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丑城雕”谁之过？

本报实习记者 冯智军 记者 李百灵

城雕这30年来在全国到处开花，但是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丑陋雕塑，已经让老百姓忍无可忍。这次评选代表着网民的一种意见，表明了一种态度——对丑陋雕塑的愤怒，对中国城市文化的期望。

城市雕塑，由谁来雕？为谁而雕？雕来何用？为什么动辄耗资数百万、上千万的城市雕塑，往往是花了钱、费了力、占了地，公众却不满意？本来很简单的问题，现在却越来越让人看不清，更看不懂。

2012年末，由搜狐文化、搜狐艺术主办的“2012年首届全国十大丑陋雕塑”评选，引发网友、艺术家以及媒体对城市雕塑的热议。一次网络评选事件，让各地争相上马的城市雕塑接受一次“吐槽”，带给业界的不应是“未中枪”的侥幸或者茶余饭后的谈资。

热议：网民眼中的“最丑”

2012年12月19日，历时3个多月的“全国十大丑陋雕塑评选”揭晓，总投票数498万多张，在59件候选城市雕塑中，最终根据网友投票数评出了“2012年首届全国十大丑陋雕塑”。此次活动与以往评选最大的不同是专家评委不参与任何的实际评选。据活动评委、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王明贤透露：“这次评选，实际上评委会也有很大的争议，主要是对评选方法的争论，后来我们同意专家、雕塑家、艺术家、理论家不参加评选，因为这是网民的评选，所以我们尊重网民的意见。”

在最终评出的10件作品中，票数由高到低依次是湖北武汉“生命”雕塑、重庆“记忆山城”吊脚楼雕塑、云南昆明“灵魂出窍”雕塑、云南昆明大观园“裸女”雕塑、北京望京新地标、重庆永川章子怡雕塑、广西桂林“扶老”雕塑、郑州中原福塔前小猪石雕、西北大学图书馆前雕塑、江西赣州“十龙聚龟”雕塑。

在艺术家包泡看来，小猪石雕、“扶老”雕塑不仅“完全非专业”，而且“绝对艳俗，艳俗得非常丑陋”。而北京望京新地标和江西赣州“十龙聚龟”雕塑都是属于中国传统符号的再运用，但“老百姓不喜欢，没有新意，也说明广大网民对雕塑发展有他们的诉求。虽然他们对现代艺术不太了解，但是你不进步，老百姓也不要，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包泡说。

全国城雕建设委员会秘书长段喜臣表示：“城市雕塑就是寓教育于审美之中，引起争议和争论，本身就对提高公众审美水平与文化进步有着积极意义。今后的评选，如果集中在对城市环境影响比较大的雕塑，而不是比较偏远的小角落里的雕塑，可能对我们的工作会有更好的启发意义与实际意义。”

觉醒：争议背后的公民意识

近年来，中国城市公共雕塑饱受争议，河南郑州20多米高的宋庆龄像被批为“被绑架的黄河母亲”，乌鲁木齐市的花堆雕塑《飞天》建成12天后被悄然拆除，湖北襄阳以金庸小说中“襄阳大战”为题材的《射雕情缘》雕像一经公布便引发民众的抵制……

王明贤分析说：“中国十大丑陋雕塑评选，是中国当代城市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它说明了社会公众对城市文化的关注，也说明了中国大众审美意识的觉醒。城雕这30年来在全国到处开花，但是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丑陋雕塑，已经让老百姓忍无可忍。这次评选代表着网民的一种意见，表明了一种态度——对丑陋雕塑的愤怒，对中国城市文化的期望。”

全国城雕艺委会评审组组长景育民认为，此次评选显示，公众开始关注我们的生活、生活的品质、生活的文化意义与文化性。在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曾经提出重申环境与人的权利的关系。纳税人有权利关注我们的生活，城市雕塑属于公共艺术，公共艺术本身就服务于公众，它与公众的生活有着紧密的关系。公众怎么去看待它，也体现了后现代文化中公民社会的意识。

错位：专业视角与公众趣味

在这次评选中，有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十大丑陋雕塑中排名最高的两件分别是著名雕塑家傅中望的《生命》和郭选昌曾荣获“全国优秀城市雕塑年度大奖”的《记忆山城》吊脚楼雕塑。据了解，在被公众批评为丑陋的同时，大多数专业人士对这两件作品却是认可和肯定的。

