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此篇文章為人民日報美術副刊主編邵建武寫於1994年，主要針對1993年11月25日在廣州舉辦的中國藝術博覽會有感而發，此次藝術博會出師不利，鎩羽而歸，邵建武針砭時弊，深層發掘其中失利緣由。由此反觀當下藝術品市場有異曲同工之處，遂再推此文，對當下亦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原載《開放》1994年第5期）

邵劍武前記：

此稿原系《美術》雜志約稿，因為“比較尖銳”而被退回，后投新華社上海分社主辦的《開放》雜志發表。第二屆中國藝術博覽會沒有邀請本記者參加，因為“批評了他們”。新華社記者的“待遇”尚且如此，可見批評性報道之艱難。

在中國，藝術博覽會並不是件新鮮事，這幾年來，以博覽會名義進行的藝術展賣活動有好幾起，但是，真正以標准的博覽會形式、完整地引入市場機制進行，則是非去年（1993年）11月25日在廣州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館舉行的中國藝術博覽會莫屬。

然而，首屆中國藝術博覽會出師不利：主辦單位中國文化藝術總公司虧損幾十萬。參展國內外美術機構無一贏利。入場藝術家或人疲財損，鎩羽而歸，或邀人捧場，花錢買了一聲吆喝……

難怪生發於中國藝術博覽會開幕之前的議論至今依舊沸沸揚揚，貶之，褒之，亦貶亦褒之，甚或冷嘲熱諷之……

首屆中國藝術博覽會從一開始就不到位。

一方面，她被拔高了：

主辦者願望過於良好——“博覽會將薈萃中國近代及現代各類藝術之精品”，“目的為引導藝術市場，繁榮藝術創作，溝通國內外藝術交流”﹔

美術界人士希望值過高——“中國藝術博覽會其實是世界藝術博覽會的組成部分，東西方藝術正進入質的較量”。

另一方面，她又被說歪了：

俗者：“練攤去！”

雅者：“權當一次展覽！”

但是，中國藝術博覽會畢竟要在中國當代美術史上佔有她的一席之地。中國美術有數千年的歷史。在如此漫長的時間過程中，中國美術或者是民間的俚俗之作，任其自生自滅﹔或者是宮庭的掌玩之物，越玩越精致，越玩越干癟﹔或者是文人雅士的清供之品，所謂逸筆草草是也。除了偶爾的“愛物”轉讓，藝術品和“買賣”、和市場曾經沒有太多的關系。

清人鄭板橋的“潤格”雖然價碼明確，其實也只是落魄藝術家的一曲調侃。揚州鹽商抬起的畫價充其量也只是曇花一現。

今天氣宇軒昂的榮寶齋，想當年也只是窄窄的門臉，大多由伙計夾著包袱進出於豪門深宅，四處兜售。

沒有破落的八旗子弟，沒有扒墳盜墓之徒，就不會有當年人聲鼎沸的北京廠甸，甚至也沒有今天如竹筍般顯露於各地的民間舊貨市場。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國藝術品市場或者有行無市，或者有市無行。有行無市，是因為那些藝術家多為社會閑散人員，不能讓他們佔領了“無產階級的文化陣地”﹔有市無行，是因為這些藝術家是自己人，是戰友，是同志，起碼也是一個統戰對象，你的就是我的，雖然我的不是你的，勿須談錢，免俗！像齊白石那樣作品有行有市的藝術家，屈指可數。

近十余年來，中國藝術品的買賣火了。可火得有些亂，有如荒郊野火。

——前店后廠，你要誰的，我造誰的，上迄唐宋，下至當今，無所不能，一人不夠便多人流水作業，人力不足則以現代照相術、激光照排輔以造舊為之﹔

——廉價推銷，批量生產，論堆沽價，成捆出口，藝術品成了旅游品，甚至成了冬儲大白菜。江蘇某市曾經年出口中國畫十余萬件，贏利折合每件作品5美元。如此敗家子行徑，卻被識為創匯有道﹔

——今天一萬，明天三百，甚或買一送一，能賣就行，到手是財﹔

——回扣招商，逃稅獲利，走私暴富，盜墓成風﹔

——產品在國內，包裝在海外，孰優孰劣，洋人說了算，外商說了算。

可悲可嘆的是，這些程度不一地成了各地“文化街”的尋常之景，成了各地創匯的“業績”，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成了中國藝術品市場的“規律”。

正是為了扭轉這種損人殃國的“市場行情”，正是為了培育健康的國內藝術品市場，也為了順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施，文化部藝術局委托下屬中國文化藝術總公司承辦，中華文化交流與合作促進會、廣東省文化廳、中國對外貿易中心（集團）協辦首屆中國藝術博覽會。

文化部藝術局局長曲潤海事前有言：“博覽會從繁榮創作和培育藝術市場著眼，改變以往國家撥款舉辦藝術展覽的單一方式，鼓勵藝術家和美術院校、畫院、畫廊、美術館等各方面共同參與。

