宏厚重，好似从嘴边轻轻划过。也是那天傍晚，我在门口的屋檐下望着，法师喊我进屋加了一件她的棉背夹，顿时觉着有一股热流通遍全身。佛讲智慧，我们讲聪明，佛是醒着的人，我们是睡着的佛，这就是俗人与佛的差别了。

今年春上，陕南的谭宗林先生邀请我去一个叫流水的岛上小住。岛上草木茂盛，花儿遍地，我们坐小船，顺水而上，有说有笑，小船行至一块坡地，宗林建议上岸照张合影，岸上阳光照耀，我的眼睛无法睁开，背过身却发现不远处有人在伐竹。

我想，这次在岛上小住是缘分了，也许是命里有一潭水。接连几天，天天望着那水出神，不知何时能在水上漂浮，那才叫滋润哩，可惜我不会凫水。夜里却做了一个梦，梦里出现几位美艳如仙的女子在岸边梳洗，细嫩娇柔的肌肤罩了一层淡淡的绿色。一位女子从东边嗖地钻入水里，北边也凫出两个来，好一个碧绿清凉的境界。等我再绕到北岸，咋又是故乡的那个池塘，有一头大黑牛和一头小白牛在饮水喝。

清早起来，打开门户。一位少女站在围栏旁接听电话，树影在风中吹拂，洒在她紫红色的短衣上。透过竹帘，我快速地记录下这个炎热的夏天。

虽说酷暑难熬，可创作热情不减。在我刚刚整理完西路日记的文稿后，曾经出版过《玫瑰园故事》一书的李松樟先生又应允做这本名为《好木之色》的书。感谢他所给予的帮助，感谢我的朋友和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