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尋李願詩卷 元 趙孟頫 故宮博物院藏

書法史上的魏晉時期留下了無盡的輝煌，以清雅、高逸、流美、洒脫為特征的“魏晉風韻”，一直被后期書家苦苦追索。書法演進有種奇特現象，一種審美風格的形成，從萌動、滋生、繁茂、壯大到成熟，往往經過漫長時間的孕育，高峰形成后又迅速坍塌。同樣，“魏晉風韻”在隋唐后便跌入低俗，雖也不乏書家踵其前賢而光耀千秋，但水准始終難以接近、持平或超越，隻能望其項背空發仰慕之思。

書法特別垂青於魏晉，書家才情早熟，素養寬博，韻致別具，人才輩出各領風騷。我們從書家行為與心路歷程便可知曉“魏晉風韻”產生的本質和動因。魏晉時期書家大多放浪形骸，舉止超脫，不滯於物，不拘於事。這種外界表現緣於他們充沛的內在感情，情感豐富，易於動情，對事對物一往情深，執著而痴迷。而這種情感體認與把握，又緣於他們對生命意識的高度敏感。一方面，他們哀嘆生命之倉促短暫。王獻之《桃葉歌》中的“春花映何限，感郎獨採我”，對人生短促一唱三嘆深感於懷，人生如夢、所欣皆為陳跡的悲涼始終縈繞胸際。另一方面，他們感受到生命反復無常。那個時代，誰都可能瞬間抓住偶然的機遇而登朝入室，誰都可能因不測之際而面臨滅頂之災，世事動蕩成為人們存活的強大而酷烈的異己力量。《三國志·鐘繇傳》中記載：“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正是社會炎涼極好的寫照。再一方面，他們欷歔生命之虛空無依。謝安在《與支遁書》中說：“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生命隨波逐流、風雨飄搖，使得趁時縱欲、及時行樂心態甚囂塵上。為此，他們反復叩問生命真諦與意義，在心靈深處自覺地認識到，真正的人生就是要以自己的風度、智慧和思想來証明自身的存在與價值，用寬廣曠達的胸懷深情擁抱這個世間。

這種自覺的“生命之思”，直接導致“魏晉風韻”的形成和發展。而與之相比較，后世書家再也沒有這種自覺自醒的機緣，失去了原生態感悟的底蘊，有的僅是享受智慧之果的福報，以此喚醒自己的審美意識，“睡他人之榻，被他人喚醒”，正是后期書家無法超越“魏晉風韻”的本質原因。

從書法史上最接近王羲之、王獻之的書家來分析，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這一點。

功利目的和生活體驗使智永成為“魏晉風韻”的謝幕者。作為“二王”后裔的隋朝書家智永書藝過人，但他書寫目的十分功利，生活方式也十分怪異，躲進樓閣臨摹40年，隻望復興祖上宏業，留芳百代。強烈的功利心和生活際遇使他無關嚴冬酷暑，無關春青秋黃，既不聞外界自然風風雨雨，也不見寺內楊柳岸曉風殘月，這樣的舉止本身就與“魏晉風韻”難以合轍，使之書法相較王羲之筆法的秀潤與圓勁還差一些火候，清健流便稍顯不足，欲傳承祖上風韻隻能徒生望洋之嗟，僅成為這一脈最后一位杰出的傳承人。

個性追求和創新理解，使米芾成為“魏晉風韻”信奉者。北宋的米芾天資高邁，為人狂放，信仰魏晉風韻，心慕手追“二王”書跡，《宣和書譜》中記載：“米芾書學羲之，篆宗史籀，隸法師宜官。”《宋史·文苑傳》中說：“芾特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雖然他一生臨池不輟，但刻意角逐個人筆法，求其特殊而又設法求變，最突出的是他筆法圓轉、豎鉤呈現陡起與“蟹爪”，使書作外形過分竦削。他有“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中和”思想的體驗，但又自稱書寫過程為“刷字”，講究痛快淋漓，欹縱變幻。這種人為的色彩和“魏晉風韻”還是有一段不小的距離。

內在情性和自我意念使蘇軾成為“魏晉風韻”突出者。與智永、米芾不同，蘇軾有著自己對生命意義的見解與思考，這正是其《黃州寒食帖》被世人評為“天下第三行書”的重要原因。他理解王羲之的“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價值創造之中，所以有駭世之言“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他的“生命之思”主要表現在人生不必對流逝的生命作無謂哀嘆，不能把生命絕對化，而應多維度去加以體驗，順則“兼治天下”，逆則“獨善其身”。可以看出，他更多的是對王羲之的繼承與發展，而且繼承大於發展，失卻“首創”與“自覺”意義。他將情性和自我意念舉得過高，提出“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的書學思想，過分注重書家主觀情感作用，格外追求創作心態自由。情感濃郁甚於王羲之，有其優也有其劣，盡管如此，還是可以認為，在書法的千年歷史長河中，蘇軾是最接近且具有“魏晉風韻”的卓越書家。

時代審美和承續動機使趙孟頫成為“魏晉風韻”追隨者。元代的趙孟頫直追“晉韻風韻”，耽於“二王”時間最久，潛心研習“二王”功夫最足，明代的王世貞在《彝山堂筆記》中說：“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裡，復二王之古，開一代風氣。”他對書法的最大功績便是復興“魏晉風韻”，影響之大在元、明、清三朝中無出其右。但時殊境遷，世人面對現實已無生命嘆喟。而且在藝術形態上，審美也在發生著變化，彼時總體上藝術審美風格日趨內斂，氣度日趨狹小，特別是藝術上“逸筆”成熟，使得時代審美更加精致、典雅、秀媚、甜熟。同時，在傳承動機上也值得深究，也許趙孟頫追溯魏晉，有著恢復傳統的民族意識，但更多地為超脫現實環境之需。所以后世書家批評他“媚”“熟”，如明代董其昌說：“趙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並非尖酸刻薄。這就是趙孟頫對“魏晉風韻”隻能步其后塵，而不會為其增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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