這樣既可以大體上看到中國美術的創作和人才的概貌，又可以吸引海外美術家前來交流，從而有利於中國藝術市場的培育與啟動。”

中國藝術博覽會因此而具備了這樣一些空前的品格：

規格高——她是政府有關主管部門首次組織的大型藝術品商業活動﹔

手段新——她在國內首次採用國際通用方式——博覽會推銷藝術品，她不要國家撥款，而由承辦公司投資，依靠展位費與門票等收入來運轉﹔

規模大——她所召集的國內美術院校、畫院、畫廊、美術館與國外的美術機構多達200多家，登錄的展品有3000多件﹔

品種全——涉及的品種有中國畫、油畫、版畫、水彩畫、水粉畫、書法、民間美術品與工藝美術品等。

正是這麼些“高”、“新”、“大”、“全”，使這次博覽會從一開始就引人注目。450個展位全部告罄后，有機構和個人報名參加明年博覽會。

參展的藝術家有已故藝術大師李苦禪、衛天霖、王雪濤、郭味蕖等，老藝術家有朱屺瞻、張仃、何海霞、吳冠中等，中青年藝術家有靳尚誼、朱乃正、劉勃舒、盧沉、郭怡宗、方增先、劉大為等，旅居海外的華人藝術家有丁紹光、石虎、陳穆之等﹔此外還有台灣、香港、澳門和外國的一些畫廊、出版社、雜志社。海外的傳播媒介因此而稱之為“世界藝術盛事之一”。

也正是這麼些“高”、“新”、“大”、“全”有如放大器般，把其中出現的、在國內舉行的其它博覽會上亦不鮮見的一些現象集中了，突出了，顯得格外刺眼。“高”、“新”、“大”、“全”四個褒意詞在不經意間轉換成了“低迷”、“雜亂”等貶意詞。

這首先體現為展示水平低。除海外部分展位以外，其它展位基本沒有設計思想﹔被內定為“精品館”的四樓只是布置整齊而已﹔其它各層多為農貿市場攤位水准，雜亂無章，擠擠擁擁，有些連低檔畫廊都不如。而展品藝術水平的參差不齊、且以商品畫佔主導地位更是與主辦者的初衷——“薈萃中國近代及現代各類藝術之精品”相悖。

應當肯定，參加博覽會的一部分藝術家和機構的作品是能夠代表其創作水准的。個人如衛天霖、陳文驥的油畫靜物，常青的油畫風景，井士劍的抽象油畫等﹔張仃、趙衛等的山水﹔方增先、劉大為、關玉良、唐勇力、戴衛、彭先誠等的人物﹔郭味蕖、郭怡宗、江文湛等的花鳥﹔蔣採萍、江宏偉等的工筆。

機構如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展區集中展示了學院部分教師的代表作﹔浙江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展區則以單元形式分別展示了部分教師吳山明等人的作品﹔廣州美術學院油畫系幾乎是全力以赴，展示的作品個性語言都比較突出﹔美國亞太藝術中心展區展示了一批華人藝術家的力作﹔法國烏拉爾版畫藝術公司展區展出的版畫作品在制作和構成等方面顯示了與我國版畫的明顯區別，帶來一股清新氣息﹔翰墨公司展區展示了油畫新生代藝術家的作品﹔海鴻基房地產公司展區陳列的是“93中國美術批評家提名展”的入選畫家作品。

但是，這一切，都被如潮的商品畫所擠挾、所掩蓋，比比皆是的是一些老藝術家的應酬之作、成名藝術家的粗疏之作、未成名藝術家的急功近利之作，甚至還有對他人作品拙劣的臨摹之作。

有這樣一個故事：四川美術學院的一位參展的青年油畫家在“看攤”之余，也到別的展位去“學習”，當他來到13號館的一個展位時，在一大堆贗品中，他發現了自己的一件“作品”。賣贗品的攤主得知他是原作者時，沒有顯露絲毫的驚慌與愧色，反倒十分熱情地夸贊他的畫在當地如何地受歡迎，當地人是如何地喜愛買贗品等。使這位恪守“伸手不打笑臉人”古訓的青年油畫家不知所措，雖然他對自己的作品被仿造賤賣而不無憤慨與悲涼。

而這絕不是獨一無二的，博覽會工作人員曾經制止了一些贗品的展賣，如陳逸飛《夜宴》、《洵陽遺址》等作品的仿制品。但是，博覽會對那些遇牆則上、沿地攤擺的低劣之作，對那些夸夸其談、無恥自捧的招貼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任自流。