景育民以傅中望的作品为例谈到了实验性雕塑与公共艺术之间的差异：“公众对城市雕塑开始关注，从公众的视野去评价，无可厚非，但是作为城市雕塑，有着自身规律。傅中望是个很出众的公共艺术家，而且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的这个作品代表着一种学术上的追求，但是大众审美与他这种创造性、实验性作品产生了审美错位。”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傅中望《生命》雕塑上重达数十斤的不锈钢“鸟蛋”还曾被人偷走过，导致雕塑残缺不全。景育民认为，傅中望的作品是一种小众化、探索性的艺术，但是放置到公共空间就需要有大众化、普世性的属性。艺术审美不能达成共识，是其作品被评为“最丑”的主要原因。

“最丑的两个雕塑，其实具有非常现代的雕塑语言，根本不算丑陋。”包泡认为，这样的雕塑被网民评为最丑，关乎当代文化社会的严肃问题。“如果雕塑家、理论家只关注‘纯雕塑’的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不发生关系，就会与现代文化的发展脱节。”

元典美术馆馆长梁克刚分析说：“民众的审美趣味和专业的审美趣味之间还是有鸿沟的，老百姓对于抽象的、观念的东西几乎是不接受的，他们还停留在300年前西方古典主义的写实体系当中。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的‘女娲’和‘雅典娜’雕塑把头像换为两位女校董的脸，网民反而没有把它评为最丑陋的。专业人士不应该拒绝群众的审美趣味，我们不能简单说你不懂、不理解，因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公共服务或者知识分子的态度。”

博弈：艺术创作与长官意志

除了艺术探索上的追求未必与公众合拍，更让雕塑家苦恼的是“长官意志”。景育民对于公共艺术有着多年的研究与从业经验，他把影响城市雕塑发展的因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领导的水平、视野与包容度；二是艺术家的创作水平、经验与职业操守；第三是场所、环境、资金、时间等客观条件。

某位雕塑家直言：“什么时候这些具有决定权的官员的认识水平能上一个台阶，城市雕塑才可能有进步。”“作为艺术家你有再好的作品，你有再多的想法，如果不被他采纳，那也是白做。”而另一位雕塑家更是玩笑式地谈起一段经历，做城市雕塑时“被甲方折磨得不得了，真的用权力意志，一句话立马把你阉割了”，从而被迫在做投标方案时投三个方案，一个方案是主打的，另两个方案故意做的比较差，而且在主打方案里还不能做得太标准，故意留一些漏洞陷阱让领导提意见。

和如今雕塑家无奈的处心积虑相比，老雕塑家潘鹤当年创作《开荒牛》的经历值得钦羡。被誉为“倡导城市雕塑第一人”的潘鹤，在创作深圳著名的《开荒牛》雕塑时，先后否定了深圳市委提出的大鹏展翅、莲花池、石狮等几项提议，而是通过沟通选定了孺子牛的题材，并得到了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的响应，这才有了成为深圳精神乃至改革开放精神象征的《开荒牛》。

呼吁：城雕建设应有基本法规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雕塑也在不断进步，从早期前苏联的样式，到现在的多元化形态，确实出现了比较可喜的局面。而随着公众审美意识与权利意识的增强，城雕建设的机制不健全、监控不到位、艺术创新与大众审美的矛盾、文化产业化与文化创造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暴露出来。

雕塑家吴少湘早在1986年就发表了《雕塑——比中国画还要危机的现状》一文，提出拙劣的雕塑将永久地破坏整个环境，而相当一批这类雕塑正在全国大肆兴建。26年过去了，吴少湘看到：“今天问题还在，有些问题具体化了，有些问题更严重了，关键就是一个体制的问题。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是，有一部分雕塑家的自律性、责任心、荣誉感都慢慢消失了，把雕塑当做一个赚钱的手段。公共艺术与别的艺术不同，不能因为一部分人的爱好与决定来影响整个民族的文化气氛，强迫大多数人来接受某些人的观念和爱好。”

对于“十大丑陋雕塑”的网络评选，段喜臣坦言，现在国内城雕的建设体系不够完整，很多雕塑都是直接从室内转过来的，对于城市雕塑本身的科学发展、理论、实践、创作还处在形成之中，作为经济生活与城市建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放在大环境里来研究其成长性。“1993年，建设部和文化部出台了一个管理办法，当时规定重大投资、重要题材、重要地段的雕塑，应该进行比较严格的评审制度。但这项制度随着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开放以后，并没有严格地实施下去。因为城市雕塑本身偶然性、临时性很强，就导致没有相关的机构和法律法规来进行约束，所以目前最有待改进的是机构建设和法律法规的建设。”段喜臣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