博覽會是商業運作，商業的競爭一靠產品的質量，二靠高明而又實事求是的宣傳，藝術品的經銷要遵守一般商品經銷的游戲原則，且有更高的要求，也即特殊性，這就是作品的品位，否則，既不能達到推銷的目地，還有損於藝術與藝術家本身，這應當是一個得到清醒認識與足夠重視的特點與規律。這次中國藝術博覽會所以從個人到承辦單位都失利，個中原因不少，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對這個規律的輕視與忽視。

除了不要國家撥款與以往的官辦展覽不同外，這次博覽會的運作方式與從中體現的運作意識都可以說是一如既往。

雖然，組委會成立了由一大批知名藝術家組成的藝術委員會，也確定了對參展機構與展品的審查原則，但是，組委會的忙亂與藝術委員會的虛設（藝術委員會的9位名譽主任與主任隻有2位出席了開幕式，18位委員不到四分之一到了廣州，而他們在廣州也只是忙於自己的展位與推銷，他們沒有得到應有的權力，自然不能履行應盡的責任），說明審查之說真的只是一種說法，而不是一個必須履行的程序。

這就是我們在過去歲月裡常見的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最少是一種官商作風。人們據此認為主辦單位與承辦單位對這次博覽會、對參展機構與藝術家沒有盡到責任是有道理的。組織機構如此，參展機構與藝術家個人也是如此。參加這次博覽會的人們不會感覺不到彌漫於整個展館和整個展期急功近利的氣息。

開始二天，展區裡還有些清朗氣象，因為無人問津，便沉不住氣了，展館裡陡然雜亂起來：破口大罵者有之，大聲吆喝者有之，相互攻訐者有之，撮堆打牌者有之……藝術家的清高、散淡蕩然無存。這一切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而是中國文化人傳統的“無行”之劣根性與傳統小商小販相互踩踏之劣跡的混合體。

現代化既是行為方式的現代化，更是思想意識的現代化，中國藝術與藝術家要經受住“摩菲斯特”的誘惑與打擊，既要有對於藝術的獻身精神，也要有對於現代商業知識的進修。

這麼多機構，這麼多藝術家，這麼多藝術品（經組委會登錄的作品3000多件，實際展賣的作品則是成十倍地放大，據保守地估計，最少有近兩萬件），但是，真正值得人流連的展位與作品實在是太少，藝術的天地、藝術運作的天地被藝術家與藝術經紀人自己壓縮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藝術機構（藝術經紀人）的小販派頭與藝術作品的小家子氣。

有不少展位與藝術家准備了宣傳品，在博覽會開幕頭幾天，這些宣傳品是贈送的，后來因為藝術品賣不出去，這些宣傳品便成了商品。而藝術家與藝術經紀人採取“漫天要價、就地還錢”的方式使一些已經習慣了現代商業運作方式的客商對中國藝術品的價位無從把握，與藝術經紀人的商洽沒有底數。

如果說，這次中國藝術博覽會體現的承辦單位、參展機構與藝術家個人的思想素質、思維方式、運作手段等方面的差距令人慨嘆的話，她所展示的中國藝術市場整體格局的缺損更應當引起重視。

譬如說，國內藝術家的個人所得稅過高的問題（這導致了藝術品黑市的發達與博覽會場外交易的活躍，有人估計，這次中國藝術博覽會場內外交易的比例最少是1:3）﹔國內藝術品經銷營業的稅收問題（在這次博覽會中，多數展位開具的納稅金額遠遠少於實際金額，這一方面是他們對組織工作的不滿，另一方面也是其法制意識薄弱的一種表現）。

海外藝術品的關稅與海外藝術家的個人所得稅問題（中國藝術博覽會要與整個國家的改革開放大趨勢同步，應當取得相當於特區的某種政策，否則，海外藝術機構與藝術家隻能是畏而卻步）﹔藝術經營機構、藝術經紀人的專業化與權威化問題（藝術品經銷的現代方式是代理制，讓藝術家直接與客戶洽談畢竟是一樁令人尷尬的事）。

藝術批評與藝術商業的相互參與問題（藝術委員會再也不能形同虛設，中國藝術博覽會要提高品位，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強化藝術審核制度）﹔藝術品市場的渠道溝通與地下市場的公開化問題（中國藝術品市場交易的偶然性，既說明了社會對於藝術品的認可還缺少市場角度，也說明中國藝術走向世界的道路還比較漫長，中國藝術家的世界化離不開國家實力的進一步增強）。

藝術品市場各相關方面的利益分配問題（沒有一個合理的利益分配原則，就不可能有一個健全的藝術品市場，現代市場的格局既是相互競爭，也是相互依托，不讓別人賺錢的人，自己一定賺不到錢）等。

這些問題涉及到法律、法規、制度等方面，要在一兩次活動中找到解決辦法是不可能的，但是，如何總結、如何認識，如何逐步解決卻是一個刻不容緩的工作。

首屆中國藝術博覽會是不成功的，但她無疑是歷史性的。

成功了，是英雄﹔失敗了，也是英雄。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